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主要围绕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关键词就是：青春、真实、信仰。这部电影的确跟《芳华》有些相像，因为都讲到了“青春”。《芳华》是讲到一代人，特别是文g e一代人的青春；那么这部电影是讲到了四代人的青春，又是以四代清华人作为代表，它的片名也是取自于清华大学的校歌。清华校歌中有这样一句：“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片名就是取这一句的最后四个字，影片的英文名是“Forever  young（青春永驻）”。尽管时代不同，环境和形式各异，但在这些年轻人对青春事业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青春的光彩、思想的轨迹以及信仰的传承，他们就像一面面的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的人生，也去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

　　青春的真实

　　首先我们看“真实”，特别是青春的真实，“真实”是什么呢？我们如何看待与感受自己的真实，从而作出真实的选择？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每一代年轻人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影片的叙述是从近到远，从21世纪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生活开始，影片里面的张果果是一个事业人，是一个职场上的人士，应该也算是很成功的一个人，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去救助那个来自农村无力付费的四胞胎孕妇，以及要不要违心的指控他上司的问题。本来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和选择，这个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我们为了竞争可能就要摆脱很多拖累，也包括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把对手打倒或者击败，然后才能取得自己的成功。但是张果果最后的选择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并不一样，他从他的父辈那里得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当他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他父母的朋友李想的墓前，他的父母就告诉了张果果李想叔叔是怎么去世的，为什么会有他们今天的生活。

　　这段感人的故事：当年，张果果的父母和李想是同事，在西北做勘探工作，他们有一次去野外勘探的时候迷路了，所带的粮食和水非常有限，李想把仅有的粮食和水留给了他的父母，自己去寻找救援，最后是他的父母活下来了，而李想却牺牲了，他死在那个荒原上。正是由于李想的牺牲，才有他父母的存活以及张果果后来的人生，这事件深深的打动了张果果，所以最后张果果才勇敢的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没有违背良心地去告发他的上司，他对Robort说：我不会配合你，因为，我与他们不一样。那就是他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种勇气，得到了一种人生选择的答案。

　　其实张果果和他所做出的选择，在我们今天可以算是一个异类，大部分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现在的年轻人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去年5月的时候，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发了一篇题名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演讲，就是针对现代的大学教育，做了一个批评。演讲中说：“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他讲的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种人？我们周围所看到的是不是这种人居多？无独有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章润也在《中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坐待天明》一文，对自己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作了这样的评价：“我们的学生有志向，可理想贫乏。就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多数时候其实不外权钱二字，以及其他可得藉此一般等价物置换的浮世物件。但是，个人志向无涉公共关怀，亦无家国之思，终究苍白。”还说，“我们的学生敢想敢干，实际上并无血性。自私，极度的自私，不是多吃多占式的自私，而是惟我独尊、为了成功不惜一切的虚矫，竟会成为他们显著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会动手，善执行；从来不曾、永远不会热血沸腾。”这就是两位教授对现在的青年，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精英人士的一些概括吧，我们的确可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或者我们周边朋友的生活，再去对照影片里面这些人的生活，他们所做出的选择。

　　我们从影片中最早的年代20年代才开始讲起，影片里面的吴岭澜，在学理还是学文之间举棋不定，其实就他个人的长处特点来说，他的长处是在文科方面，但是他想选择理科。在这里我们看到，学文学理的选择也是由来已久，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很多的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的犹豫不决，主要是不知道我选择哪科以后更能赚钱，或者对自己更有实际的用处。但是处身在20年代，他们更多想到的是学文还是学理哪一个更能够报效国家，他们的出发点跟现在的年轻人很不一样。

　　我们看到当时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后来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开导吴岭澜说：“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更是这样，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忙得一塌糊涂、疲于奔命，但是我们究竟忙什么呢？究竟为什么忙呢？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生活的真实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很少去思考，或者是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以为物质才是真实的，我们丧失了想象与激情，也没有了公义和怜悯，我们活得像一只辛勤的工蜂忘记了自己是有灵的活人，这就是我们当代很多人的真实的状况。

