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心中是否隐蔽着一个潜在的价值判断：人类总体是进步的，现代一定比古代更有智慧，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讨论的保守主义，保守的目标与对象是什么呢，难道我们是保守一个未来的理想目标吗。

　　基督教传统和整个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想史，都秉承一条价值原则，人类并不是走向理想国，而是要“回到圣经”。如果你相信这句话，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那么你的观念秩序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第一，人类社会并不是越来越美好，而是越来越堕落。第二，时间的意义并不是从古代涌现现在，不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真实的时间意义是，一切都是现在。第三，人类对明天的设想是无意义的行为，因为人类没有能力掌管明天。

　　亚理斯多德的物理学思考，是一种缺乏范畴给定的宽泛式的想象，到了1200年，阿奎纳将亚理斯多德的理性主义追问纳入到希伯来神学的框架里，才给予了希腊哲学一个范畴给定。事实上，在我看来，苏格拉底立足于人的立场，思考了人是什么的问题，柏拉图基于人的立场，思考了理想国（上帝秩序）是什么的问题，亚理斯多德基于人的立场，思考了理性主义和科学是什么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判断秩序，希腊哲学传统显然把人类的问题意识拉得太宽了。相比之下，基督信仰传统则不是要在理性范围之内把人性拉高到天国的位置，而是通过信仰把人性逼回到理性范围之内。这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收窄，而不是无边界的拓宽。“你不过是人，”因此你必须回到人的位置。任何人对上帝位置的跨越都是绝对的毁灭。人必须要回到理性范围之内工作，这是一种边际给定，一种数学模型给定，如果理解这个思想史的描述，大概就能理解牛顿作为科学之父，既是信仰的，又是科学的。因为基督信仰让牛顿的思想有了边界，也让他的边界范围之内的工作有了细分的能力。牛顿在他自己的理性范围之内做了他能够做的工作，这才是牛顿伟大的智慧。

　　之所以反复强调人必须回到理性世界，是因为我们人类经常夸大自己的能力，不愿意回到理性世界，而且这种不愿意回到理性世界的观念和行为，有时候竟然是以信仰的方式展开的。

　　信仰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从永恒的视角来看，人的信仰是为了认识上帝。第二，从当下的视角来看，人的信仰是为了认识自己。但这两个认识论的方式，经常在我们的生活里被我们颠倒了视角。第一个问题是，人经常把自己拉高到永恒的视角，理由是为了认识自己，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把自己拉高到永恒视角的能力，所有在这个意义上的拉高，都是对上帝的僭越。第二个错误，人经常把上帝拉低到当下的视角，理由是为了认识上帝。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把上帝拉低到自己的视角的能力，所有在这个意义上的拉低，都是对上帝的僭越。

　　视角的问题在这里极为重要。视角错了，一切都错。我们不过是人，我们只能拥有人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理性主义的视角，即上帝赋予给我们的一种有限理性。有限理性之外我们要敬畏，有限理性范围之内我们要努力。在我们守住我们的稳定的有限理性秩序之后，当我们思考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理解向上帝交托的三一模型的意义。当我们讨论人类如何向上帝交托，一定同时在讨论三件事：

　　——在有限理性范围之内，人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激情和使命；

　　——在有限理性范围之外，人类承认自己的绝对无力和绝对无知；

　　——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能力同时在有限理性之内和有限理性之外展开综合的判断，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上帝道成肉身的存在。因此，在整全的意义上，人类必须学会向耶稣基督交托。这是人的生命得以永恒的唯一解决方案。

　　当我们讨论认识论，我们就是在讨论作为过程的人生。人的认识论是这样一个过程态势：

　　——目标给定（信心或假设）

　　——矢志不渝的追问（问题意识）

　　——人类靠自己永远不可能抵达（认识论的场域）

　　这构成一个人的想象力的改进的过程。对的，一个理性之人，就是一个想象力的改进过程，就是一个开放式纠错的过程。这个想象和纠错的终极动力，来自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我们的想象力的第一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想象力，他一定会在某个他自己认为正确的目标面前停滞下来，这个他自己认为的正确的目标，通过他自己的判断，就成为他的已经抵达的目标，因而成为他的生命的偶像。偶像站在哪里，人的坟墓就在哪里。

　　当然，由于人性的短视，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过程理性的状态低估我们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出现沮丧的时刻，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人，因此我们认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内什么也做不了，或者我们做什么都是无意义的行为，从此我们进入到一种懒惰、虚无和无聊的状态。

　　在创世记里有这样的叙事，一个人在旷野上，和上帝摔跤，是可以打成平手的。按照我的先验的追问方式，我认为，人其实是一个具有极大理性张力的载体，以至于人或许能发现令人讶异的知识和技术，也能制造出毁灭人自身的事物。因此，这是对人的能力的又一层怀疑：我们不能高估人的理性能力，我们也不能低估人的理性能力。高估自己的理性能力，构成人类的愚蠢。低估自己的理性能力，构成人类的懒惰。愚蠢带来灾难，懒惰带来贫穷。上帝的恩典足够用，如果你身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处在一种贫穷的状态，我建议你不要怨天尤人，惟一的原因是你太懒惰了。

