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25日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构群中的讨论

　　石衡潭按：5月21日，我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构群中贴出了我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一文，得到了一些人的积极回应，大家就此议题已经由此而引发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现将记录部分发言公布这次，供大家进一步讨论。

　　蔡宏强-宁波邱隘教会:

　　就我所能想到的课题，比如“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本色化神学的商榷”,“对中国教会是否有自己的神学思想之再研究”等。在我看来，中国教会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尽力还原出中国教会及其神学思想的整体面貌。之前香港学者都是从“破”的角度切入中国教会史。无论是对三自爱国运动还是个别人物，如倪柝声等研究，目的是为了破除“神话”。但“破”并不是根本性的目的，因此还必须从正面去建构。否则，一个没有历史的中国教会，怎会有美好的未来？近几年，我们都十分关注“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就是“基督教中国化”这种提法本身是否妥当的问题。其次乃是，基督教的独特性与相关性如何平衡的问题。基督教固然需要与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建立起积极的关联，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基督教的独特性？另外，陈佐人所提出的应当将基督教教义学与神学适当分离的观点，我们又是如何看待？这是否会为成为解决此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希望大家就这些问题能有一些回应。

　　蔡宏强-宁波邱隘教会:

　　从石老师的上述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对汇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努力。难能可贵的是，石老师为我们重新梳理了近代中国耶儒相遇的历史脉络，纠正了人们，尤其是中国的士大夫们，对儒学本身及耶儒关系的误解。他认为耶儒不仅不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并且更是有极大的汇通的可能，因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已经有了越来越开明的态度。而在众多的选择中，基督教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不过，他接着指出两者间的汇通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在此，石老师用了两个生动的比喻：“文化的义和团”与“属灵的红卫兵”，来指陈此种不容乐观的情形。我姑且不论中国社会是否正在酝酿一场“第二次的文艺复兴”,如果今天的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期盼，正像石老师说的那样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关头，那么我们是否能顺应这个时代，有力地承担起这个使命呢？我们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汇通多多少少也是希望基督教能进入中国社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更好地扎根。但石老师的文章却反过来提醒我们，如果主要的挑战不是基督教还能不能影响中国社会，而是基督教能否承担起社会赋予的寄望，那作为教界中的同道，您是否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可以说，这篇文章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除了需要进一步展开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间的对话外，更重要的是不断建造自我，“打铁还须自身硬”！可令我们担忧的是，一个近乎四分五裂的中国教会，如何承担这样的使命？难道我们还要再一次使我们的同胞失望吗？

　　石衡潭:

　　@蔡宏强-宁波邱隘教会谢谢蔡宏强老师的回应，我看了非常的感动。当然就其中的问题来说，我觉得基督教对社会影响和担负起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中国教会与中国文化对话和自身的建设，这实际上是一回事或者是一体之两面。教会如果没有扎实的自身建设，自然谈不上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教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文化的建设和文化的提高。

　　现在中国基督教的很多事工都遭遇瓶颈，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事工。很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愿意进入教会，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他们的教会，他们觉得在教会没有得到一种真实切合他们的牧养。这当然有他们自身的问题，但教会也不能自辞其责。其实教会在文化方面出了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滞后，中国教会还没有一个全面看待文化和应对文化的一个策略和态度。也不知道如何来牧养这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他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教会还没有人能够给予非常全面而有力的回答。

