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等人的研究，已雄辩而实证的得出结论，中国人是从古到今，都是崇尚“实用理性”的。就是凡事基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从最实用、最外层的部分着眼与着手。只要果子不要树木；只要木材，不顾森林。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路，更证实这个特性和惨痛后果，深远流长。今天的生态危机亦然，大家只要一次性用品和精美包装的方便，根本不顾长远与根本利益。对于惯性地生存于实用理性之中的人，即使对基督教这样一个要把人从有限的今生向永恒提升或者说引导人从永恒来审视今生的信仰，也往往要问，这个信仰到底对个人（今生的）生存有何意义价值（有何用）？对于（当下的）社会有何意义价值（有何用）？

 

　　而薛华博士的《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的兴衰》（以下简称《前车可鉴》）则堪称是一本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透视历史进程背后的力量与法则的经典之作。是一本较深刻的“形而上”的书。而古今中外，大凡具有广泛、深远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大都是坚持“形而上”决定“形而下”的。

 

　　作者法兰西斯?薛华博士，有当代基督教卓越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宣教士之称。他深入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现了2000多年来，从基督教会在古罗马压制下的兴起及古罗马的败亡，经历中古世纪教会受世界文化侵蚀的变质与人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信心归正（也即信仰复原、宗教改革）带来的深远后果，然后是启蒙运动与科学g e命，一路下来，直讲到如今迷失于支离破碎中的后现代文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坠落和深层危机。揭示整个历史进程背后，基于人本与神本，基于不同面貌出现的人本主义与信心归正两种源流，所指向的不同法则与所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后果；以及这些法则与后果，对现代社会现代人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影响。面对如此景况，“我们何以存活呢（howshouldwethenlive）？”薛华强调，关键取决于，到底我们是要从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视角和思维去审视历史和一切，还是要从本于圣经的信心归正（“信心归正”在原译文为“宗教改革”。这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原文里，强调的都是“信仰的归正”，或“正信的复原”，指的是恢复对三位一体上帝的正确信心，所以或以“信心归正”代替“宗教改革”为好）的立场，来审视一切，从中吸取教训，并持守那始终把人带向永生、平安、公义、慈爱、尊严、意义、和谐的法则——永活的真道中。

 

　　薛华从对古罗马历史开始，一直考察到当代社会纷繁万象背后，人心又归于空虚迷茫浮燥破碎退化的现实。他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任何基础薄弱的文化或个体，只能在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如罗马人的小小拱桥，只允许人和马车经过，如果有当代的载重货车驶过，拱桥必会塌下。同样，文化和个人的生活及价值体系，如果不是建立在比他们有限的本身更为坚固的基础上，结果也会如此。而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没有无限的上帝。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理智上没有稳固的立足点。结果，他们的价值体系便不足以承受个人生活和政zh i生活中的种种压力。罗马终于倒下了。罗马的败亡并非因外来势力，如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内在基础，那些野蛮民族不过是促成它的崩溃而已，实际上当时的罗马帝国日趋腐朽，是自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古罗马的世界观发展到最后，所表现的是残酷和堕落。公然地表现“性”，当时人竟也不以为耻。但基督徒却能抵抗不同宗教混合的侵蚀和不受罗马文化种种坏方面的影响，说明了基督徒世界观的力量。这力量是扎根于一位无限的、同时却是有位格的上帝，和他借旧约圣经、借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及借后来逐渐写成的新约所说的话。上帝说的话是人可以了解的，这样，基督徒不但懂得人类靠自己无法找到的关于宇宙和自身的知识，而且有了普遍而绝对的价值观，可以作为生活以及判断他们身处的社会和政zh i环境的根据。同时，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于是他们找到了个人独特的尊严和价值的根据，有了清楚的方向和不可动摇的准则。

 

　　随着基督教被接受为罗马国教，受够了逼 -/迫之苦的基督徒，自然因而松懈下来，结果陷入了圣经严严警诫的“与世俗联姻”的网罗。“新约所宣示的基督教本质，却渐渐被人曲解，加入了人本主义的成分：教会的权力逐渐超过圣经的教训，同时教会愈来愈强调人得救是在乎颂扬基督的功德，而非唯独倚赖基督的工作。这种人本主义的成分，在内容方面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就是将本来属上帝的都归之于人。由那时起至16世纪，基督教不断对这些曲解圣经的观点进行反驳及归正。”

 

　　不过，在漫长的中世纪，拥有生病的大树，也强过文化的荒漠。“虽然教会上层的人肮脏不堪，但教会也曾关注到高利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个尽力控制贪婪和经济剥削的社会，和一个推崇少数经济操纵专家的政策的社会到底是有分别的……中古时代所倡导的经济原则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中古教会高举诚实和尽心工作等美德……此外，当时的教会设立了很多医院和慈善机构……当时在意大利锡耶纳（Siena）设立的一所医院，至今仍保持正常工作。”

 