　　在那个年代有一些大师，有一些思想家，有一些杰出的人士，他们会直接面对年轻人，给他们以忠告，用他们全部的人生经验，用他们的思考来告诫年轻人。但是，现在这样的人士的确不多，或者说我们很多人自己就不明白怎么去活，自己也随波逐流，很少有当年那种大师和人生的楷模。吴岭澜在他彷徨之际，听到了泰戈尔的演讲（泰戈尔应梁启超等的邀请到清大演讲），他恳切地告诉这些学生们：“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力量的引诱，诞妄巨体的叫唤，拥挤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营利的诱惑。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你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都应得折中于那惟一的标准。如此你们虽则眷爱地上实体的事物，你们的精神还是无伤的，你们的使命是在拿天堂给人间，拿灵魂来给一切的事物。”这样的话语真是振聋发聩，当时的许多年轻人有幸，他们能够听到这些伟大思想家们的说法。我们的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在某些方面更糟糕，我们是一个完全势利的时代，真如泰戈尔先生所形容的那样，我们非常看重物质的利益，看重现实的利益，好多人真的是忘记了灵魂，忘记了生命的意义。

　　中国的20年代，那个时代，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对它的称谓就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这不是客观的称谓，这是对以前z /-府的一个污名，没有经过谨慎的思考，现在的学者对这种命名也有了很多的反思。比如说，广东中山大学的桑兵兵教授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北洋军阀或者是北洋时代来称那个时代，应该称为民国的北京z /-府时期，或者民国的北京z /-府时代。

　　他说：“北京z /-府时期的制度建设承前启后，虽然未必有太多的建树，毕竟使得清季改制以来的取向不可逆转……国民z /-府时期的制度建设看似新意不少，基本格局还是承继北京z /-府时期。”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我们看到，对中国历史非常有影响的两大运动，政zh i上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文化上的新文化运动，都发生在民国的北京z /-府时期，后来有一些人也认为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时代。

　　比如说原来社科院唐逸教授说：“在本世纪的中国城市里，出现一种历史上空前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讨论的气氛。结社自由、办刊自由、思想自由，批评自由，这些自由并不是民zh u制度和健全法制的产物，而仅仅是权力软弱、政出多门所形成的短暂的‘真空地带’”。不管怎么说这个时代是有自由的。”

　　他还说：“五四时期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一种缺乏经济制度基础，不受法制程序保护的自由，特具自发、无z /-府主义性质，但却致使两三代知识分子精神奋发、思维活跃。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的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就知道那个时候的自由达到一种什么程度，例如五四运动中，学生火烧赵家楼事件，当时曹汝霖虽然并不在他们家，但是在家里还有卫队，卫兵们手上是有枪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开枪，这些学生把曹宅烧了，在现在包括当时来看，简直是无法无天的事，但是这些放火的学生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可见当时是相当自由的。而且当时言论相当自由，有各种自由的报刊，各大学校还请各种国际知名人士来演讲，例如泰戈尔，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罗素等，经常到中国来演讲，罗素也担任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可以说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是非常活跃的。可惜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当时的口号最响就是德先生（民zh u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崇尚科学与民zh u，排斥宗教。例如，1920年9月，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评议部，就不允许信仰宗教者入会，认为信仰宗教是一种落后愚昧的表现，因为宗教跟科学好像是背道而驰。1922年要在清华大学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大会由中国基督徒青年会邀请的，因此一些人就成立一个非基督教同盟，并且公开发电呼吁人反对在清华大学开这场会议；到1922年3月21号，北京又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并且发表了宣言，而且在通电里就有这样的字样：宗教不灭，中国将亡！排斥宗教成为那个时代主旋律。

　　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青年人，他们滥用了自由，错认了真实，让刚刚摆脱帝制的中国失去了宝贵的新生机会，只有真心追求真实的人，才能得到真实的引领，并找到它。

　　《撒母耳记下》7：28说：“主耶和华啊，惟有你是　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神是真善美的源头，祂的话是真实的。

　　《诗篇》119：160也说：“你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

　　在当时只有一些少数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了真实的信仰，他们也坚持这个信仰，包括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清华是用庚子赔款的钱建设的，原名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唐国安，后来的校长梅贻琦，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找到了真实的信仰，也把这个信仰传承下来。