　　蔡宏强-宁波邱隘教会：

　　长久以来，学界对究竟应当以“基督教在中国”亦或“中国的基督教”来界定中国基督教神学争论不休。其实，这反映出中国基督教在试图建立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一直都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纠结在一起，其中心都落在了中国基督教究竟当如何厘定与西方教会的关系，是“唯西方是从”？是“非西方化”？还是与其保持某种有限度的关系。本色化的进路显然就是一种“非西方化”，或者在某些学者眼中，就是“去西方中心主义化”。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神学的确也带有浓厚西方文化的色彩。但我们能不能因此便认为西方基督教完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呢？如果是，那我们又如何“非西方化”，在去除基督教西洋色彩的同时又如何保证不会将基督教的根本也一同除掉了呢？如果我们还承认西方的基督教只是受了西方文化洗礼的基督教，从根本而言，那还是基督教的话，那么就得承认西方的基督教并不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文化只是影响，最多只是参与了西方基督教的形塑，但显然不是主要的源头。因此，笔者十分赞成陈佐人博士的观点，主张将“教义学”与“神学”恰当地分离。这样一来，我们便清楚地看到西方基督教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将近两千年历史中延绵不绝，主要得力于基督教教义学的一脉相承。如果是这样，那么笔者认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建构主要应当放在对教义学的关注上面，进一步而言，就是在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的脉络中思考如何表述从历史教会传承而来的基督教教义史，而不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耶儒融通之文化神学上面。关于这一点，笔者还想多谈一些体会。首先是唐晓峰教授的博士论文,修改后的专著《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通过对赵紫宸伦理化思想的考察，唐老师有力地指出“伦理化的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并未找到合法的独立身份”这样的结论。在本书的导言部分唐老师也中肯地指出基督教神学其实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形式，就是伦理化神学与信理神学，而后者才是关注教义学的基督教教义神学。另外，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谢龙邑老师曾全面梳理过贾玉铭的神学著述，他认为贾玉铭虽然没有像赵紫宸那样刻意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进行会通，但贾氏神学之本土化程度一点都不会亚于赵。谢老师认为贾氏的思想深刻反映出了中国文化之追求完美道德人格的理想，但他的思想同时又明显传承了改革宗的救赎次序，东正教的神化观及时代主义之前千禧年论等。五十年后中国教会迈入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历史，丁主教也逐渐成为了中国教会的代言人。丁主教的思想未必被各位认同，但他的神学方法论也与本色化进路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在进行神学思想建设的时候一定要将基本信仰与神学思想适当分离，而他所指的基本信仰就是使徒信经与尼西亚信经所代表的古公教会之教义传承。尽管丁主教只讲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史限定在古公教会时期，但他的确给了我们一些启发，使我们看到教义学的重要性。这也可以从王艾明博士的相关著述得到印证。

　　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请各位同道多多指正。

　　石衡潭：

　　@蔡宏强-宁波邱隘教会 将教义学和神学分开有一定道理，但有一定难度。或者可以做教义神学与实践神学这样的划分。本土化问题或者说中国化问题属于实践神学范畴，主要讨论在信仰实践中如何有效地传播，而不是如何去补充和修改教义。我以为，就中国基督教目前的水平而言，谈真正的中国神学建设还为时尚早，只能说为这一工程做点基础性工作。赵紫宸所做的基本如此，贾玉铭也差不多，可能是用中国方式理解了西方神学。我觉得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做点基础工作比较好，基础扎实了，或许慢慢长出新苗来。

　　蔡宏强-宁波邱隘教会:

　　@石衡潭   谢谢石老师的回应。石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很想追问，在漫长的中国教会历史中是否出现过教义神学的思想火花？当今中国学术界在基督教研究领域的趋势又是什么？如果本色化、处境化、中国化及汉语神学都不是历史教会所认可的教义神学，那么中国基督教神学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请众位同道多多指教。

　　（天地仁爱梁博士传上《中华神学导论1》即中华神学总纲部分。原文发表在梁燕城博士《儒道易与基督信仰》一书中，为该书导论。全文太长，此处略。）

　　蔡宏强-宁波邱隘教会:

　　对于梁博士所提出的以儒释道所提出的问题来构建中华神学，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我的问题是：我们究竟与西方神学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关联？梁博士说西方神学是因应西方处境所提出的问题构建起来的，未必适合中国人的心理。另外，如果平心而论，西方宣教士在向东方教传的过程中也的确带有某种西方的优越感。这是否会让人以为处境化只是将西方基督教神学稍加修改以适应宣教地的处境，在无形中将西方神学视为基督教神学的唯一规范？如果我们将基督教神学的形成理解为信仰群体因应处境而生发的诠释，那么，的确西方神学凭什么说，它就是基督教神学的唯一模式？问题是如果基督教神学也是因应圣经的教导而产生的系统化的理解。那么西方神学是否有着它独特的一面？就是笔者所说的教义学。按照教会普世性的原则，教会的地方性是必须在其普世性的脉络中得以承继的。这就意味着西方基督教的确有着它独特的地位，而中国基督教及中国基督教神学也必须与其保持恰当的关联，那么，这个关联又是什么呢？或者更明确地问，我们从西方基督教那里当继承的又是什么？丁主教认为就是使徒信经与尼西亚信经所代表的信仰要义。但为什么将其只限定在尼西亚时期，难道说尼西亚之后就是希腊化的产物，那么，尼西亚，甚或使徒信经本身为何就不是希腊化的产物？可见，我们对西方神学既不能照单全收，又不能一棍子打死。从现实角度来看，如果“中华神学”也是某种教义神学，那么我们该如何创造出新的教义。笔者认为有如下可能：1,我们可以创造出另一套有别于西方系统神学的神学用语。2,我们可以对现存的西方神学术语进行创新。3,结合西方传统的神学资源进行创新。若是采取第一种进路，那么如何处理西方那套神学，是不是将之全然摒弃？如果是这样，会不会使中国基督教整个地偏离所谓的基督教传统？而这样的基督教会不会变成西方基督教眼中的异端？或者，至少肯定无法为西方教会所接纳，因而造成再一次的大分裂？如果采取第二种进路，成功的机率有多大？赵紫宸就曾尝试过这种方法，比如，他认为应当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品格观诠释西方的三一论，以“以信为直”取代“因信称义”。前一项直接被林荣洪批判，后一项也似乎并未被广泛接纳。那么，就是贾玉铭的“教义性应用”,将改革宗的救赎次序运用在他基督人的神学思想中。不过，这虽然不能算翻版，但在教义方面也没有太多创新的成分。看来，要真如梁博士所言创造出“中华神学”,肯定免不了得面对这个问题。 最后，就是，如何看待圣经在“中华神学”中的地位？如果“中华神学”也是一种立足于圣经权威之上的神学，是建立在圣经神学基础之上的神学，那么关于梁博士所言“基本真理”的内涵，是否有必要加以扩展？ 以上是我的一些比较肤浅的想法，不妥之处请多多包涵！