　　达尔文的演化论为什么被人诟病，长期以来遭遇保守主义的批评，原因就在于他并没有首先界定人的有限理性的范畴，让人误以为这种演化的过程不仅包含了有限理性范围之内，而且扩展到有限理性范围之外。因此人们才会获得“人是从猴子演化而来”的错误观念。事实上真正读过演化论的人们，会看到达尔文并不思考生命的起点问题，而是思考过程问题。演化秩序的重心就在于范畴（边际）界定之后的过程理性。并不包含起点和终点。很多思想家都是这样，比如达尔文的学问，皮亚杰的学问，西蒙的学问，都在这个秩序范围之内。他们都很了不起。

　　为什么西蒙要反复强调他的有限理性的基本框架，是因为他在一个想象的无限理性的秩序之内，界定了有限理性的范畴，从而为自己的工作界定了“场域”。在此之后，他不再思考有限理性之外的问题，而是专注于有限理性范围之内知识的兴起，这被称之为专业路径，或者是经验主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一个好的读书人就能意识到，当我们真正思考了有限理性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理所当然丢失了理性范围之外的事情，这构成了人的视角的有限和知识的有限。反过来说，真正的知识人，都会承认自己是有限的。那些夸大自己的知识能力，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蠢货。

　　由于传统文化的侵染，当代知识人绝大多数都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常态下，我也应该是这样，但我自认为我理解了康德的“哥白尼式g e命”，对象适应于观念，而不是观念适应于对象。所以我认为，对康德的观念秩序的理解，才是我们这些书生最艰难的问题所在。当然，我属于一种先验式的理解，所谓先验，就是我无条件相信圣经无误。然后这些年苦读圣经，终于发现一个重大的事实，上帝竟然是用话语（观念）创造了世界，上帝的观念在前，我所看见的这个世界在后。这种观念秩序的g e命性变化，让我获得了认识论的稳定基准。

　　如果把这个描述缩小到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我终于理解了一个看似平常但是极为重要的认识论秩序：一个人的话语能力在前，一个人的生活形态在后。一个人的观念在前，一个人的知识在后。所以，一个人的话语是如此重要，一个人的观念如此重要。我们要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话语权利，言论的权利，观念的权利。因为在终极意义上，言论的权利就是生命的权利。我想，这才是西方的思想家们发现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秩序的形而上逻辑。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明确宣告，如果有人阻挠我阅读圣经，阻挠我信仰上帝话语，我会理所当然地全面抵制，并愿意为此付出我的生命。虽然我明确知道，在这个抵抗的过程中，我的心思会犹豫，我的身体会疼痛，我会失去自由，我会被人侮辱，被人殴打，我甚至会失去必要的食物和必要的居所，我可能会形容憔悴，狼狈不堪，我可能会迅速衰老，但这些苦难，在上帝的话语面前，都是一闪而过的苦难，为了这份终极的信仰和终极的话语，我的这些可能遭遇的苦难，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哲学是让人类提出问题，而不是问答问题。没有哲学的追问，其他学科几乎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余英时先生说，一切的学科都要靠哲学来推动，而哲学要靠神学来推动。这个描述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现代人工智能的开创性学者赫伯特西蒙，他的早期是“信仰型文学青年”和“哲学型经济学家”，中后期才是“数学型经济学家”。从成就来看，西蒙主要表现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型经济学家的多项成就，这使得后人以为，他是反信仰，反哲学，反思辨的。但事实上，西蒙早起的圣经阅读、信仰思辨和哲学追问，给他后来的数学思辨提供了强大的哲学基础。一个醒目的事实是，西蒙早年阅读圣经创世记中关于伊甸园的叙事之后，对人类的哲学思考产生了一种文学式的好奇心，以至于他甚至去请教文学家博尔赫斯。而博尔赫斯的名作《交叉小径的花园》至今都是一个复杂的小说文本，人们并不能完全读懂，有人说博尔赫斯的花园想象很有可能就是一种伊甸园式的想象。

　　我想从西蒙的认识论故事讨论今天的大学教育。如果人们认可了以上描述，并且以经济学家西蒙的人生为例，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大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应该是信仰式的追问，哲学式的思辨。事实上人类所有优秀的大学，早期都是教会大学，都是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一个优秀的学者后来开始用数学工具去解决日常问题，并走上工具理性的人生，那是一名学者大学毕业之后的事情。但是如今，中国的大学几乎都是工具理性的，完全没有哲学思辨训练。至于信仰式的追问，不仅中国的大学完全禁止，就连当今西方的大学也在排斥。我想，这才是今天的大学普遍变成职业学校的原因之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大学已经变成了毁灭年轻人想象力的最大场所，大学变成了年轻人的坟墓。

　　【作者简介】苏小和，基督徒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