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阿罗本

　　教会从唐朝开始便已经传入中国了！

　　阿罗本，聂斯托利派异端从传教士，是已知的第一个来华传教士。唐贞观九年（635）从波斯到唐帝国京城长安，是大秦传教士入中国的第一人。所传聂斯托利派也被教会称为景教。

　　阿罗本原是叙利亚人，以后到了波斯，在那儿受到景教的薰陶，领受圣执，成了司铎。阿罗本在中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端庄肃穆、谦诚有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中年学者，颇有儒家风范，所以立刻就被皇帝接纳，迎为上宾。他来华时，携带了530部经书。

　　唐太宗曾亲自审阅部分翻译成中文的经书，并听他宣讲道理。太宗发现他所讲的以及所带来的经书，不仅内容丰富、言之有物，而且在中国又自成一家之言，对治国安世会有贡献，于是就给阿罗本及他的随从人员留华传教的权力。

　　在传教期间，阿罗本还得到宰相房玄龄、大臣魏徵等人的协助，进行的很顺利。 唐太宗亲自下诏谕令景教在国内可以自由公开传布，并且在京师长安的义宁坊地方，兴建景教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同时把自己的肖像转塑在景教寺的墙壁上。

　　阿罗本来华后，建立景教寺，翻译经书，将福音真光带给了华夏。3年内，陆续由波斯东来的传教士，增至二十一位。阿罗本传教工作除了讲授景教教义外，还很重视宗教生活：穿着僧人服装，留着胡须，削掉头发，诵念日课等。

　　650年唐高宗继位，对景教更加提倡，敕令在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并且仍旧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这时的景教，已经传遍全国各大城市。

　　2

　　孟高维诺

　　孟高维诺（Montecorvino），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是中国第一个天主教教区的创始人，也是以教廷正式使节名义来华的第一人。

　　生于意大利南方萨莱诺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家境小康，壮年时入方济各会成为修士。他天资聪敏，生活严肃刻苦，不久即晋升神父，并被任命为青年修士的导师，但他内心非常渴望到远方去传教。

　　1283年，36岁的孟高维诺带领30多位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遥远旅程，行程十分艰险，随行的所有同伴全部丧生。孤身一人的孟高维诺在圣多默宗徒遗迹旁安葬了他的同伴，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历时11年的时间，孟高维诺终于在1294年春天踏上了福建泉州港。

　　此后，他又步行了两千公里的路程，才抵达元朝都城大都（北京），孟高维诺晋见了中国皇帝，呈上教宗文书，元成宗铁木尔高兴地接待了他，待之以上宾之礼，并准他在京城居住和传教，物质所需由朝廷供给。

　　开教伊始，年逾四十的孟高维诺开始学习当地语言文字，与阔里吉思合译了全部拉丁文日课经，以及主要弥撒祷文，并将《新旧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诗篇》译成蒙文，力求圣事活动适应当地礼仪风俗。

　　1299年，孟高维诺在京建一教堂，同时收养了40多名孤儿，教授他们拉丁文、音乐以及教会礼仪，着手培育接班人。 1305、1306年，孟高维诺先后两次致信教宗，请求增派传教人生。

　　时任教宗的克莱孟五世得闻孟高维诺的传教成绩，不胜欣喜。当派７位方济各会士并祝圣为主教，打发他们来华。同时，致函孟高维诺，谕令他在北京设总主教区，并任总主教及远东宗主教，统管中国教务，具有简授主教、划分教区、管理神职班之全权。此权，也同时授于孟高维诺之后的继承人。

　　1313年，七位主教，除一人未能东行，三人病逝于印度，只有哲拉德、斐莱格林和安德鲁三位到达了中国。三位主教即为孟高维诺总主教举行了祝圣礼，从此，即在总主教领导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向前迈进了一步。

　　孟高维诺总主教1328年逝世于北京，享年81岁。据史料称：孟高维诺总主教去世后，北京居民不分贵贱，同声哀恸，出殡之日教徒和非教徒送他至墓地，深表痛悼。他的墓地，此后成为民众虔敬巡礼之处。

