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本清源，是中国诗歌被真理光照的时候了

“痛苦尚未认清/爱也没有学会/那被死亡遮蔽的/还在深深隐匿……”

          ——里尔克的 《致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1：19首

索尔仁尼琴说：“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这也是诗人的任务，并且诗人当是作家队伍中的派头兵，最先在痛苦中窥见秘密，并在死阴的幽谷从哀歌发出由衷的赞美。诗人就是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存在的！但是太多的诗人因看不见这个使命而迷路回不了家。

为什么回不了家？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回家。家，在张开怀抱

的永恒等待，这就是神对人亘古不变的心肠。但为什么回家的路如此艰难？这就要从人离开神后灵眼关闭，独立地开始的迷离多彩的摸索之路说起。

1、神的光下看中国古诗

无论哪个民族，歌咏自然的诗歌都是很多的，尤以中国为甚。看似是大自然造就诗人的生命，实则是因为神首先创造了自然。人睁开肉眼不见得就明白这是天父世界，但会自然地发出感情，因为人认知世界的方式若说是情感关系、认识关系和意志关系，那么首先与世界建立的是情感关系。人本能地去找神要回家的过程中，歌唱大自然本就是在歌唱生命，诗歌的抒情性由此展开。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光耀先生说得好：“人因拥有抒情诗而有救了，抒情为人在离弃神圣之后的暗夜燃亮了一盏灯火，从而诱导人爱光，提醒人记起还有光的存在，启发人由这灯光进一步还想到去寻求有万丈光芒的光之源”。

寻求有两种方式：一是确信光源、循着光源的前进，一是相信自己、随着感觉地摸索。不能轻率地论断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它们都是神允许甚而喜悦的，问题在于可能途径不同，结果不同，而不同的结果取决于受光照的程度。且先看两组同样的题材但不同导向的诗歌：

一组是友爱的诗——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圣经·诗篇133-弟兄相爱颂》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的《赠汪伦》

一个是浇在头上，甘露天降，且有永远的生命之福；一个是闻歌触景，水深千尺，也不及我自满自足的友情。喜乐与称颂之情都发自内心，但前者的感觉更稳定，从天而来的，从上而来的，我伸出手敞开怀盛接着就是；后者的感觉不稳定，因为这取决于“我”的感觉，如果我再往下深入，如果我关闭了这扇心门，友情不复存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一组是情爱之诗——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雅歌》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和，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上邪》

    雅歌中的这节诗三次出现，其心之切，其意之浓，伸手可触；上邪对天发尽誓言，似乎其情更烈。但稍有点人生经历、爱情经验的人都知道恐怕是前者的可持续性更长，能等到果实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从这寻求光源的不同形式，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诗歌，才能看清其优美在哪里、误区又在哪里。或有人说中国古代也有颂神诗，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歌颂神嘛？这里就有一个需要细细分辨的地方：在上古的中国是知道真神的，但绝不是明确地知道，而是质朴的感觉体验，由此所赞美的对象并非单一地指向那至高的生命全能者，而是掺杂了与农耕文明及先民的巫术活动有关的内容。当然这样的掺杂并非中国才有，而是有世界普遍性，故十诫中第一诫就是不可有别神。

可以想象在靠着肉眼生活的时间里，人类对生命的感受粗朴而模糊，凡是在运动的都觉得欣欣然，仿佛有灵存照，看到自己的像也并不知道那就是自己。故图腾发展、巫术盛行，凡是觉得有能力让生命生的都大加崇拜。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展的中国古典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相当自觉地对人的现实生存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正源于此，上古的中国对神的崇拜远未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诗经》的《大雅》和《颂》中歌颂神灵的诗歌大都与历史或传说直接相关，也有关于宗庙礼仪的乐歌；《楚辞》中的《九歌》是将保存在楚国的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中演唱的祭歌进行记录整理的结果；《天问》的内容虽然与琐罗亚斯德《圣书》中的部分内容颇相似，但两者的意图上是不同的：《天问》是通过对上天的诘问表达了诗人对自然和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背后隐藏着诗人对自身命运的感慨，是从诗人本身的情感出发进行构思与创作的；而《圣书》在于形象地传达“神的启示，上帝的诫命”。

沿着这样的路径，在中国诗可以言志，可以“兴、观、群、怨”，但在客观上诗是诗歌作者的精神产品，是个人情感的集中体现。阅读中国古典诗歌能更多的找到自己与诗人在思想情感深处的契合点，并以此产生共鸣，最终达到欣赏品鉴的目的；而对于直接面向神的诗，则需要保持谦逊、至诚的心去仰望，其诗自然地有了教化的重要功能，成为引领人们走向光明的载体。所以，中国古诗似乎更体现出纯文学清新隽永、亲切可依的美感；圣诗则突出至高者的美善、智慧与力量，让人在庄重敬虔中体验神的同在。“ 如果是你在下沉,直到我破裂/ 那就让你的手垂放在我的头顶/倾听我所有的呼唤”（里尔克）。

