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苏和我在上海应该只停留几天，见过一些人、重新整理行装后，就要再出发。但对我来说，这第一回合就轰轰烈烈。第二天早晨，我以前任教史密斯学院的学生杨惠玲，坐着她家的私用三轮车带我出去游览。我私下称这车子为“荣耀的三轮车”。我们坐在后座，下有两轮，上有罩蓬，车夫坐在前面，踩着稳固的踏板向前走。经过上海市区的闹区，其速度真是惊心动魂（至少我认为如此！），惠玲在我旁边愉快的一面闲聊，一面介绍景色，我瞪眼瞧着周遭的混乱，目瞪口呆：黄包车、三轮车、脚踏车和快速的汽车都在争先恐后的挤着；大卡车和汽车按着喇叭行驶，在混乱上又加了一层噪音；到处人山人海，人们在汽车、公车和街车之间横冲直撞，贴身而过。我简直吓死了，心里热切地祷告：“主啊！我可不想在来到中国的第一天，就死在一片混乱之中。”
　　我因担心交通安全而晕头转向，所以完全记不得我们到底去过哪里，参观过什么。最后，我们的三轮车终于从交通拥挤的大马路中转入小巷弄里，通到一个更小的巷子。过一会，忽然停在一个大门前，三轮车夫按车铃，大门立刻开启了，这里是惠玲家，我们周围仆婢如云，领我们进入一个大厅里，那里的墙上挂着从屋顶垂到地面美丽的卷轴画。然后，惠玲的母亲进来了，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会说流利的英语。过一会儿，我们被招待进餐，虽然这是我的第一顿中国筵席，但我已十分懂得中国礼节，不使自己在餐桌上弄出任何响声，免得闹笑话。我知道离门最远的座位是“首席”，保留给家族中最年长的或最尊贵的宾客。这种习俗其来有自，当敌人军阀或土匪侵入房子时，离门最远的位子是最安全的。惠玲告诉我，她的祖父坐那位子，他当然该坐首位。
　　她的祖父是一位慈祥的中国老绅士，头发斑白，胡须稀疏，黑眼珠仁慈地闪动着。他穿着一件长袍，外罩中国马褂，可明显看出他极宠爱他的孙女惠玲。每一位都按长幼次序就位，我趁机浏览一下可爱的餐厅。家具是美丽的雕刻柚木，墙上也挂着卷轴画，四周摆着精致的彩画花瓶。
　　筵席开始了！首先是开胃小菜，包括切得很薄的卤舌片和猪肚，冷肝片和黑色切成楔形的皮蛋。事实上这蛋的不寻常颜色和特别味道，是用特殊化学过程制造而成的，并非真的“百年蛋”（英译名），这蛋的外表丝毫引不起我的食欲，但他们鼓励我试一口看看，味道的确不错，至今我还很喜欢吃呢！接着是一道粘糊糊的菜，我猜是海带，它很难下咽，但我还是吞下去了。
　　冷盘小菜之后，是一道道的主菜，非常的丰盛，我已记不得是些什么了。有一道鸡——整只鸡都在内，头、爪……我以为连内脏也原封未动。原来鸡腹内，塞满了美味的糯米作料。另有一道海产佐以酱料——我知道食物的名字，因我早年时学过海洋生物学！认得出是什么东西，不见得就容易吃得下。这些海产看来并不开胃，而我知道它像塑胶一样难嚼。但我一旦尝了，发现还挺可口的。
　　接着，一个大鱼头放在桌子中间，好像正在凝视我。使我觉得很不自在！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很难了解为什么他们只摆上鱼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道很精致的上海菜。而且鱼头面对着我，表示这家庭祝福我，在中国寄居之日，幸运而蒙福。这许多都是我要学的！
　　我知道在不同文化中生活，有一件事要注意，就是，凡摆上的都要吃掉。我很快学到另一件事，就是，要慢慢地吃。起先我看到摆上的食物不太对胃口，决定尽快把它吞下去，但这方法行不通。以他们对贵宾款待的殷勤，看我那么欣赏那些食物（吃得很快），慷慨的主人一定很快的又把那“美味”堆在我面前。
　　无论如何，我真的蛮享受这顿筵席。我这位学生的家人实在友善而仁慈。他们还用私家汽车送我回去呢！
　　这愉快的一天，只有一件事美中不足。那天上午我出发时，知道我要外出的人忘了提醒我，差会之家有外出规则。晚上我回来已经很晚，与惠玲和她家人愉快地道别后，发现围墙的大门已上锁了，只好按铃叫守门人。他终于出现了，睡眼惺忪地看着我，平静地问：“你是谁？我见过你吗？你为什么回来得那么晚？”等了半天，他才打开锁让我进去。我垂头丧气地走过黑暗的围墙。注意到两边房屋都是漆黑的，但发现通往宿舍的大门没有锁着，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进到里面，爬上三楼，想打开通往宿舍的走廊的门，它又是锁的，我的心往下沉！现在怎么办呢？我爬上五层楼的每一层，小心试着打开每层楼的门，每一道门都安全的锁上了。我不知道出门以前应该在黑板上签名，人家才会知道我会迟些回来。又有一个新的规矩需要学习！