　　文艺复兴拒绝上帝——其实不是拒绝，而是本来就不认识，其拒绝的是已经坠落的“教会”所教的那个虚假的“上帝”，以及放弃了通向认识真上帝的道路。其后果是，“如果人（一个个体的人）没有终极的意义，那么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处呢？一切道德、价值和法律又有什么根据呢？如果人以个人的行为为本而不以一个绝对为依据，我们又以什么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标准呢？……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和以后的人本主义，是不能找到赋予人生存和道德的意义的‘共相’或‘绝对’的。”现代人陷入虚空、迷茫与找不着北的困境中，其根由早在当初就种下了。这个“当初”从圣经中看，则可以追溯到亚当夏娃违背上帝法则的那一刻开始。

 

　　宗教改革彻底地坚持圣经观点，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犯了罪，帝王、后妃、农民、教授，无一例外——这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相反。人本主义对人的问题，只究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但圣经就不同了，当人面对自己时，圣经就可以帮助他解决当前的困境，人借圣经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自己既伟大又卑污的模样。历史学家布克哈特于1860年，揭示欧洲南部文艺复兴和北部宗教改革的主要分别。两者都提倡自由，但南部流于放肆，而北部则无此现象。原因是根据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人无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赋予意义，同时在道德范畴中也无法得到“绝对”；北部则不同，宗教改革中的人在自由中抓住了绝对价值。

 

　　宗教改革使圣经被高举，不单成为道德的基础，更成为法律的基础。改教家如布塞尔和加尔文的宪法思想后来都有成果。长老会治会制度的宪政模式不单是政zh i规限原则的一个样板，也是一种教育。民zh u政zh i的宗教改革精神在卢塞福的著作《法律是王》中表露无遗。因为政zh i权力是操纵在法治的z /-府手中，而不是由人专横独断，而法律的最后权威是圣经，并不是人，所以可以有自由而不混乱。卢塞福的著作通过韦特斯普恩（JohnWitherspoon，1723-1794）、洛克（JohnLocke，1632-1704）、杰弗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等人——当然他们并不全是基督徒，对美国宪政也有很大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宗教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有着绝对不同的基础、立场和姿态，最后更产生了绝对不同的结果。1688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改革。改革后的国会事实上是与君主同权。这种制度，有意对君主制度进行约束，使它不能超越本身法定的权限。法国大g e命企图重演英国的g e命，却没有根据宗教改革的精神，而以伏尔泰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为基础——伏尔泰本是借鉴英国经验，却是典型的要果子不要果树，要自由不要上帝的人——结果导致了一场血腥惨剧。宗教改革者对人本身并不抱任何幻想。既然人是堕落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罪人，那么，人就需要别人监察和制衡，特别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需这样。宗教改革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监察和制衡权力的办法。奉行宗教改革的国家，社会的“治乱”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由于人本主义者无法提供‘绝对’，因此个人的道德和政zh i生活往往武断而又反复无常。”而奉行宗教改革的地区，人q uan就比较有坚实绝对的根基。

 

　　现代科学不是来自于伊斯兰文明圈，也不是来自于儒家文明圈，与印度教或南非或世界上其它的地方也没有关系。“希腊人和中国人都逐渐对科学失去兴趣。文艺复兴和希腊文化传统，与当时科学的觉醒是有关系的，但据此而推断说，单凭希腊传统便足够引起科学g e命，是与事实不符的。”真正造成影响的是基督教。在科学界很受尊重的怀特海和奥本海默——二人都不是基督徒，但都是大师级的人物——都承认基督教是近代科学之母。基督教持定“创造宇宙的上帝在圣经中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上帝，因此便足够成为科学研究宇宙的基础……如果一架飞机要飞行，它的构造必须符合宇宙规律。人不论相信什么，也必须要按照以往所发生的事情，才能解释新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便不能对事物有什么解释，连科学也不能可靠地运用在技术上了。”

 

　　大部分近代科学的拓荒者，包括培根、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法拉第等等，都是以基督教做基础，而且其中很多是基督徒。“即使那些非信徒，也都是在由基督教而产生的思想形态之下生活，特别有一个信念更影响了这群科学家：上帝是创造者和定律的赐予者，人可以从创造之物发现他已经将定律融在创造之物中。后来，基督教基础失去了，某种传统和冲击力已经发动了，而人类对科技的实用需求及对国家的控制，使科学继续向前迈进，但科学的重点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目前日渐脱离基督信仰的科学与高技术，已经成了一把悬在人类头上的可怕的两刃利剑。想想一些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手段掌握在不敬畏上帝的人手中，其中隐藏着何等的危机！

 

　　当人脱离万有的本源、自己的创造与救赎主上帝而高扬人本主义，就已经落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上帝的“任凭”里，其终局远远比当时所造成的灾难与惨痛为强烈，乃是有限痛苦与永恒痛苦的差别。20世纪就是各种人本主义大试验的高峰：

 

　　——在政zh i领域，德国法西斯与苏俄g e命，从左右两个极端展开，都以极残酷的方式，摧残了数以千万计人的生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人本主义狂妄的登峰造极的表达，最后都是靠着上帝借着对基督教比较敬重的英美等国收拾残局、稳定局势和施行拯救，保守末日审判不提前到来。