当然绝不能因此就低看或抹杀了中国古诗的成就，恰恰相反确认神的主权就会确认中国古诗的丰盈和达到的高度，就如父亲喜悦他的儿女按照自身的个性来成长，且“为父的必让儿女知道他的诚实”——“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又恐双溪蚱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在此不赘述中国古诗美学，其美真是让人由衷感叹天地之景都被诗人用尽了，在“诗意的空间”也就是意境的营造上，全世界恐无出中国诗歌之右了。相较之下，国外的一些诗歌显得直接又直白了。宋代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实境、虚境中国诗人已经乐中其中不分南北了。

诗内的意境和诗外的文化人格分裂逐渐让中国诗人离神越来越远，而非越来越近，好比在一些事上其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不一定是善的。症结在哪里呢？刘光耀先生有精辟之语：“既有抒情诗，就有陶然……这陶然非遗忘或者迷失了自我的陶醉。更非中国诗学所常津津乐道的“物我两忘”……若以忘道为人与道的融合为一，那岂非愚妄？“物我”之为两，以及与此相当的“人神”之为二，同样不可忘……要记住人神之别，要以敬畏和赞美之心，让“我”向神圣之“你”倾诉，将言语的“中心”归之于神。”没有将语言中心归给神，个人的思想才华、艺术造诣又怎样呢？苏轼可以说是诗人中才华冠绝，思想通达的了，结果是东坡先生抑郁而死。

 由此也就能理解为何“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语从规范到被指责，如果知道至高者，知道生命独一真神，乐必不至于淫，哀也因着信心与盼望而不至于伤。但若对此不清楚，此话就容易成为律法教条，人们对此采取的态度便多出于人的义，而不知神的义了；诗人在创作中也多弃此规范而情欲横盈。  

 2、真理来映照中国新诗

五四以后，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人惯性地按照传统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接受舶来的观念。粗浅地认为：我们中国人是太感性了，理性就像上帝和灵魂一样，盘旋在西方的思维上空，散发着经久不息的科学认知的光芒，西方人是喜欢按一种理性思辨方法去进行思维，连诗人也总想通过逻辑推理从杂乱的世界中把握出它的发展规律。所以中国诗学关心的不是某种终极价值的根据或理性的认识结果，而是自我的内在情感体验。而真正的好诗不仅要在情感上打动人，它还要能带给人知性层面的触动和精神的震撼。于是中国现代诗以一种较为自觉的方式，逐渐转向了对于诗的知性和思维方法的现代性追求，这表现在语言布局、修辞、内容、取向等诸多方面的变化。

经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才是最有价值的迎向新生命的变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的情况下，这种变化是难以做到有分辨的正确拿来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的结果是：知识和信仰被完全割裂开来，从前的精神花园变成了知性的荒漠。伴随着对基督的脱离，对宗教的蔑视，带来的是对想像、情感、艺术、美德、过去和未来的蔑视——人成了一个单纯的生物，世界成为一座没有磨工的轰响着单调轧轧声的巨大磨坊，神被践踏在地，成了由专家学者们上演的一场动人戏剧的可有可无的观众。先知与牧者大部分被新的各种思想、各类主义者取代。由此衍生恐怖g e命、集权统治和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大背景下， 中国和中国的新诗成为混乱的一部分在所难免，何况中华民族还面临着艰巨的重振和复兴问题。所以中国的新诗在四九年以前做了不少探索，但都没有“服众”者，各学各的，各说各话，好大的一个实验场。

经历文g e和改革开放，中国新诗坛又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且更加“翻江倒海”，自称的所谓的流派之多如乱花迷离。朦胧诗，第三代等代表着生命的觉醒，但觉醒之后该朝向何方，仍是迷乱。其中“民间写作”、“口语写作”，鼓倡原生、本真，企图将诗歌还原为生活，把生命的本能活动与几近自动的言说同构起来，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的言说方式。这类诗歌的真切、鲜活对读者亲和诗歌、普及诗歌有所裨益。但是没有更新的生命又怎么能发出有真吸引力的诗歌力量！这些诗如同人的骄傲蔓延一样过分随意，缺少打磨，沉溺于鸡零狗碎，还粗鄙得理直气壮……

    从美国回来的作家施玮感叹地说：“我见到以前很好的诗人朋友，真是说不出太多，他们不问生命不问真理。大家一起猛吃，然后去哪里洗脚按摩。毫无顾忌地大谈谁挣了钱，有几个二奶三奶……现在美国面临金融危机，都在羡慕中国。难道我们中国要传递给世界的就是这样的文化吗？”不再混天过日，不再盲从外来的理念，不再没有底气地口语下去，是诗人内在生命更新，诗歌内在语言更新的时候了！而这更新的源头和由此而来的源源不断的力量除了世界的创造者、全能的生命上主，绝没有别的来处！这是生命之本，诗歌之本！

脱离狭隘的艺术探索和诗歌探讨，脱离世界所谓文化的迷惑，回到生命的源头，追问诗歌的本质，谛听到那亘古最本真的声音，像衔回绿橄榄的白鸽发出对生的盼望、感谢与赞美。诗人自身活起来，诗歌活起来，让读诗的人活起来。活，才有生活，才有鲜活，这是绝不能本末倒置的。唯有神圣价值的活，有生命尊严的活，才有精粹的言语抵达人心，生发出无限的美。这样的美没有人不为之动容，不为之向往，像浮士德一样呼求：时间，请你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