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选择。

 

　　18岁时，我牵手安静寡言、踏实却学业优秀的他，是选择自信的判断，因为认定男生含情脉脉的关注，太多不真实；

 

　　26岁，日文出身的我，放弃公费留日读博走进新东方，为赴美陪读学英文，只是因为选择了婚姻；

 

　　27岁，我放弃纽约哥大的录取去加大读博、不惜与纽约就职的丈夫两地分居，因为选择骄傲：我可以证明给人看：自己不是无用的F2（陪读家属），而更丰厚的奖学金，意味着更多被欣赏被认可；

 

　　30岁，学生团契里辩论常胜的我，在自己一生中最顺利和最骄傲的日子，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并不配得所拥有的荣耀，而走进教会，接受了洗礼，因为我被感动选择了自知之明和感恩。

 

　　31岁，我带着新生女儿，只身赴日作研究，选择的是“学者和母亲都要做一流”的信念。

 

　　丈夫哀求我留在纽约读书，和他在一起，我对他说：“我已经为你牺牲过许多次了，现在我需要把握我想要的机会了！”细想来，唯一一次无法自夸的选择，就是受洗，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除了神感动我跪下来以外，还可以挖掘出什么闪光的智慧。

 

　　经过了大半年东京的看病生活，911后的阵痛，我和女儿在2002年春天，平安回到了美国的家中。受洗两年，我第一次开始了教会生活。然而起初的日子实在不够甜美。女儿因为婴儿期得FEI炎，留下轻微哮喘，几乎每周都要生病。

 

　　因为在独自照看孩子和论文写作中摸爬滚打，精疲力竭，焦虑不堪；开笔两年却迟迟交不出导师满意的草稿，令曾经以我为荣的导师非常失望。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因为未在加大校园注册，我失去了维持我骄傲的F1身份。

 

　　满心怨怒的我,决定拿出自己东大留学时代著名的的“拼命三郎”姿态，把一岁的女儿送进朝九晚六的日托，开始了日夜兼程的研究和写作。

 

　　然而终于在2002年仲夏，身心几乎崩溃的我，被救护车拉进医院，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排除癌症”之旅。11月初手术前的晚上，我面对着婴儿床里熟睡、未满两岁的女儿，呜呜地大哭：“宝贝，如果妈妈明天的手术切片是恶性，你很快就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

 

　　幸好我的手术切片是良性。然而十天后，我靠着微弱的气息，打通了丈夫的电话求救：那时，我一个人抱着两岁的女儿，从提前放学的日托回家，徒步走在齐膝的大雪路上。一个小时候后，丈夫赶回来从我手中接下孩子，而我因手术后伤口感染化脓，带着41度高烧又一次被抬上了救护车。

 

　　在医院高烧的那7天，我滴水不能进却不停地腹泻黄绿色胆汁。每一天，我忍受着隔壁病床因FEI炎被收留的女流浪汉的高声嘻笑怒骂和鼾声，默默地流泪、不住地问我自己，“这是我的选择吗？”

 

　　那几日，我也真的不断地问我所信的这一位神：“都说信靠你的人你会祝福。主啊，除了受洗几天就怀的女儿和借她带给丈夫的保守，我信主以来的日子怎么每况愈下？”

 

　　神如此奇妙！当一个极为苦毒的灵魂走到尽头时，他开始了在我生命里最美好的作为。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心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对我说：“如果不是这样，你何时能不再靠自己？”

 

　　每当这句话涌现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在病床上几乎没有探视、没有陪伴地躺了7天的我，出院时对自己说：“该是重新选择的时候了！”

 

　　一边带婴儿，一边写博士论文

 

　　在病痛的苦楚里，在我连说话、走路和吃饭都没有力气时，我只能选择相信神！这大概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出院后，我开始间断性读经，偶尔祷告，常常查经，选择性地与肢体交通分享。我得承认，这时的我学乖了。我答应过神，绝不再逞强。

 

　　事实上，我没有了逞强的能力。虚弱的我一直苦于身体上留下的一些消化方面的后遗症，单单每天能够从早到晚把一个两岁的孩子送出去、接回来，陪她玩耍，带她读书，烧三顿饭，打扫和洗衣就已经精疲力竭。这使得曾经韧劲十足、善用华罗庚的时间统筹法一心多用、高效做事的我非常有挫败感。

 

　　几个月里，每天在孩子上学时，我凭着毅力，坚持写作；同时我也默默承诺神：孩子放学我就下班，这样总可以吧？就这样，我每天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敲着。只是多病的女儿五天里很少上满学，每周总是在公寓拐角的儿科诊所报到一两次。我为每天凭毅力坚持写下的一段段喜悦着，而当这些思绪不关联的文字码在一起不能成章时，我沮丧得泪流满面。

