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哲人唐《论“有”的哲学》一书随感

　　《论“有”的哲学》一书的作者哲人唐，不但是一位拥有一种安静气质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位拥有信仰的虔诚的基督徒。本书文字中的论说与思辨，不急不缓，使来自深厚储备的知识库存里，细流涓涓，不停地流淌出一串串令人惊异之语，给人振奋和惊喜。新鲜的词汇，新鲜的话语，新鲜的观点，新鲜的结论，都叫人耳目一新。仿佛作者不是在写文章，而是正在一条陌生崎岖的山路上攀登，而且独辟蹊径，每向前走一步，都有一簇新绿惹人眼目，但不飘摇、不反转、也不冲刺、居然能步履稳健地直抵山巅。

　　本书空间里阐释出的哲学观点和思想，不管是存在论、认识论和创造论，都围绕着一个“有”字来展开的。可谓是一本名符其实的关于“有”的大学问，所以被称作《论“有”的哲学》。这一哲学所以新鲜，是因为由“有”字激荡出的自成体系的一道哲学风景，与其他哲学书籍相比，显出了一种与其迥然相异的色彩。

　　本书一个最重要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这部书的根基与依据都是来自于《圣经》。在圣经真理的光耀之下，作者以其独特的眼光，对古今中外的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判和思考，创造性地提岀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观点。如生命一元论、灵是唯一的创造主、数学的哲学原理、“有”的定理和定律、认识与存在和创造的关系（认识是对存在的复合、对创造的回归）、时间的本质和时空的性质等。对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认识论和创造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在这一审视和梳理的过程中，居然让作者惊异地发现和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里，我们可以领略到许多关于“有”的概念。在存在论里可以看到“是有”、“非有”、“变有”、“实有”、“虚有”、“定有”；在认识论里可以看到“明有”、“暗有”、“显有”；在创造论里可以看到“元有”、“次有”、“他有”等等。这一系列的“有”的概念，虽显抽象，但当被作者赋予具体形象的解读和诠释后，却为我们打开了一幅哲学意义上的广阔画面，叫我们可以信步轻松地走进这个境界，徜徉于此，与作者一起得着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

　　打开书卷，隨着书中严密的逻辑所展开深邃的思想内容，你会发现，该书的岀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确立在对神的信仰之上，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正是确立本书的一个基点，既是作者创作此书的基点，也是读者阅读此书的基点。作者虽然不是一位哲学家，但有正确的信仰，上帝赐给他智慧和知识，使他写出这本不寻常的著作。作者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做过辽宁省化工学校和辽宁省工农干部学校的副校长，而且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但俗世的冠冕与荣耀，并没有使他忘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他是一位哲学爱好者，同吋又对自然及宇宙奥秘十分感兴趣，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思考。在长期的追求探索中不断地寻求答案，阅读过大量的哲学科学上的书籍，期望在求索中能有所收获。但是，直到晚年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其思想意识才被真光所照，让他的灵魂豁然开悟，有了安静依靠的栖息之所。也就在这个时候，作者智慧里的潜能一个又一个的迸发出来，终于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答案。在经历了十几个寒暑的艰难思考和探究，他将这个答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记录下来，就是这部哲学著作《论“有”的哲学》。

　　与其说这是作者哲学上的造诣之作，不如说这是作者对《圣经》真理的心得感悟，只是用哲学的话语方式加以表述罢了。这本书里闪烁出的真理完全是出于神的光照，是《圣经》真理与冗杂的哲学理念，在作者心灵中相互碰撞摩擦出的闪光之作。这就恰好应验和证明《圣经》中的真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正是因为作者对神的虔诚与敬畏，对至圣者深刻的认识，对自己选择的信仰的坚定与执著，才结出了这颗盈满了神的恩膏的果实。就这个意义上应当说，这是一部因信仰而诞生的哲学著作。

　　浏览于喧嚣浮华的网络之海，莫不如伫立在罗丹雕塑的《思想者》面前，那么叫人平心静气。同此，走进作者哲人唐以信仰文字雕塑出的《论“有”的哲学》里，就感觉是走进了《思想者》塑像面前那样，扑面而来的那种寂静独立的气息，瞬间就会抹去我们心灵的浮躁，被其纯净的哲学思想所濡染和淘洗。

　　在这个以“有”铸就的宏大的哲学境界里，存在论、认识论和创造论这三大哲学命题被作者视为主要的思辨论说对象。但无论是引经据典还是事例举证，都是围绕着“有”这个新颖的哲学概念完成的。从写作顺序上看，虽然创造论是最后论述的，但可以窥出，作者对“有”的哲学体系的确立，最初意识里萌发出的闪光点就在这里。作者对这个创造论的哲学命题，以勿容置疑的语气说：“灵，是创造的主体，只有灵才有资格坐在创造的宝座上。创造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创造主的一种行为和能力。创造本身既是创造主意志的展现，又是创造主智慧和能力的发挥。灵是唯一的创造主，创造是灵的专利。”

　　这一论断显然来源于作者所信的《圣经》。“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1:2）类似这种证明神是灵体的经文在《圣经》中可以找到很多，所以，说灵是宇宙和万物的创造主，说灵是创造主的本体，就是在说神的本体是灵，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与圣经真理是一致的。