　　青春的迷误

　　由于年轻，看问题容易停留于表面，看不到真相；由于年轻，也会冲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像影片中60年代的三个年轻人：王敏佳、李想、陈鹏，他们是三个好朋友，有一次结伴去看自己的中学老师许伯常，当他们扒着围墙看到老师在家被师母打骂的情景，就很生气，回去就写了一封匿名信（李想和王敏佳一起写的），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把我们的老师当作反g e命×××，不要把家里变成渣滓洞白公馆。当然他们是出于一种义愤，但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现象并不是完全的真实。师母打了老师确实不假，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温文尔雅的老师受师母的供养才上了大学，许伯尝跟她结婚是被逼的。作为一个女人，不管有没有文化，都向往幸福追求幸福，这也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许伯尝跟刘淑芬结婚的话，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结婚的，婚后他们是一体，他应该对自己的妻子好；但是许伯常在婚后却一直对他的妻子非常冷漠、非常地忽略。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每时每刻都在打我，都在骂我。”

　　许伯常回答：“我什么时候打过你，什么时候骂过你！”

　　刘淑芬说：“你不是用你的手打我，你是用你的心在打我，时时刻刻在打我。”

　　包括许伯常不愿意跟她同用一个饭碗，所以刘淑芬说出一个很愤怒的话：“你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他们家庭矛盾的症结在哪里？就是在许伯常身上，他是矛盾的制造者，只要他自己松手，自己放开这个矛盾才能够得到解决。当他的妻子把饭碗递到他跟前跪着求他的时候，他还是不为所动，不愿意跟她共用一个饭碗，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行为！所以说外在的打闹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是不是向对方开放，是不是向对方坦诚，是不是愿意接纳对方。如果连与你朝夕共处同床共枕的这样一个人，你都不愿意用心灵接待她，那无异于把她投在一个更严酷的监牢里面。肉体的煎熬是有限的，更让人难受的是心灵的煎熬。事实上许伯常在精神上是强者，而他的妻子刘淑芬在精神上面是一个弱者。作为男性、作为丈夫，许伯常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也有心计的人，这个局面始终是由他掌控。但是作为女性，许淑芬的容纳能力比较小，身心距离比较短，也就是她的心理波动马上会表现为身体上的行动，所以她的愤怒马上就表现为打人；但是实际上她是一个弱者，一个强者对力量也许会有一种节制，但是一个弱者，当她觉得她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她的报复就可能更加的极端，更加的残酷。所以在刘淑芬身上所爆发出来的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毁灭的力量，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夫妻之间或者是在别的人际关系中间，当对方通过某种行动刺激你的时候，矛盾的解决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回旋余地的，就是说刘淑芬打他，是希望通过打的方式刺激或者唤醒许伯常的灵魂，或者说唤起许伯常对她的怜悯；但是她一次次地去唤醒，却一次一次地失望，最后是绝望。当她不再想继续呼吁的时候，就是她绝望的时候，所以最后她就选择了向许伯常的学生“开火”，找到发泄愤怒的出路，最后王敏佳就成了替罪羊。

　　所以王敏佳他们好像是去帮忙，结果是帮了倒忙，不仅没有帮上老师，而且把自己也搭进去了。王敏佳因为这件事情差点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最后还是很幸运没有死，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让她大难不死。那个时代（文g e时期）如果他们不那么麻木，也许回旋余地会更大一些。王佳敏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当王敏佳被全体师生批斗的时候，看到站在最后的刘淑芬，她还向刘淑芬露出轻蔑的一笑，这一笑就彻底地激怒了刘淑芬，然后她把全部的恶念都调动起来，发出最后致命的一击：“打她！”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体现了王敏佳年轻孟浪、不合时宜、不知进退。其实在关键的时刻需要有坚守的勇气；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她要忍住一点，也许就没有杀身之祸。

　　许伯常在刘淑芬毅然投井的那一刻，才猛然感到了愧疚与悔恨，毕竟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当他妻子投井的那一刻，他的脑中回想的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片段，就是和妻子刘淑芬一起拉风琴的场景，所以他们生活中也还是有幸福的事，不是每天都吵架的。如果许伯常努力朝这方面想，努力把日子过好，还是可以过好的。

　　我曾经说过：“没有继续不下去的婚姻，只有不愿再相守的男女。”如果两个人都一致朝好的方面想，往好里过，这个婚姻就有救，这个家庭就有希望；但是中间哪怕只有一个人不愿意付出，想拆散这个家庭，那么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许伯常婚姻的失败，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许伯常。

　　《以弗所书》5：28-31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祂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圣经》对做丈夫的一个教导。

