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蓝头巾

作者：不要怕只要信

许多往事如淡烟飘散之后，已经无可追踪，但是妈妈的蓝头巾却常常回到我的梦中。这块蓝头巾方方的，薄薄的，样式平淡无奇，又无花纹点缀，显得拙朴极了，可是之于我却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不可忘怀，这当然是有一番缘由的。

六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为我的青春添上了一层金色，我在乡下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告别父母，告别了故土，第一次远行千里，投入了首都的怀抱。一个在东海边上双脚沾满了泥土的野孩子，是不能与那些穿得漂漂亮亮，能说会道的城里同学相比的。我穿着母亲织的粗布衣，口舌不灵，土里土气，简直就是土著后裔。但我暗想，人的价值不在于外观，而在于内涵，因此我把全部时间花在学习上。我的世界就是教室、宿舍和阅览室，甚至我至今尚未认识到我那时的回旋余地是如此的狭小。

当我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妈妈晚上总是在不停地干活，借着一盏豆大的摇曳灯光，她或纺纱，或衲鞋，或缝衣，或织布。我常常从半夜醒来，睁开惺忪的小眼睛，望见妈妈干活的神情，是那么地静心，那么地专注，那么地辛勤。我一会儿又睡过去了，可妈妈终究没有睡，一直干到天亮，胡乱的喝了碗稀粥，就又下地去了。

长期的耳濡目染，一种简朴刻苦的精神不由得悄悄地融进了我的灵魂，驱散了惰性和疲劳，因此学有长进，学习成绩遥遥领先。

一年后临近寒假的一天，我的那位当小说家的老师把我推荐到一个编辑部去当一个月的业余编辑。走进编辑部办公室的门，一眼瞥见一捆捆的稿件像小山似的堆在墙角下，我做的事除了选取备用稿件以外，大量的则是给作者复信，写稿件的处理意见。辛辛苦苦地干到年三十下午，一位头发斑白、当诗人的组长，含着笑塞给我三十元钱。我的脸顿时红了，其实那时我身上连一毛钱都不满了。家里来信说：“年成不好，庄稼歉收，父亲偏巧又得了缺乏营养引起的浮肿病，所以一时不能给我寄钱来。”于是，这三十元正好为我救急。除了够付两个月的膳食费外，还能多余六元。我虽然孤寂一人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过大年夜。但是吃饭问题解决了，心境倒也十分平静。因为以往的新年我都是在家里过的，所以思乡之情渐渐袭上心头。妈妈生了我们三个孩子：五岁的弟弟得了疟疾，高烧不退闭上眼睛，永远离开了人世；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可怜的小妹妹，吸不到妈妈的奶水，奄奄一息地夭折了；于是我就成了古庙里的旗杆—独一根。父母的宠爱，集于我一人，我便成了家庭的希望。在我远离他们的日子里，妈妈因见不到我寝食难安，牵肠挂肚，像掉了魂儿似的。妈妈思子之心何及掩映，我因至渲染泪流。邻居大妈对我说过，妈妈做姑娘时出落得像支花儿，垂涎三尺的地主少爷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却看中了父亲。她不为富、不为貌，而是看他老实本分。父亲到世上二十八天，祖父就病死了，靠着年纪轻轻守寡一辈子的祖母拉扯长大。妈妈嫁过来时，家里一贫如洗，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幸亏妈妈天资聪颖，从小学得一手女工，可以赚些钱养家糊口，她生下我这个冤孽时也快三十岁了。