　　（石衡潭分享“《论语》之仁与西方经典中爱”直播概要。）

　　蔡宏强-宁波邱隘教会:

　　谢谢石老师的分享！我想不仅是石老师，在这个群里还有许多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资深学者。希望能不吝赐教，多多分享你们研究的成果。关于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融通，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利玛窦的合儒与补儒，赵紫宸也基本沿着这个进路。不过，他比较反对机械性地会通，更不是简单的复古。对于赵紫宸来说，“本色化”必须在“现代化”的脉络中展开。具体而言，不是回到封建礼教，而是凸显出儒家道德主义的社会情怀。如果可以用“内圣外王”来形容儒家理想的话，那么赵紫宸所关注的更多是“内圣”的一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儒家积极入世，爱人救世的精神及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赵氏将此种情怀结合西方近代哲学，如鲍恩的人格主义之框架，融于基督教信仰的范式。在他看来，本色化就是完全从当代中国人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并诠释基督教信仰。可他没有留意答案可能会受问题及形式的制约。他的目的是要拉进基督教与中国人的距离，但结果却是反而让耶稣成为了孔子的俘虏(古爱华的评论)。从理论上讲，从中国人的角度理解基督教信仰这一进路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一进路究竟意味着什么？仍是合儒、补儒？还是另辟蹊径？齐宏伟则从“对话”的角度切入，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因为忽略了人的罪性。赵紫宸在分析中国文化为何僵化时，认为那是由于中国人忽略了“天”的人格性，以致活活泼泼的“道”成了“了无生气”之道。齐宏伟的看法与此相似，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天道由于逐渐失落了他的超越性，最终“天”成为了“哑巴的天”，不会说话，于是“皇帝”代替了天，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齐宏伟的进路，总体而言乃是透过“对话”建立起两者的关联。认为中国文化的成全不在它本身的更新，而在基督教。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并不会“融为一体”。

　　另外，如果儒释道已经融为一体，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主要乃在当代的处境脉络中进行，那么我的问题是，今天的基督教所面临的活的处境又是什么呢？今天的中国文化又是以一个怎样的面貌呈现？是政教关系？如果是，那么是政主教从？(像卓新平老师所判断的),还是有其他商榷的可能？如何判断有可能就决定了对话的方向。请诸位老师、同道谈谈你们的想法。

　　石衡潭：

　　@蔡宏强-宁波邱隘教会:

　　谢谢回应！仅仅用合儒和补儒来概括利玛窦的路线是不够的，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超儒。这在他的《天主实义》等诸多著作中已经体现出来。赵紫宸可能对儒家迁就多一点，但一些具体的融通努力是值得肯定的。齐宏伟太悲观，也没有对儒学和儒家加以细分。利玛窦早已经把儒家分为了古儒和今儒，也就是先秦儒家和宋明儒家。他赞扬前者批评后者，这是很有眼光的。我们今天也要继续走这条道路。这点我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一文中也谈到了。基督教就是更新与成全儒家的力量，不是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而是说未来的基督教文化扬弃和融汇了中国文化。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努力的目标与方向。就像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辉煌时期一样。利玛窦等传教士曾经代表中国文化说话，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也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