在回国的飞机上，从航空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澳门的文章，才知道马礼逊一家的墓，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回到家后，从书架上找出《马礼逊回忆录》开始读。

    马礼逊卒於1834年，离鸦片战争爆发仅6年。稟承父志的儿子马儒翰，虽然英年早逝，却还是死在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

    由这两个年份，令我想起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的一句话：“做中国人的朋友的关键，是得死的是时候。”费氏的感慨很尖刻，也很深刻。

    马礼逊死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在感情上比较容易接受他為朋友。而他的儿子，死在鸦片战争之后，却很容易被视作是中国人的敌人。更要命的是，马儒翰的语言天赋，使他成了当时唯一能胜任中英谈判的译员。这一参与，变成他短暂一生的致命之处。

想到马氏父子的死，就很想去看看他们的墓地。彼时，正和台湾的朋友接洽赴台之事。香港的文友，邓弟兄夫妇，忽然写email来邀请我到香港去，分享文字事奉的心得。我在回信中顺便提到一謁马礼逊墓的想法。邓弟兄告诉我，从香港坐船到澳门只需一小时，一个下午就能满足我的心愿。

到了台北，不论是校园团契还是宇宙光出版社，都在谈论2007年纪念基督教入华200周年、也就是马礼逊入华200周年的事。

我有幸拜访了教会史专家查时杰和魏外扬老师。见到史学家，尤其是主内的史学家，我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您如何看待马儒翰涉入南京条约的签订？”

查老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推荐我先去看苏精所著、介绍马礼逊和他身边之人的新书《中国开门》。魏老师回答时，则谨慎地斟酌著字句：“从事外交工作并不等同於侵略。很多人只定睛在传教士负面的言行，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传教士积极那面的事实摆出来给大家看。”

我心深处，其实也知道，这样的问题远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之所以还是问，是因為这是20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问的问题，是因為这是200年来西方赴华传教士一直面临的敌意、华人基督徒一直面临的尷尬。所以我企盼主内的史学家能压缩出一份快餐式的回答，以应对国人的质问。然而，历史的困惑，永远没有简化的标准答案。一字不慎，回答者便也成了“汉奸”，或“帝国主义的走狗”。

回程时住在香港邓弟兄夫妇家，邓弟兄特意从网上下载了好几篇关于墓园的介绍。其中一篇是魏外扬老师原载於《中信》的文章《墓园故事多》，较诸其它文更为详实。

坐渡船由港赴澳。登岸后，计程车把我们带到墓园。墓园在马礼逊小教堂后面，绿树葱郁，静谧无声。因为事先读了魏老师的文章，很快找到了马氏一家的4座坟墓。

从墓碑看过去，最早去世的，是马礼逊的长子、只活了一天的雅各（他夭折于1811年）。因为实际上把他埋在了郊外，所以墓园中只立了一块令人心酸的小石碑。10年后，马礼逊的前妻玛丽去世。因为无处下葬，当时雇用马礼逊的东印度公司，买了这块地，作為旅澳西人的墓园。13年后，马礼逊去世，葬在他前妻的左侧。9年后，马礼逊的次子马儒翰去世，葬在右侧。

马礼逊临终前，劝慰围床哭泣的华人信徒说：“百年后当结实万倍。”果然。

马氏夫妇的石棺上刻了很多铭文。而马儒翰的石棺上，一如魏老师所观察到的，除了名字以外，不著一字。为什麼马儒翰连生卒年月也不愿镌刻在墓石上？难道他在生前就意识到，死在鸦片战争后、又参与南京条约的自己，将被误解，因而缄口不言，留下一块无字碑任后人评论？

然而，我们是谁，又有什么权柄论断自己的弟兄？

当我忙著用数码相机拍摄各种资料的时候，邓弟兄在后面喊我：“姊妹，不能光顾著照相，让我们在马礼逊墓前默祷。”于是，我们3人围立在马礼逊的墓前，默默地缅怀这位宣教先驱。