　　我没有抱什么希望，只是机械化地爬上每一层楼，再试试开每一道门。每一步都使我更确定我真的被锁在差会之家的门外，而那却是我在上海的第二晚，晚上十一点。
　　我开始恐慌起来。但忽然之间，看见一个门铃。我不知站在那儿多久，犹豫着这么晚是否适宜按铃，可是这时毫无选择了——我可不能在大冷天整晚睡在楼梯间的天井！
　　最后，我按了门铃。不久，一位头发用发带束在脑后，穿着褪色浴袍的老妇人出来应门了。她很不高兴——显然我把她从睡梦中吵醒了。她为我开了门，我不断地道歉，她却大大地谴责我一顿。我心里想：“糟糕！我一开始就不对劲，第一天就犯了错。”
　　她的责骂还响在耳边，我开始找自己的房间。但是，真糟！现在我还不太记得自己房间的号码！于是我很快地向上帝求救，然后继续找，忽然来到浴室，脑际闪过一个思想，再找不到房间，也许只好睡在浴缸里呢！但到了那儿，我似乎找到了方向，猜到了房间的号码，很快地转动门钮，感激地蹒跚进去。我还记不得房内的陈设，在黑暗中到处摸索着找到空床！和衣躺下，猛然想起除我以外，还有四人共居一室呢！后来我发现，当我找来找去时，至少有两位被我吵醒，正欣赏着我的表情呢！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事来谈笑。我给一向平静又讲究礼仪的上海差会之家留下强烈的印象！幸而，我很快就懂规矩了。次日晚我又和朋友外出，这次我按时回来，也没有忘记在那非常老旧的黑板上留名。适应团体生活的方式，是需要自己去调整的。
　　不久，与差会主任的会谈结束，重新整装待发。这次的旅程，海苏和我乘汽船往长江上游，到安徽省安庆的内地会语言学校。我们坐的是二等舱，已经预定了舱位。可是，当我们提着所有的行李到船上时，发现舱房已经客满——都是男士！订位毫无意义！我们将整艘船打量一番，不禁大大怀疑我们是否能到达目的地。海苏和我都以为，这艘船曾风光过一段日子，没什么可在家信里报道的，只是一艘破旧待修，战前制的汽艇而已。值得安慰的是，有人护航——有一位德国女宣教士跟我们一道，一同使用目前被侵占的舱房。
　　这时，正好内地会总部的总务主任文盛德(Wilhelm)先生及时赶到，帮了大忙，立刻与我们船舱里的男士们磋商，请他们挪出去，但是不久，又有两位中国女士，各带着一个小孩，过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因此，我们的船舱里有五位成人，两个哭泣的孩子。
　　这段旅程需时四天半。船上太拥挤，且没有卫生设备。船的原载量是七百位旅客，但现在人数超过了三倍。到处都是人，走道上也挤得满满的，舱门几乎打不开。舱房里的船位也是一个个紧连着，要上床只能爬上去。我们想透一口气都很难，更不用说是换衣服了。好在我们的护航也极力劝我们晚上穿着衣服睡觉。五天之久都穿同一套衣服，到了安庆，我们觉得浑身发痒。
　　再回头看那段旅程。第一晚我们很疲倦，很早就寝，渴望睡一觉。但是通道上的旅客吵吵闹闹，简直难以入睡。后来他们安静下来了，却有大老鼠来干扰我们。第一晚它们进入舱房，一点上灯，很快就消失了。第二晚，我们虽一直开着灯，它们还是来了，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当然，舱房地板上总有美味的东西，两位母亲似乎不停在吃，也喂小婴儿，总有零碎掉下来。
　　然而，老鼠并不是我们最在意的。有一夜我忽然醒了，我想其他人也没睡着。外面声音很大，夹杂着人们惊惶的叫声和哭声。我们听不懂中文，更觉得骇人。我想象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护航很紧张，想开门去查个究竟，但外面挤满了群众，根本无法移动。然而，她可以懂得他们的尖叫，“船正在下沉！船正在下沉！”他们尖声大叫。她很快地把这话转述给我们。我们都知道，对目前的情况我们一筹莫展。即使用力把门挤开，也没有任何安全地方可去，甚至会被群众践踏。因此我们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神，等候他施恩。最后我们疲惫地睡着了，待晨光透进船舱，我们很惊讶一切都好端端的。我们的护航说，她在中国坐船多次，这是第一次令她真正感到害怕的。
　　我们的船继续笨拙而喧闹地沿着长江航行。每到一个港口，旅客上岸的时候，大家都挤向出口，船身便危险的倾斜。
　　夜晚越来越不堪忍受。每到一港口好像都跑进更多的大老鼠。它们的身长，不包括尾巴，就有十英寸，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大。