　　孟高维诺辞世之后，因种种原因，再无人继任主教之职，他苦心建立的中国天主教会声势渐弱。1368年元朝帝国崩溃，随之，中国教会也就从此湮灭。

　　孟高维诺京传教牧灵34年，长期独自一人，严以律己、遵纪守法、友善待人，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说：“总主教劝化了很多人信奉天主教。他为人正直热心，深得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爱戴，皇帝本人也对他非常敬重。”

　　明朝时期， 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外交使节，其他外国人一律不准入境。前往中国的路充满了艰难和未知，可是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不畏艰难，前赴后继，将真理之光带到了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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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方济各·沙勿略

　　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西班牙籍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教会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是“传教士的主保”。沙勿略首先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他一生的夙愿就是把基督福音传播到中国。

　　1540年，方济各·沙勿略奉教廷派遣前往东方宣教。他在印度、南洋群岛等地宣教7年，取得很大成功。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抵达日本鹿儿岛。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带领1千多名日本人认识真道，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而，他也遇到预想不到的情况。当他和日本的知识分子辩论时，日本文人反诘到“如果你的宗教所言为真，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听说过呢？”于是，他决定到中国宣教。

　　1552年8月沙勿略乘“圣十字”号，历时四个月抵达距广东台山县正南30海里的上川岛。由于明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外交使节，其他外国人一律不准入境。不久，沙勿略得知明朝z /-府严禁使团入境，入华前景什么渺茫。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宣教的心志，他在岛上建立一座小教堂，作为入华的基地。并通过和暹罗使团协商，谋求一个席位随使团朝见中国皇帝。

　　就在方济各·沙勿略积极筹划来华宣教之时，病魔袭击了这位主的忠仆，他不幸染上了疟疾，由于缺医少药，12月3日凌晨，方济各·沙勿略在上川岛走完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侍奉道路，在主怀里安息。

　　正如主耶稣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方济各·沙勿略虽然没能踏上中国大陆，实现其来华宣教的愿望。但是，他的宣教热情却激发了不少欧洲宣教士，他们怀着对基督和中国人的热爱，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终于击碎“磐石”，使福音在中华大地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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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明坚

　　罗明坚是“传教士汉学时期”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国典籍的西译方面，在以中文形式从事写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方面都开创了来华耶稣会士之先，为以后的西方汉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应与利玛窦齐名，同时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

　　罗明坚神父，字复初，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味诺撒区，斯皮那早拉城。曾获民法与教会法博士学位。二十九岁方入耶稣会。获准来东方担任传教的工作。

　　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 ，罗神父伴同耶稣会士阿瓜未哇·罗多福、巴范济、利玛窦、斯皮诺拉等传教士由里斯本登洛东来。万历七年（1579年）七月，罗明坚神父来到澳门。

　　万历十年（1582年），罗神父在广州把天主十诫译成中文，向我国人士乘机宣讲。这取名<祖传天主十诫>的经文于次年在肇庆出版，这篇《祖传天主十诫》，可说是第一篇教会在中国的中文经言。

　　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底，罗明坚神父撰写《天主圣教实录》，是在华天主教的第一册中文教理书籍，是一本适应国学人士的护教书。读后使人感到它的内容和我国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别善恶，彷佛拨云雾而见青天。不仅流传于中国，而且还远及菲律宾、安南、日本等处，并且它的样本还远达欧洲，

　　罗明坚早最早把西洋钟表带到中国，首次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当时地方官员在检查罗明坚所携带的物品时，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

　　最早翻译朱熹著作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他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将朱熹理学介绍到了欧洲。

　　中国最早的一本<葡汉字典>就是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在澳编写，他还用拉丁字母编订了汉语拼音，其核心内容一直引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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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汉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朝）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

　　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1610年5月11日，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许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

　　1580年利玛窦年被授予神职神父，他接到命令前往澳门帮助罗明坚进入中国的尝试。

　　1583年9月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 》 。

　　1589年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

　　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停留，在那儿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并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 》。