看园人从门口用粤语对我们说，五点一刻清场关门，催促我们早早了事。直到我们离开，自始至终，墓园中只有我们3人。

征得门卫的同意，我们又参观了毗邻的东印度公司遗址（今东方基金会）。建筑正在整修，除了一目了然的花园外，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虽然如此，仍有三两名游客在园中漫步。

东方基金会旁边，是白鸽巢花园，本地居民休闲的好去处，随处都是纳凉嬉戏的男女老少。

沿著小路走不远，就到了著名的“大三巴”（圣保罗天主教堂的音译）。巍峨的门楼下人群涌动，多半是远方来的观光客。

再登船离岸，看到暮色中，码头上新建的赌场霓虹闪烁，想来赌桌边、角子机旁，也一定是人满为患。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夜幕下寂寞的马礼逊墓。

这天不仅是周日，而且是中国的国庆假期，所以不仅澳门居民和香港居民，利用双休日出游，还有很多国内的游人来此过“十一”黄金周。一路上已经听到东南西北不下5、6种方言了，路头巷尾挤满了逛街购物的人群，各个观光景点也热闹非凡。而马礼逊的墓园，竟无人拜謁。他生前所忍受的孤独，在他死后仍然延续。200年后，他所服事的民，大多数仍没有认识他，也不认识差遣他来的那一位。

一直休息得很好的我，那天晚上失眠了。苏州拙政园有一座亭子，叫“与谁同坐轩”。这是一个浪漫的名字，也是一个孤独的名字。想到荒无一人的墓园，又想到人潮涌动的“大三巴”。阳光下无新鲜事，200年后，人们追求的仍是外表的华美与壮观，以及看得见的名气。

当年的马礼逊，路过尚未烧毁、更為巍峨的大三巴，或是路过金壁辉煌的天后宫，再回到他的小教堂，向区区3、4人佈道时，他的心中会不会掠过对使命的疑惑：“神，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你为何拣选我？为何差遣我到中国来？面对这亿万之众，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究竟又能做什么？一个人，真能改变一个人群、一个民族吗？”但显然他最终的答案，像他在“三叉号”船上回答别人一样坚定：“我不能，但神能够。”

马礼逊一生，都在寻求与他同坐的人。孤独贯穿在他的书信中。在澳门的西方侨民中，鲜有人与他同坐。正因为东印度公司不愿载送传教士，所以马礼逊只能绕道美国，曲线赴华。虽然马礼逊出色的语言才干，令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长年倚重他，但对他的传教事业却深具戒心。澳门天主教的神甫则敌意更浓，他觉得马礼逊来，不是一起开拓神的国，而是来抢他的地盘。

当时，除了个别艺术家、医生（如马的岳父）、外交官外，停留在澳门的，多半是水手、商人、鸦片贩子和冒险家。这些人，不但对宣教事业毫无帮助，反而经常引起各类外交纠纷。东印度公司的墓园中，碑石林立，埋的很多都是马礼逊的同时代人，但有几个在马礼逊的事奉中有份呢？

在外邦人中做美好的见証？对旅澳西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苛刻了。

玛丽是曾与马礼逊同坐的知己。但是短短12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马礼逊每年有近半年的时间，要到广州参加贸易。因清z /-府严令禁止西方妇女入境，所以玛丽必须独守澳门。玛丽的父母早已回国，她的弟弟威廉，原来决定留下来跟马礼逊学中文，几年后却放弃了向中国人传道的念头，转去印度。

长期的分居，亲人的离去，长子的夭折，和先天的体弱，使玛丽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於1815年带著一双儿女回国疗养。虽然5年后她健康好转，把儿女带回澳门，却在第二年分娩之际急病去世。

丧妻的马礼逊，不得不把儿女又送回英国。翌年，马礼逊唯一的同工米怜又去世。马礼逊又是孑然一身。

但是几年后，马礼逊还是把孩子们带回了伤心之地，继续服事中国人。

“我的一家要世代事奉耶和华”，对家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沉重了。

马礼逊一到中国，就开始呼吁西方教会派遣更多的传教士赴华。直到6年后，他才迎来第2名传教士米怜。米怜却无法停留澳门，转赴马六甲传道。即便是这样唯一一位唇齿相依的同工，也很快过世了。