　　这不止是海苏和我第一次难以忘怀的历程，其实战后中国的内陆旅行都是这样，这次不过是入门呢！最后，我们终于远远地看到安庆宝塔，知道快到目的地了。你可以想象我们如何松了一口气。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要下船，到语言学校去了！我们很放心的以为，在码头的人群中会看到亲切的中国内地会同工面孔，准备帮忙我们下船。但这一次又是没有人来接我们；我们的船到达的时刻正是主日崇拜的时间！因此，我们拖着行李和深重的脚步登岸时，实在觉得十分凄凉！
　　河里的淤泥太多，船无法靠近码头，所以搭小货船和舢板上岸。我们沿着船边走，带着袋子和行李，下到窄小而摇摆不定的活动梯上。较有胆量的人，还可以爬绳梯。我先下船，海苏则留在船上看守行李。要不是有一位很好心的德国男士帮助我们拿行李和那些为语言学校带的杂货，我们真不知该怎么办。海苏在船上守着那些物品，这位德国朋友和一对中国夫妇开始把东西从船上拖下来给我。我站在人群中，不住焦急地扫描，看看是否有人在找我们。看不到一张白脸孔、高鼻子的西方人。许多苦力向我围过来，在我面前比手划脚又喊又叫，显然是要帮我拿行李。我只好不断地说那句唯一会说的国语：“不要！不要！”我想，他们看了一定觉得很可笑。我们回想起来也觉得好笑。
　　后来，我忽然注意到一位麻脸的苦力极力地坚持着，在我脸前面不断激昂的挥动着一张纸。最后我恍然大悟，他一定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们。我就接过那张纸来看。这纸条解释为什么没有人来接我们。他们会在主日崇拜完以后赶来，这期间，我们只有让这位马先生照顾一切。他看来十足像一个恶棍！但事实上，马先生原来是一位可爱的基督徒，在语言学校帮忙工作的。他很快地把一切接过手去，我顿觉轻松许多。我入神地看着他好脾气地与苦力们还价，最后，讲定了双方都满意的价钱。我们的东西从船上都搬下来后，点过件数，然后吊上扁担的两端，再扛在肩膀上。载满了货物之后就开始走，他们穿着草拖鞋的脚移动的步法好像一种滑行的舞步。
　　经过一番拥挤、调遣之后，海苏终于得以下船。正在这时，从语言学校来的林得国小姐到了。她是一位可人的苏格兰小姐，穿着一件中国旗袍，在一片嘈杂喧哗中，她的沉着安详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时候，有人可以来与中国人沟通，是多大的帮助呀！——只是连我都听得出，她的中文有一点苏格兰腔调！
　　黄包车已为我们预备好了，很快我们出发了。坐在由苦力拉着的两轮车上，是一个既新奇又吓人的经验。我一坐上车，就觉得脸要朝地摔下去。但当苦力拉起车子要跑时，我忽然往后倒，好像后脑要撞着地一样！不过，我不必害怕，因为苦力很有技巧的一下就使车身平衡，以独特的滑动步伐在粗圆石子路上跑着。
　　我们经过窄小的街道，孩童朝我们叫唤，并做出拇指上竖的手势。海苏的黄包车旁跟着许多小孩，像“穿花衣的吹笛手”（德国传说人物，为汉林镇驱鼠，因不获报酬，而吹笛带走镇上小孩）。她那头金亮红发，在阳光下美丽的闪烁，每个人都觉得好奇。可能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头发。海苏颇能镇定地面对这群好奇的群众。
　　经过市区的路上，也是一段极有趣的历程。看不到一辆汽车，街道十分窄小，也不适宜汽车通行。夜间用板状的门盖封闭着简单而没有漆过的店面，白天则移开，以致整个店面都开到街上来了，没有一间是有橱窗的。没有百货公司，每一个店都是专卖某种货物。有衣服店，锅盘店，棺材店，偶像拜拜的物品店，也有各种小吃店。看来没有人行道——至少很难看出哪里是马路，哪里是人行道。到处都有做生意的。路旁小吃摊飘过来的香味十分诱人再加上航程中只有差劲的伙食，我忽然觉得好饿。
　　从前我在纽约读书时，常想怎么有那么多人挤在街上，但纽约却不能与那个星期天早上的安庆比。到处人山人海，有挑着扁担的，有背着婴儿的，有勇敢像表演特技的自行车，有笨重巨大的手推车，上面载满了货物。再加上牛车和许多黄包车，简直乱成一团。幸而，我们的车夫熟练地拉着我们的黄包车，穿梭在拥挤的交通中。
　　见到了由语言学校师生组成的欢迎团，我们就知道已靠近目的地了。现在我们真是很想加入一个团体，在一个地方安顿一段时间。我们离开忙碌的街道，窄门，进入中国内地会语言学校寂静的墙内。我明白这是我一生新纪元的开始，新的考验和艰巨的工作都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