　　在1597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1600年，利玛窦出发前往北京，但是被当权宦官在途中抓住，利玛窦被关押到天津的城堡里长达一年。  同年，利玛窦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紫禁城。

　　利玛窦的贡献：

　　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起名为《两仪玄览图》，以及其他著作如 《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

　　1607 年利玛窦与朋友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许多中文词汇和汉字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例如汉字“欧”。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 。

　　1608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在同年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评价利玛窦说：“今天，利玛窦的形象以及他的著作，重新呈现到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象征着中国现代化步伐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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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儒略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明代继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是他的汉文名字。1582年生于意大利布雷西亚城，自1613年起在中国传教36年。

　　艾儒略不仅是个神学家，也是个精通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学者，是利玛窦之后最精通中国文化的耶稣会士，也是最重要的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之一，在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被尊称为“西来孔子”的也仅此一人，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艾儒略来华36年，被认为是自利玛窦以来耶稣会传教士中最精通汉语的一位。在中国传教期间，他出版了二十二种著作，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神学、哲学、医学等诸多方面，是西学东渐中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传教过程中，还在泉州发现过古代景教文物，在开封曾拜访过犹太人后裔。

　　艾儒略晚年严重营养不良，疾病缠身，依然坚持传教，直至1649年6月10日在延平去世。其灵柩被移往福州，葬于城外十字山。

　　他在中国的36年中有25年在福建活动。在闽期间，他到过福州、兴化（今莆田）、泉州、建州（今建阳）、福宁（今宁德、福安）、延平、邵武、汀州（今长汀）、漳州等地传教，共建大堂22座，小堂不计其数，受洗礼的达万余人。

　　出版汉语著作：

　　《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及《张弥额尔遗迹》，前三部作品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地理、耶稣会的教育制度。《职方外纪》一书的写作目的在于使人“溯流穷源、寻末求本”，此后一直到19世纪，该书在中国都被用作学习欧洲地理的教材。

　　《性学粗述》、《三山论学纪》、《涤罪正规》、《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万物真原》、《扬淇园园先生事迹》、《弥撒祭义》、《利西泰先生行迹》、《几何要法》、《出像经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天主降生引义》、《西方答问》、《圣梦歌》、《四字经》、《圣体要理》、《五十言余》等十八种书，涉及神学、哲学、数学、医学、地理等方面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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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若望

　　汤若望(John Schall Von Bell)，德国人。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死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由汤若望主编的阴阳合历的《时宪历》是中国目前仍在使用的农历的基础。

　　1592年汤若望出生在德国科隆的贵族家庭，20岁加入耶稣会，立志到遥远的中国传教，并于1619年飘洋过海抵达澳门。在漫长的旅途中，很多乘客包括他的传教士同道死于疾病。登陆之后也不等于从此旅途平安。当时，西方传教士正受到中国官方打压，少数教士在皈依天主教的大臣徐光启等人的庇护下暂时得以安全。

　　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汤若望告诉新的统治者，西洋历法比前朝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都要准。他还准确地预测出了日食。于是，摄政王多尔衮大胆启用汤若望修订历法，终于推出了大清《时宪历》，颁行天下。《时宪历》的封面上赫然题写着“依西洋新法”。

　　顺治七年，清z /-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

　　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天文局局长。

　　他多次加衔进级，官至通政使，赏正一品顶戴，免三拜九叩，可直接入朝面君。顺治皇帝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封他为“通玄教师”，连祖先三代都追赐一品封典。

　　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年幼，大臣鳌拜主政，杨光先发动教难，汤若望遭到迫害。 1664年，朝廷逮捕了以汤若望为首的钦天监领导班子，罪状之一是为某亲王选择葬礼日时用错了五行。好几名中国天文官员被斩首甚至凌迟处死。慧星出现和京师地震让朝廷免去了汤若望的死罪。

　　1666年，年迈体衰的汤若望被软禁在家，在北京去世。

　　1668年，康熙亲政，除掉了鳌拜。在新的政zh i气候下，汤若望的助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对杨光先提出挑战。双方在王公大臣面前比试测算日影。南怀仁推算无误，而杨光先的手下计算失准。1669年，朝廷罢黜杨光先，让南怀仁入主钦天监，恢复了西洋历法。

