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知识分子面对身体的疾病，首先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医治；其次是思考人类医学能力的有限性；第三则是直面人生苦难，思考死亡对人生的意义。孔子看见冉伯牛生病，仅仅发出一点绝望又虚无的叹息。他对苦难与死亡的认识，约等于文盲村妇的水平。这种面对疾病仅仅感叹命运不济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发展出科学的医学体系呢？怎么可能体会到人的理性的边界呢，怎么可能体会到人生的无知感和无力感呢，怎么可能养成敬畏的精神呢。麻烦的是，孔子的这种关于疾病的感叹方式，彻底影响到了所有的中国人，每个人都在这种无意义的观念秩序之中。我二十多岁就遭遇到了亲人的死亡，多年以来一直不能释怀，要么是唉声叹气，深感命运无常，要么就是眼红妒忌，妒忌所有依然活着的人们，甚至发出奇怪的怨言，这个世界如此辽阔，为什么没有我的亲人的一席之地。

　　许多年以后，我开始审视自己。一个观念的大错误。作为一个无知的人，事实上我对死亡的意义并不了解，我一直是在用一种活人的观念去推测死人的情景。这造成了观念的错位，也造成了观念秩序在处理生死问题上的陈旧与愚蠢。

　　观念的更新，才是推动人的生命不断扩展的惟一动力。那么，一个人如何实现观念的更新？仅仅靠学习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的学习是一种经验的模仿与交换，这是“学而时习之”的最大短板。按照康德的分析，一个人更新观念的惟一方法是给信仰留足空间，是通过对先验的、先天的、超验的信仰叩问，将人的观念带入新世界。比如，如果我们在观念的意义上接受了来自基督信仰的复活的观念，我们对死亡的认知就会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改变。可是多少人面对信仰问题，却表现出一副无知无耻的自信啊。这才是人的最大困境。我要警惕我自己。

　　很多基督徒对人性缺乏深度体察与同情，逼着自己做圣徒，但自己又做不到。中间的困顿与焦虑，何其痛苦！信仰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结果要么是空洞地喊口号，要么走向了伪善。我的态度是，如果我做不到绝对圣洁，那么我就必须接受人性的缺点，然后一起慢慢改进。亚伯拉罕的人生是一个值得不断辨析的样本，按照我们狭隘的理解，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呼召，他就应该立即变成一个义人，变成一个圣洁的人，因为他直接听到了上帝的命令。然而在接下来的事实过程之中，亚伯拉罕的人生依然充满了人性的错误和生命的彷徨，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亚伯拉罕惟一而且最为重要的特点在于，无论他有多少错误，他在最关键的时刻，也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在人生的过程意义上假装成圣，不要以圣洁的名义为自己的人性和自己的行为涂上一层伪善的遮羞布。

　　忽略教会的意义，甚至远离教会，这是绝大多数知识人的特征。因为知识人以独立的个体思考和怀疑精神作为知识的方法论，他们必须与任何群体保持某种必要的疏离。但与此同时，知识人失去了教会自发的公共秩序训练，这是自治社会的最初课堂，也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怜悯与包容，失去了生命中爱的能力。所以在这些年里，我虽然有太多的思辨，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教会生活。只要我坐在教会里，坐在弟兄姐妹当中，我立即就变得像一名安静的婴儿，只管倾听，只管静默，我不会在教会里就任何思想的命题与他人发生争辩。我所有的思想性质的争辩，都发生在我一个人阅读与写作的时候，我最理想的争辩对手，是那些已然成为经典的思想家。至于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的弟兄姐妹，我的工作只有一种，这就是爱，爱主我们的上帝，像爱自己一样爱着这些邻居，像爱自己一样爱着这些与我在同一片天空同一块土地生活的人们。

　　真正的思想家，是指发现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先验知识体系和思想秩序的一类人。按这个标准，人类历史上能够被称为思想家的人少之又少。经济学领域或许只有斯密一人，其他人只是斯密的学生。就中国思想史而言，孔子算半个思想家，他毕竟说出了“学而时习之”这句话，没错，人是一个学习的载体，永远都是。反观我们，无论是赞美，还是反对，每个知识人都在思考国家向何处去，都在思考国家的秩序，而不是人的生命意义，这才是我们长期以来深陷于无知的最大原因。小凯说得对，40年前的问题意识，40年后依然如此，这说明人的心智和知识结构毫无改进，一个灵魂之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谁有力量从这个腐败的问题意识中跳跃起来，彻底告别宏大叙事，谁就是这个时代极少数幸运的人。