　　这一闪光点，逐渐引燃出了作者更为广阔的思路，对哲学上的认识论和存在论又进行了梳理分析和考据，最后确立了一个在哲学史上空白的崭新概念。这就是“有”的概念。这个“有”的概念是从老子《道德经》中的“无名”而来。这“无名”译成现代语就是“道”的意思。作者经过一番论述认定，老子所说的“无名”就是《约翰福音》里提到的“道就是神”，并且翻转了历来学者们把老子的“道”看作唯物主义的说法，其中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老子自己就直接把“道”说成神。“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句话的意思是，道是永远不死的神，她是宇宙之母，天地都由她而生，她孕育万物生生不息，连绵不断，无穷无尽，使用起来永不损毁。

　　作者以大胆和敏锐的眼光挖掘出《道德经》中的神学思想，否定颠覆了以往历史上对《道德经》的解析，沙里淘金，笔力穿透千古，令人眼界大开。最后作者引用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中一段话：“‘存在’，它既包括所有的存在物，又能代表这些存在物的共性。它的性质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动的、完满的。它是我们思想的对象”。作者从中得岀结论：‘存在’的这些性质，与‘无’的性质完全相同。因此，巴门尼德的‘存在’，就是老子的‘无’。无，既然是存在，就不应该叫‘无’，而应该叫‘有’。

　　这种以中国老子的“道”与西方的“神”彼此互证，相融一体，查找追寻神在中国运行脚踪的工作，虽说浩繁，但在“无”既“有”的概念得出后，终于在作者的意识里又透出了一道曙光。这道曙光，就是作者确立的无即道，道即神，神即灵的关系。由灵的实体性质，依据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指出所谓“无”，并非空无，而是一个“存在”。这个“存在”是其他一切存在的根源，所以作者以一个新的概念给以冠名，称他为“元有”。“元有”，万有中的第一有，如果不是第一有，就没有资格叫元有。所谓元有，就是神，就是上帝。

　　作者在本书中对一系列新概念的冠名，不是别出心裁，也不是故弄玄虚，都是有根有据的，并且都是有本土特色的，从属于中国文化范畴的。就这个“元有”的概念为例；“元”字，在中国文字中的意义是为首、开始、第一的意思。比如每年的第一个月，可以称为元月，国家最高领导称为元首，军队中的最高统帅可以叫作元帅。故此，“元有”就是首先存在的，是万物产生的根源，是自有永有的。实际上就是神，就是上帝，就是宇宙万物的创始成终的那位。

　　关于“元有”的性质，作者以严密的逻辑向我们展示出他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是：一、唯一性。因为所有的有，都是因有而有。唯“元有”是自因自有，如果不是自因自有，就不能叫“元有”。因此“元有”是唯一性。二、无限性。无因而有，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有，所以元有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因而是无限的。这是他的无限性。三、永恒性。无限之有，就是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没有最大，也没有最小，因本身就是完全充满的。这是他的永恒性。

　　这三大特征的唯一性、无限性和永恒性正是神的特性。所以，“元有”就是神。作者整个哲学体系的建立都是在这个“元有”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次有”；次有是由元有创造的，包括两样，一是自然，二是人类。比如“他有”；凡是由人创造和生产的东西都叫他有。比如对“有”的存在时间过程，作者又创造出是有、非有和变有。所谓“是有”，是过去的有。所谓“非有”，是未来的有。所谓“变有”，是现在的有。作者又根据“有”的本体性质衍生出实有，虚有和定有。“实有”，就是物质。“虚有”，就是精神。“定有”，就是数。作者依据主体的认识能力与认识对象的不同，把“有”分为明有、暗有和显有。“明有”，明有的特点是可见性。如太阳、月亮、星星、山脉、河流、大地、海洋、森林、草原、动物、植物、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等。还包括可感事物，如声音、味道等等。“暗有”，主要指暗物质，暗能量，都是人不可见的物质。“显有”，主要指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存在的物质，只有借助不断进步的科学仪器和设备才可观测和感知到的物质。如天文学家观测到的最远的星系有130光年。用高倍射电望远镜搜索到的200亿光年以外的类似星体天浪巨星。

　　这一系列的关于“有”的新概念，形成了这部哲学著作的整个体系。这么一个哲学体系，不仅在中国哲学界是全新的，在世界哲学界也是全新的。因为作者以“有”的眼光，否定了中国文化两千年来“无中生有”的成俗定论，吸纳了西方的神学思想，把东方之“道”与西方之“神”统一起来，用“元有”取代了“无”。独创出“有中生有”的哲学观念。

　　这些新的哲学概念的形成和来源，就是作者所信的圣经真理。这部哲学论著所用资料的精准，哲学精神发现的独特性，关怀视野的宏阔，以及言说的锐度和思路的延展性，都是由作者信仰的深入中挺拔出来的。于是，艰难的写作过程，也是作者在对自己信仰上的进深过程，灵命不断增长的过程，不断得到主的恩典的过程。

　　故此，作者在中国哲学界成为将信仰带入哲学研究领域，并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哲学体系的第一人，其意义与影响必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