　　同年，康熙皇帝为死去的汤若望平反昭雪，重新为他举行葬礼，并发表祭文称赞他“鞠躬尽瘁”、“恤死报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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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怀仁

　　他为人谦虚热诚，急人所急，不遗余力；但律己甚严，视世荣如敝屣，坚守神贫，苦身克己；他恪守修会职责，视富贵如浮云。

　　南怀仁，字敦伯， 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个叫做“彼滕”（Ｐittem）的小镇，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

　　1660年6月9日抵达北京，开始做汤若望的助手，对这位长辈非常敬重，尽心竭力地协助他工作。汤若望对南怀仁也很满意。在一封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他对南怀仁在钦天监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他不仅掌握了这方面的科学，而且谦虚，坦诚；当他对这门学科从头到尾做了简明扼要的陈述后，我觉得无需再作任何补充了。”

　　杨光先等人诬陷南怀仁与汤若望，既清初著名的"历狱"事件，这是一场因历法之争而起，波及全国的教难。康熙三年（1664）九月，在北京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被关押审讯，随后各地拘押传教士达30多人并在后来被遣送广东。

　　当时汤若望年迈体衰，语言不清，每当受审时，都是南怀仁陪他出庭，代他申辩。在监狱中，南怀仁对他的这位前辈也是关怀照顾备至，甚至放弃了自己可以出 y u的机会，直到为汤若望办理后事。

　　康熙亲政后，即开始为汤若望平反。南怀仁的天文历算知识对“冤案”的平反起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确立了他自己在天文历算方面的威望。从此，南怀仁又被任用，从事天文历法工作。

　　1671年，康熙终于公布皇谕：天主教教义教规曾被不公正地查禁，今查明并无违反国家利益庶民职守之道。为此，凡被逐教士可回原堂从事本职。谕旨并为汤若望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原赐荣衔，又拨巨款为其修建坟墓。

　　1675年，南怀仁又作出了为人称誉的业绩。当时吴三桂叛乱，并挫败清军。因吴三桂叛军盘据山区，非大炮就无法进攻。南怀仁当时把汤若望所铸火炮修复。除此之外，南怀仁从事于其他有利国计民生的大量工程：如开掘运河，疏通河道。在从事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时，他从不忽视宣传信仰方面的本职任务。

　　1676年，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副省会长。

　　南怀仁一直怀著为主致命的期望，他以高度的耐力承受了病中的剧烈痛苦。

　　1688年，领受终傅圣事之后，安逝于主怀，享年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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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神父——雷鸣远

　　雷鸣远神父（Vincent Lebbe，1877年－1940年），字振声，圣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时，遣使会神父，也是两个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姊妹会的创始人。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

　　1901年，雷鸣远随北京教区的樊国梁主教乘船来华。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

　　雷鸣远到达中国传教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

　　▲雷鸣远神父在天津

　　1912年，从北京教区分出天津教区，传教成绩奇佳的雷鸣远便升任这个新教区的副主教。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

　　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

　　雷鸣远继续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鸣远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说：“主啊！现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

　　▲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1927年，雷鸣远申请中国国籍获准，始被法国放行来华，在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

　　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友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

 

　　▲1940年3月9日，雷鸣远神父被俘虏，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被当作国民z /-府间谍受到6个星期的洗脑和酷刑，40多天后，经国民z /-府交涉，雷鸣远被释放，但已罹患重病。

　　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 有挽联如下：“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因着雷神父在抗战期间毁家纾难，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兵，而获入祠忠烈祠的殊荣，且为唯一外藉人士分别在天津及台北忠烈祠都有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

　　雷神父的一生表现出真正传教士“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他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似乎是长空下的一阵长啸，又如圣若翰洗者在旷野中的呼声，他为真理正义奋斗，提出福音原则，为中国打开一条出路，为当时的中国撒下了美好的种子。

　　——本文来自《人生慧言妙语》微信公众号，作者：和风编辑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