　　康德的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的观点，思考的是人类的知识如何不断涌现的问题，因为他意识到一个重大的问题，一种知识一旦形成，就对人类的知识发现能力构成阻挠，人们必须学会从一个知识出发，走向另一个新的知识。完成这种从一个知识向另一个知识的跳跃，人们不能依赖于现有知识的推动，应该是依赖于信仰。但这样的辨析，涉及到了人对知识论的认识，非常难以理解。由此康德提出了“aufheben”的命题。后来的思想家在理解问题上发生了巨大的分歧。黑格尔理解为灭绝与保存。中国的牟宗三译成扬弃；钱钟书在管锥编中理解为矛盾之超越；龚鹏程不同意钱，理解为提高与保存，并非黑格尔所谓矛盾；邓晓芒在《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中，标注为悬置（P26），悬置知识，为道德与信仰腾出空间。遍观之，惟有邓晓芒体察到了康德本意，数钱钟书最是离谱。

　　如果你能理解观念的先验性，理解观念总是在事实之前，那么你就能理解，所有的象形文字都是短视的、中途的、唯物的、无生命的。象形文字所呈现的，只是事物的形态，而不是观念。因为一种可见的形象，抑制了一种高于形象的观念。但象形文字的好处在于，具有事物外在的美，容忍被人理解。如何走出象形文字的局限性，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信仰扩展观念秩序。我们要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任何事物都是有限的、固定的，而观念是无限的，观念具有永远无法穷尽的改进空间与过程理性。抓住观念的开放式纠错，我就抓住了生命。

　　世界就是修道院。劳动就是祷告。天主教的教皇制度，区域大主教任命制度，封圣制度，都是错的，抬高了人的权柄，僭越了上帝的权柄。新教体系的长老制和牧师制，也有问题。很多牧师在台上站久了，就成了领袖。人性的幽暗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必须怀疑。一个上帝所造之人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一定要学会怀疑，没有怀疑的信心，事实上是在升高自己。只有怀疑的工作得到足够展开，你才能理解什么是怜悯，什么是爱。

　　“施比受好”。一个人做好事，比如让座、给乞丐钱，等等，是做给自己的内心看，如果有信仰，是做给上帝看。做好事时，我们的内心已经收获到了一种温柔，一种爱的意义。如果在意别人的回报，则爱的意义被抵消了，人反而陷入怨恨的困境之中。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大致就能理解康德“内心的道德律”。一个真正的人，做事情是为了顺服上帝的绝对命令，而不是为了得到人们的赞许。这个问题的思辨非常重要，并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

　　缘于人性的短视与无知，一个人通常都陷在完全的错误中，人和人之间唯一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错误，而在于是否具备一定程度的纠错能力。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群、一个国家，只要不具备基本的纠错能力，基本可以断定，这里的人，已经在事实的层面接近毁灭了。所谓地狱，大抵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思辨帮助我大幅度提高了我的生命质量，我现在遇到任何需要判断的事情，第一反应都是追问，自己是不是处在一种错误的状态，而不再是一种无厘头的自信。事实上当我追问我的错误，我的错误就是一个现在的事实。如此我的人生终于养成了开放式纠错的习惯。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衣食，口腹皮肉之欲；礼节、荣辱，内心建设也。从肉体外在的满足感到内心秩序的道德律，之间并无逻辑关系。从管仲到司马迁再到今天，酒足饭饱之徒耍流氓的事情多了去了，但人们却认同这句肤浅格言。原因在于，我们从来不思考人性的复杂性，只看表面的光鲜。这种状态令人沮丧，通常情况下，我在人群里生活的时间超过三天，我就会被这种表面的光鲜所吸引。我承认我矫枉过正，承认我自命清高，承认我尖酸刻薄，这么做的目的，我仅仅是为了保持我对常识的珍惜。

　　【作者简介】苏小和，基督徒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