 

　　——在科学技术领域，标志是开始失控的原子弹与生化武器。

 

　　——在哲学上，无论是尼采的“超人”还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都已预言了时代的悲剧；在康德的时代，这位在理性研究的顶峰的人，却无法解决个体（殊相）和意义与价值的对立的问题。单以人做出发点，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是没有办法统一的。存在主义者的名言，“存在就是虚无”与“他人就是地狱”，等于宣告了人本主义所必然回到的圣经宣告的“任凭之人”的地位上来。

 

　　在人本主义者“一切都是相对”的口号下，现代人在心灵绝望的碎片中，步入了后现代虚幻的“新纪元”。人本主义的理想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大崩溃，从高举人本的理性到不得不崇尚非理性主义，到各种颓废主义、犬儒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大流行、大回复——历史又似曾相识？“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自我中心，碎片化生存，吸毒、酗酒、杂交和同性恋、各种形式的纵欲、崇尚改头换面的东方佛教、印度教等虚幻的神秘主义——“现代的悲观主义和割裂的风气，在地理上，从欧陆吹到英国，再转经大西洋吹到美国去；从知识分子透过大众传媒，传给每一个人……当代人为规避理性，跳进非理性的境界里以求好过，结果不单丧失了人性、道德规范和确定事物的能力，而且使自己生活在亦真亦幻的世界里……哲学上重要的观念愈来愈不以正规哲学的形式表达，而以绘画、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取代。”而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上，人不是机缘的产物，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人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是肯定的，是有规范的，足以辨别虚幻，人之为人是可以理喻的，这是崇奉人本主义的现代人所欠缺的。

 

　　背离上帝之道的相对主义的道德观，所必然导致的另一结果，就是无论是否拥有宪政民zh u——当然宪政民zh u仍是很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而且宪政民zh u的核心观念与原则、目标：保障人q uan与权力制衡，都只能来自于对基督信仰——无论何种情形，都会变质或直接导致大众的命运由完全不可靠的少数精英在控制。这种控制在太平时期看不出什么大危机，尤其是在宪政民zh u政体下，总还是尽可能满足公众利益的，但在危机来临时，比如说，能源即将耗尽，或者淡水与土地就那么一点了，那么，在任意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念下，那些“价值小”而弱势的人群，就将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不得享受人的待遇”——今天可能只是针对未出生的婴孩，更大的危机来临时，可能就是针对老年人、残疾人、患绝症的人，直到其他更多的弱势群体。看看北京等大都市，如何以“承受不了”为由不承认数以百万计的“流动公民”——其中有的已经两代人在北京生活二十余年，在老家已无任何指望，然而城市却不承认与接纳他们。

 

　　现代人赖以维系社会文明的人本的多元自由主义，在反对同样人本的极权专制主义的时候，是显得很有价值和说服力的。然而归根结底，却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表面花开两朵，一为毒花，一为香花，实际却是同一株高抬受造的人以拒绝造物的上帝的树上发出来的。都是《创世记》第3章中那棵让人不要上帝而要自己“分别善恶”的树所结的恶果。唯独上帝是绝对者，正如唯独二加二可以说自己等四一样。一再重复的历史陷阱与教训是：只要人试图把自己当作上帝，去要背离了上帝的创造物自己标榜的多元与自由，最终都要失去真正的自由，从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多元，只能因着自说自话、自顾不暇、没有定见、没有依靠而陷入混乱空虚。不论是以极端的“法西斯”独裁方式的路径，还是“由鲜花铺就的通向地狱的道路”的东方权极主义方式，或是由蒙受了基督救赎的大恩而建立起宪政民zh u与人q uan保障的欧美发达国家，最终却因太舒服了，什么都似乎可以靠着人自己能够解决而不再信靠和敬畏永活的上帝，以致从基督信仰日益滑向人本的多元自由主义的路径，最终都将导致由道德上根本不可靠的技术精英控制一切、使所有人沦为“非人”的恶运。

 

　　从基督徒的视角看，圣经一开始就启示人类只有两大族类，一是以自我、以人本为中心的，即该隐的族类；一类是以上帝为本的，即塞特的族类。前者想要肉身成道，建立地上巴别塔，自己成为上帝；后者相信人只能活在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救恩之中。对基督徒而言，上帝才是真理和良善的本体，法则（包括自然科学法则和道德法则、属灵法则的一切法则）的制定者，上帝之外没有真理、法则和良善。上帝是创造者，也是标准的衡量者，试图以别的作衡量（无论是何种衡量）即是罪与坠落的总根源。最终势必又落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之境。

 

　　“人本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是残酷和支离破碎的，因为人叛逆上帝。”

 

　　相反，信仰的归正给社会带来的却是“自由而不混乱”。因为人人都同意圣经中的“绝对”，于是个人便有自由，人获得真正的内在价值时，自由就在其中；没有这些因素，自由就会导致混乱和紧随其后的独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洛桑学院（LausanneAcademy，现已改称大学）神学教授微内（AlexandreVinet，1797-1847）……说：“基督教是人类自由不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