 

　　每当这时，我灵里就上演较量的大戏。一个声音对我说，“你骄傲，逞强，靠自己，才会把神给你的那么健康的一个孩子带成哮喘，自己也变成现在的光景。”另一个声音对我说，“我不是已经为苦难感谢神了吗？我也认错了，我也改变了，不让自己的学业影响到家庭生活和女儿的教养。这博士考上既然神没拦着，他总得让我把论文写出来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对于导师，我心怀怨气。每每他写来催促与不理解的email，我都会带着苦毒向他诉苦，告诉他自己大病之后的软弱，告诉他因为他膝下无子，不了解为人母的辛苦与难处。丈夫劝我放弃学业，因为他厌烦了我的愁苦和焦虑；而我觉得他自私，一味在意他自己在我重病后所失去的家庭生活的活力、健康与快乐，不在意我的牺牲、付出和感受。与他相爱15年、走近婚姻11年的我，开始怀疑婚姻的安全指数。

 

　　关上挑剔的耳朵

 

　　然而神一直在那里守望着我。他在怜悯里为开始有些敬畏他的我，预备了转变。

 

　　手术三个月后，2003年初春，团契里年少我一岁的姐妹，给我打来一通电话。这个话不多却声调极为柔美的姑娘，成长于敬虔的教会长老的家庭，在就读康乃尔大学期间加入伊斯兰宣教事工，赴埃及孤儿院全时间服侍了一年。毕业后，这位姐妹在长岛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并一直是教会里的司琴。打电话时，她已经辞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成为教会的专职传道人，负责敬拜和儿童事工。姐妹带着她特有的笑声，轻轻地问我是不是愿意加入诗班，因为她听说我会歌唱，又会弹钢琴。

 

　　我斩钉截铁的回应说：“什么？就我现在的样子？拖个病孩子，自己半卧床，论文没着落，我哪有精力去诗班？”

 

　　神很有幽默感。2003复活节前夕，丈夫听着“你爱永不变”做了决志祷告，唱着“天国好像宝贝”接受了洗礼！他出生和成长在被占用作教职工宿舍的教堂，在教堂门口徘徊了许多年，竟然信主了。接下的一周，教会里的徐传道讲了一篇改变我一生的道。我记住了他最后一段话：

 

　　“你们信主多久了？是不是天天找神要这要那地祷告？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为他做了点什么？我今天在这里挑战你们：敢不敢跟神说，‘主，我愿意放下我心里看为最重要的事，出来为你做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祝福我！’”

 

　　我真的做了这个祷告，因为我已经看不到我自己的路在哪里。丈夫听了没有说什么，安静地等了两天，对我说，“对不起，来到美国让你放下那么多。你买台钢琴，算我送你的母亲节礼物吧。”

 

　　出去服侍原本是件兴奋的事，但是我又在一个问题上卡住了。80年代初在少年管弦乐团里拉提琴，那时我非常紧张自己每场音乐会的座次，会为坐了首提而高兴，会为自己被同伴换下而沮丧。我知道教会里的服侍是“只见神不见自己”，很怕自己的得失心会左右情绪。

 

　　从没问过姐妹用了什么“计策”，我居然很快放下了这个心结，快乐地走进了诗班。现在，我确信是她双膝跪下的祷告。在最初服侍的日子，我的姐妹每周四下午带着她已经认真预备的指挥谱来到我家，先是和我一道祷告、分享、排练，之后陪我一起烧晚饭，接女儿，给孩子喂饭，一起带女儿去教会排练。为了让我安心司琴，她将办公室的一角开辟成女儿玩的地方。两岁半的女儿每周四晚，都会一个人在那里安静地过家家，看baby，从八点到十点，从没有闹过场。

 

　　一路有这位姐妹爱心满满地陪伴和带领，我快乐地在主里成长着；当她出嫁时，我从她手中接过了她的工作。跟着她，我学习耐心手把手地教同工学五线谱，学习“关”上自己挑剔的耳朵，接受弟兄姊妹唱串的声部和唱跑的音调，学习默默祷告而不干涉交给同工手里的工作，更学习将称赞不吝惜地说出来。

 

　　对声音、和弦和音准极为挑剔的我，看着从小接受出色古典音乐训练的她，做在弟兄姊妹身上的，我无言以对！

 

　　谁都没有想到，半年之后我们这个不识谱的诗班凭着信心，和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家黄滨姐妹一起，开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音乐布道会。

 

　　就这样，在这样美好的侍奉中，我的生活剧烈翻转着：我开始向神祷告，把教会的敬拜服侍当作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每周除了主日和周五查经外，专心拿出至少十个小时来练习和带领诗班排练；把女儿从日托退出来，重新注册半日制的学校；每天论文写作不超过两个小时，孩子放学后专心陪伴她，安排家人的生活起居。

