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圣经 哥林多后书10：3-5）为什么出现“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对立？为什么一谈起基督教就是西方的？其实基督徒在亚非拉地区的数量早就超过欧洲了。为什么总是把基督信仰“上纲上线”到文化的高下、意识的渗透、家国民族的问题等？因为中国文化里有一个梗，至今还如鲠在喉。这梗，长期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基督徒当对此有更深的认识，并能对此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和安慰质疑者。

　　一、“夷夏之辩”的实质是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而来的罪，其罪心是以自己为神，凡事要按着自己的标准和判断来。

　　“女人见那颗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圣经 创世纪3：6）中国人，世人之一部分，从早先的发展就可见因着与那至高至大的全然超越的上帝疏离，而有这种婴儿式心理的自我中心而来的“夷夏之辩”观。它是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之一，产生于西周后期与春秋之际。将天下划为“华夏”诸邦与“夷”“戎”“蛮”“狄”等。它甫一产生，便有以文化与血统作区分的两重含义在内。随着文化的发展，相对来说不再以血缘的亲疏，而更偏以文明程度的差异来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如：唐初大儒孔颖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以血缘来判断也好，从文化来区别也罢，都像小孩子从自身出发的感受、认知，并以此为准。谈不上广阔的视野与胸怀，更不知在可见之外的上帝与临在人间的上帝。即便求道，亦不过“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然则恍兮惚兮中，贻误了中国之健康与发展二、由此带出在骄傲和自卑的两极中摇摆，而难以有主体性的超越发展。

　　韩愈的《原道》中：“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言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夏和夷的辨别的标准在于文明礼仪的程度；二是华夷固然有别，但这界限并非不变的，孰华夏、孰夷狄可转换的。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文’只存在于‘华’之中，同时，正是由于有‘文’，‘华’才得以成为‘华’。”也就是说中国认为自己乃“华夏”是因自己有先进的文明，优秀文化于他族。这种文化优越感随着秦统一之后国家性的教化推广而不断被强化。以致于膨胀到一个地步，“老子天下第一”，除我之外的都是蛮夷之地，他国都须来朝，使臣必进贡下跪。此状况到1840年后，就像气球被刺了针眼，说什么、用什么，前面加一个“洋”字，就显出“土”来。“洋火”、“洋房子”、“洋车”……这一类物品用语至今虽然不再加“洋”字，但“洋气”和“土得掉渣”等已经是人们的口头语。

　　这种隐形心理下，连房地产开发，都让人晃眼分不清是在中国，还是到了异国他乡？明明一个拆迁安置社区，希腊雕塑、欧式建筑、美式装修……混搭得有盐有味，让人哭笑不得，欢喜不是，不喜欢也不好。故而中国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鲜有自主开发、创造的精品。除了急功近利而多搞山寨的因素外，在骄傲和自卑的心理两极摇摆，而很难堂堂正正做人、正正经经搞生产。高科技虽还差得一点，但抄一点，偷一点，我们做得又快又多，也是比他人强，比其他文化优越的地方呀，“咱中国人吃苦耐劳，咱中国人效率高、产品多，对外开放力度大……”阿Q到骨子里。

　　三、在一种看似正确的权威下，导致歧视、封闭、画地为牢，从而不容易真正的开放，走出自身的舒适区。

　　既然认定自己为华，他者为夷，我就是标准，就是天然的权威，就可以来教导你，指挥你，帮助你，因为我比你优越，比你先进嘛。这种文化心理尤其在1840年之后的“夷夏之辩”的大讨论、大纷争、大抵触，颇值得研究和深思。

　　“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如何耳。……是以西人最讲究伦常，且更精而更实。即如民zh u、君民共主，岂非伦常中之大公者乎？”（谭嗣同语）“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政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嚣嚣然自居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梁启超语）。啊，西方的政教风俗、伦常礼义并不逊于中国，甚至胜于中国；一直以为吾为华夏，为世界的中心，原来我已落后而成为夷狄了！在此之前，“我”对夷狄征服之、和亲之、教化之、同化之……如今“我”被征服了，被教化了，且有同化的危险了，怎么办？！这种怎么办的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尊国学、孔子学院、严防死守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意识渗透等，何尝是从这种焦虑而来的应急措施。