我从记事时起妈妈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太婆的模样，似乎她压根儿就没有年轻过。

在我读高中时，我随妈妈下地，见婶婶们兜的都是羊毛头巾，望望妈妈的头巾，相形见绌，寒碜极了，我埋怨她说：“你简直像个叫花子了，连一块头巾也舍不得买！”她狠狠地锄了棉花地里的一棵杂草，责怪地说：“你懂个啥。”那时候我啥也不懂，但我后来很快就懂了。在一次我参加生产队年终分红会上，小会计放大嗓门儿叫我爸爸的名字，爸爸眉开眼笑地在翻开的帐本上郑重其事地按了个红手印，接过一溜儿齐的新纸币，乐呵呵地点了一遍，得意地对妈妈说：“今年不错，比去年多了二十元哪！”他的喜悦传染给了妈妈，也传染给了我，可我凑过去一看一共只有六十元，老夫妻俩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流下可以淌成一条小溪的汗水，就换来这么几个钱，而这仅够我半年的食宿费。我呆滞地注视着妈妈的脸，这是一张木刻般印满皱纹的脸，飞速跨过中年，跃进老年的脸，难道她头上只能用土布做头巾么？我的心颤抖地对妈妈呼唤：“妈，我挣了钱，首先要为您买一块羊毛制的头巾。啊！蓝头巾，蓝头巾。”

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向大队办公室飞奔而去，走进办公室，只见脸肉臃肿的曹书记。见他又燃上一支烟，我终于忍耐不住地对他说：“请大队开个证明。”“啊—为啥要开证明？”他这才望我一眼问。“我考取了大学。”“想捞取助学金是吧？上大学是有钱人的事，没钱，上什么大学。”我生着气回到家里，妈妈见我脸上布满了愁云，垂头丧气，就已经猜到了事情不妙，我正想对她大哭一场，但是想到不能伤老人的心，就克制住了。我思前想后，对妈妈说：“我已经决定不上大学了。”“傻孩子，你尽管放心，路上的盘缠我与你爹已经准备好啦！”我就这样地壮着胆上学了。

这年寒假，我回到了家里，首先扑入眼帘的是妈妈又架起了古老的织布机，她把织成的一匹又一匹土布让父亲送到海边卖给靠海岸的渔民做帆篷，又把换来的辛苦钱供我上学的伙食费。妈妈的眼窝比以前深了，嘴角瘪了，手指细了，衣服显得宽了，她老了。我瞧着妈妈的头上依然是那块破头巾，但在她脸上却显出一种满足感，或者是一种胜利感吧！因我毕竟是上了半年大学了，人家不开证明，刁难我们，奚落我们，有啥了不起的。我瞧着妈妈的头上依然是那块破头巾，我一定要为她买一块崭新的蓝头巾、蓝头巾。

现在我的口袋里有了三十元钱。春节过后，我用五元钱给妈妈买一条羊毛的蓝头巾，用布片包扎好，去邮局寄出。并且写了一封信：“妈妈‘大跃进’时，您在食堂烧饭，起早睡晚，得了气管炎，要防止它再复发，再发起来是多折磨人哪。这条蓝头巾正好为您挡风寒。您收到了就围上吧！”

办完这事，我心里如释重负。感到十分畅快。可是第二年暑假返回家里，妈妈翻晒箱子里的衣物，蓝头巾叠得整整齐齐，依然是簇新的，这使我很不高兴，我怪妈妈说：“你呀，放着头巾不围，就喜欢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个讨饭的，多丢人现眼哪！”妈妈不说话，垂下了头，她的脸被零乱的头发挡住了，直到我看到一滴晶莹的泪滴在发丝上掉下，它在阳光下瞬间一闪的光芒把我震动了，我是多么的歉疚和惭愧呀。

二十年岁月转瞬即逝，母亲微弱的生命之光被残酷的死神吹灭了，她在下地时，中风倒在绿茵茵的棉花地里。当我接到噩耗，赶回到她的身旁，妈妈的眼睛早已静静地闭上了。我还能对她说什么呢？像我妈妈这一代农村妇女在咱们国家何止千千万万、在经济落后的别的国度也不知有多少。她们只知干活，不知歇息，只懂吃苦，不懂享乐，她们就这样抱着一部朴素的人生哲学，在世界上走完了短暂的人生历程。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那条蓝头巾被我从箱子底下翻了出来，它依旧完好无损，连商标纸签儿都没动过，一滴又一滴的泪水打湿了蓝头巾，我捧着它向妈妈磕了三个头，然后吻了吻，虔诚地把它包在妈妈的头上，裹住了稀疏的银发，银发仿佛变成了满头青丝，这才使我发现，妈妈是年轻的、美丽的、神圣的、伟大的。

有人说：“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妈妈虽然去了，但她的星空依稀然闪亮，在我心里永远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