米怜去世8年后，也就是马礼逊去世前4年，才有第3“批”传教士前来──这回由两个美国差会派遣，加在一起，也只有两名。

不仅如此，马礼逊竭尽财、智收集到的中国书籍，运到英国后，先是受到海关的官僚对待，然后便是长年尘封，无人过问。在他建议下开办的汉语学院，也在他离开后关闭，不仅因为师资无著，也因为生源渺茫。

马礼逊发出的200余封书信，回信率低於百分之一。有的或许被水手不经意地撇在货船的角落，有的或许在海难中失散。更多的则可能在下午茶、小甜点的奶香中被冷漠所湮没。马礼逊既然去了远东，学了汉语，就让他和中国人去社交吧。

然而，虽然不参与，批评却照样批评。当马礼逊为了获得驻华的合法身分，不得不受聘于东印度公司时，就有人谴责他背叛了宣教的誓言。当马礼逊在封闭得如铜墙铁壁般的大清帝国，孤军奋战20餘载，编撰华英字典、翻译圣经、创办英华学院，并笔耕中英文著述近40种时，却有人嫌他的翻译和教育工作皆为不急之务──几乎所有这些批评家，终生没有到过中国，也不识一个汉字。

甚至今天，西方非基督教的史学家对马礼逊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

“到中国去宣教”？对马礼逊母国的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匪夷所思了。

那么，马礼逊所服事的对象，有没有意识到，他所付出的牺牲呢？

清z /-府不仅禁教，而且严格控制洋人入境、与中国人接触。马礼逊学中文、购买中文书和印刷中文书籍，都要付出高于市价数倍的金额，不然就请不到人冒死来做。

中国商人重利，文人重名，都视马礼逊所传的福音为愚拙。迷信的平民，甚至对马氏客死他乡的妻儿毫无同情心，不允许他在当地人中落葬。终其一生，马礼逊亲自带领归主的中国人屈指可数。而且，除了梁发之外，大部分都从教会流失了。即使今天，听过马礼逊这个名字的国人，也比例极小。

“相信耶稣基督”？对中国人来说，马礼逊的声音太荒唐了。

教会内外，仍有很多华人，把中国近代史的屈辱记忆，投射在以译员身分参与外交的马氏父子身上。但是当时除了传教士外，还有谁会钻研中文呢？作為那个时代文化桥樑的马氏父子，是否便注定了生前生后受双重的批判？

因此，我重新深思《创世记》中对挪亚的评价──在表明“挪亚是个义人”之后，圣经补充了一句，“在当时世代（他）是个完全人”。我们都只能在神放置我们的那个空间和时间称义，在我们所生活的世代认识神、跟随神、事奉神。史前时期的挪亚如此，十九世纪的马礼逊如此，200年后的我们仍然如此。

比如，在马礼逊的文字中，“heathen”（异教徒，含野蛮、未开化意）和“pagan”（异教徒）的字样，对受过现代社会学训练的我格外刺眼。或许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之一。但在十九世纪，这两个单词大概是他能想到的最中性的词汇了。其实，pagan这个单词，直到一个世纪后，林语堂先生写《信仰之旅》（英文为From Pagan to Christian）时，仍然使用，并无避讳。

与邓弟兄探讨，如何在阐述教会史时，引起现代人的共鸣。若是读者合上书本，只觉得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歷史，瞭解了几名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们看完一个又一个宣教的见証，受到感动之后，只不过一次又一次“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又有什么益处呢？

华人基督徒文字事工，如何能做到，“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马礼逊啊，马礼逊，但愿蒙受你事工之恩惠的华人教会，并不只是在200周年的日子里才想到你。愿我们每个人都兴起效法你，如同你效法主，向这个世代发出一点不一样的声音──因你那沉默的石棺所发的声音，比任何人声更振聋发聵：“谁与我同坐？谁与我同工？”

原载《举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