　　不得不承认的文化不如人、技术不如人、军事不如人、制度不如人……以魏源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看上去有了某种开放性，通过重新界定夷夏，来说明“师夷长技”的合理性。一方面长期的文化优越感所造就的华夏民认同感，让人不管世界如何，西方怎么先进，终究为“夷”。“制夷”又强调夷夏之间的对立，似乎以此保存自己的某种自尊感。即便如此，在大多数民众的观念中, 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大防”。对凡“洋鬼子”带来的本能上就先敌视之。

　　对当时强烈的抵挡之势，洋务派又重新阐释“夷夏之辨”，提出“西学中源”。什么意思？就是“西学源于中学”,今天的西方之所以先进于我，是因为“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心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也就是说西方强也不过是从我这里学来而精进之罢。如今学习西方只不过是“礼失求诸野”而已。但以此同时“吾恐日复一日， 华风将浸成夸俗，此实名教之大坏也。”这种深层的忧虑、担心和恐惧，洋务才将“师夷”的范围限定于器物、科技层面，在文化的最深层次则严守“夷夏之大防”。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仍不放弃藩属国观念。至今一些国际关系的处理和对外发展策略，仍残余此思想之微澜。如圣经里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已有之事后必再有。

　　四、比辨认孰夷孰夏更紧要的是认自己的罪，为已有的赞美，为亏欠的弥补。

　　“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对夷夏之辨的清理更为彻底。在地理知识层面，他们加强对先进地理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在文化层面，他们从源头上对“夷夏之辨”作了系统的梳理，为其学习西方扫清障碍；在政zh i层面,他们彻底清理了夏尊夷卑的观念，提出了诸国平等观念。”（见贾小叶的《1840～1900 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一文）维新派还从《春秋》三世说，提出了大同世界天下一家、夷夏不分、大小平等的理想秩序。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维新派又不得不揭橥保国、保种、保教的旗帜。可仍然有人对此不买账，以叶德辉为代表的极力反对维新派的提法，认为维新派此说是为了打破中外政教的壁垒，实现中西文化的全方位融合。与叶德辉对维新派的责难相呼应的是两年后的义和团运动。这场“攘夷运动”将传统夷夏观念中封闭的一面发挥到极至。

　　孰夷、孰夏呢？当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从源远流长的“夷夏之辩”，以及“夷夏之辩”中各样的争执，无论那种讨论和践行，都在孰夷与孰夏之间大做文章，几乎没有超越性的突破，鲜有仰望星空，追寻更高的向度和由从天而来的真理观、家国观、人生观等。可见缺乏圣灵光照，视野的打开，思维的突破，文化的重建是何等的难呢！

　　若想就此有更新和提升，先谦卑下来，承认有限并认自己的罪，看到在“夷夏之辩”问题上的多重局限：1、局限于自我的判断，并不断因囿于自我而僵化。到了20 世纪初年，已僵化到成为某种“狗皮膏药”，g e命派拾起“夷夏之辨”，一度成了排满g e命的思想资源。再到21世纪，有的中国人仍不肯睁眼看世界。2、局限于人文、政zh i的工具性。过去的专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夷夏之辩”互为表里的，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往往也只能通过暴力实现。治乱更替，周期循环，像一道紧箍咒套在中国的头上。3、局限于狭隘的民族观和文化观的自我优越感，而盲目攘夷，盲目排外，已经是地球村、宇宙村的当下，还有人认为“夷夏之辩”是华夏文明的精髓。这拦阻了中国人真正地追求“天下大同”，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

　　当然“夷夏之辩”逐渐跨越血缘之界限而注目文明的程度，并因此衍生非种族主义的同化主义思想，为此感谢赞美普遍恩典在中国的浩大。从而逐渐弃绝“夷夏之辩”的流毒而带出的文化歧视、道德歧视等，以及因歧视而来的简单、粗暴。比如说，在戊戌变法前后，中国主流的思想都认为基督教迷信、粗鄙、浅陋，连做过李提摩太秘书的梁启超都存此看法，康有为等人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历史显示“搭错车”的影响甚危。这也很不利于解决中国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甚至对本来可能有益于中国的一些精神、文化而轻贬之，甚至一棍子打死，自绝于先进性发展。

　　参考文章：

　　1、章舜粤的《“夷夏之辨”之于近代中国 》

　　2、贾小叶的《1840～1900 年间国人“夷夏之辨”观念的演变》

　　3、网文《华夷之辨的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