 

　　我凭信心这样一路走着，经历搬家、换教会，主里的服侍在我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也从司琴开始拓展到更多方面。当有任何需要临到时，我开始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选择：先照顾好孩子和家，因为这是神在这个时间给我的托付和责任；然后是教会服侍；最后才是我自己和我的论文。

 

　　写论文还是每天两小时，还是一天一两个自然段，我散漫地爬着格子。孩子渐渐长大，一转眼四岁半了；论文草稿一张一张打印出来，越积越厚，但距离我计划的写作大纲依旧遥遥无期。夜深人静时，我猛地醒过来，会问自己，“你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学位？”

 

　　我想要，所以我一直在坚持；然而，我知道它绝不是我的全部。写完论文和拿学位对于我像是修一栋每天都在照着图纸垒砖，却没有预设收工期的房子。可是很奇怪，尽管我很尽心地做，我对于这栋房子的最终结果似乎越来越不在意，像是挑着没有负重的担子，每日快步而行。

 

　　论文开笔五年后，2005年初秋的一个清晨，我接到了来自洛杉矶加大导师的电话。他带着令我非常不习惯的腔调告诉我，他再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而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我的学位，要么两月之内，在我的四位指导教授组成的博士资格委员会，通过博士论文。

 

　　挂了电话，我愣愣地座了一会儿。出人意料的是，我没有哭。

 

　　我想，神那时就真的开始行其妙的事了！

 

　　就在第二天清晨，我一位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的留日师姐，一年多没有联络，突然从香港打电话来。她问到我的论文，我有些沮丧地将导师的最后通牒转述给她听，也把论文进度告诉了她。听过之后，师姐大笑，“你该不是要写一部绝代名着吧？你那大纲都写出来的话，大概你拿终身教授职位的论文和书稿都绰绰有余！别愁了，赶紧的，现在有什么就交什么！”

 

　　真的吗？我十二章的大纲才凑了五章，零零散散，支离破碎！还有许多在日本收集来的明治日记手稿没有开封条！放下电话，我决定只好背水一战，开始提笔照着现有的草稿框架重新调整，之后开始写结论。几天后，我把论文的草稿寄到了哥大出版社一位亚洲研究编辑的手中，请她帮助做最后的英文校正和审核。被改好的草稿一节一节地寄回来，我仔细核对修改，堆积成厚厚一大本。

 

　　发出论文前，我和我的牧师有一通很长的电话。本来是想请他为我祷告，却发出很多怨言，抱怨自己过去几年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发难、压力，以及他最后通牒的不近情理。记得牧师为我祷告之后，很严肃地对我说，“愿你带着感恩的心发出这个论文！神一定会祝福！”

 

　　我把已经装在大牛皮纸袋里，近千页的四份论文稿放在一边，开始祷告，之后提笔给导师写信。神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的教授做在我身上的极大恩典：他出于对于我专业研究水准的信任，向日文出身、托福和GRE成绩平平的我，一次性承诺四年的全额奖学金和暑期旅行研究经费；他曾经视我为掌中宝，带着我在国际专业学术年会发表论文，请名师加盟点评，介绍前辈，一路如推手般为我保驾护航；他曾经把我约到家中，和他的太太三人坐下来，一字一句纠正我宣读论文中的声调和发音。

 

　　我一边写，一边流泪。我对神说：“主，求你赦免！”

 

　　论文寄出后不到十天，我收到了导师的来信：“真心恭喜你！你出色的论文经四位老师认真评审，一致通过！”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本200多页的论文如何写成。在我的记忆里，我活在琐碎的教会和家庭服侍里；我对论文完成放弃了企图心，只留下简单的不丢弃，因为它距离我的生活重心越来越远了。

 

　　我安静流泪。之后，我给丈夫和牧师拨通电话。听着他们电话那边兴奋雀跃的声音，我格外平静。也许这一天真的来的有些晚？也许我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学位的热情？也许我受到的震动太大？我知道都不是，因为我的心在这事上已得了自由。

 

　　我安静下来，祷告：“谢谢你，天父！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真的很信实。当我顺服你，把自己手里紧抓不放的捆绑放下来，你做了极大的事！”

 

　　人生的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过于相信自己，将一切握在手中，不肯放手，以至于我们的选择，成为我们的枷锁、偶像与捆绑。

 

　　有一首天韵诗歌，叫做“这一条路”，我一直相信这是关于神和我的歌。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

 

　　是跟随的路

 

　　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

 

　　我走过最喜乐的路

 

　　是依靠的路

 

　　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

 

　　舍己却更加宽阔

 

　　放手却更加稳妥

 

　　超乎想像精彩丰富

 

　　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