　　也有对妻子的教导《以弗所书》5：22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有婚姻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圣经》的这两个原则：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

　　王佳敏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有虚荣心，因虚荣心而撒谎了。撒了什么谎？就是她小学的时候，毛z huxi到他们学校来，本来她们的老师安排她去给毛z huxi献花，因为当时她是班长，但是不巧的是正好她生病了，所以老师就叫了另外一个同学代替了她，她就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但是她心中老觉得应该是她给毛z huxi献花的，所以她就做了一些手脚，就把自己的照片贴到毛z huxi的那个照片上面了，冒充自己和毛z huxi合影，而且以后每年到天安门广场，跟广场上的毛z huxi像合张影，并且到处去处炫耀，这就埋下了一个祸根。后来刘淑芬告发她，结果把真相查了出来。这是虚荣心导致她撒谎，撒了一个谎后，就需要无数的谎言去圆第一个谎，结果撒的谎越来越多，最后不能自拔了。所以我们应该顶住，不要撒谎，一旦撒谎了，就要及早地承认，不要一意走到底，一条道走到黑。

　　李想也有他的软弱（其实王敏佳对李想还是很喜欢的，应该这是他们这三个同学之间的那种朦胧的恋情），首先是他没有公开地承认是他和王敏佳一起写了那封匿名信，因为他也是患得患失。当时学校有两个支边的名额，非常难得，他想去支边，所以他不敢承认。当王敏佳被批斗的时候，他正在支边表彰会上做慷慨激昂的演讲。

　　后来他赶到王敏佳的坟前（事实上是空坟，王敏佳又活过来了，被陈鹏救走的）问：“为什么她不及时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陈鹏就反问他：“他怪她不真实，可是你给过她真实的力量吗？”

　　“真实”的确是有力量的，但是承认和坚持“真实”同样需要力量。最后陈鹏就对他说：“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善待后来的人吧。”

　　的确如此，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就是没有悔改的机会，错过就错过了，做错了就做错了，我们可能就无法挽回了，就像王敏佳，如果没有陈鹏把她救下来，她可能真的就死了，即使没有死，李想也失去向王敏佳忏悔的机会了。因此，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弥补的机会留给下一个人，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人了，不要再对不起另外一个人。生活就是这样，生活的潮流滚滚向前，没有喘息的机会，不容许迟疑，你必须做好准备，每次都要准备好肯定的选择，一旦犹豫，就有可能选择错误。

　　青春的障碍

　　青春会遇到许多的障碍，这些障碍有些来自于社会，有些来自于家庭，这些障碍不一定是负面的，可能是两种观念、两种思想的冲突，各自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只是说难以两全。沈光耀遇到的障碍是亲情的障碍、家庭的障碍，他出自于名门世家，又学在名校，能文能武，品学兼优，从小就受父母的教导，他的母亲是用家训来教育他不要追求名利，要过一份平静安稳的日子。可是那时他面临的情况是国难当头，敌寇肆虐，到处是尸横遍野，作为一个热血男儿，岂能坐视不管？所以他瞒着自己的母亲，投身了军营，他的母亲开始并不是完全了解他，以为他只是出于年轻人的一时冲动，或者是出于虚荣心，为了官职、名誉、地位才参军的，所以她到沈光耀的学校来制止他，她首先叫沈光耀背家训。

　　其中一条就是：“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出自朱柏庐的《朱子家训》）

　　另外一条就是：“负甲为兵,咋笔为吏,身死名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出自《颜氏家训》）

　　他的母亲还谆谆地告诫他说：“你所追逐的功名利禄，你祖上全部都拥有过，我只希望你体会人生的乐趣，希望你结婚生子，不是给我增添子孙，是想你知道为人父母的乐趣。”

　　其实沈光耀的母亲还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不是完全的强势，而是希望他有真正的生活乐趣！

　　也就是说他的母亲还是给他一种选择的自由，希望他不要盲目的受到某种思想的影响，或受到某种压力而被迫去做出一种决定，她希望他是本着真心做出一种符合他自己的选择。

　　其实真正促使沈光耀走上前线，弃笔从戎的还是美国军官的那句话：“这个时代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正义、无畏和同情！”

　　这句话确实说的太好了，它适应于任何一个时代，在那个年代，对这句话的回应就需要有一种慷慨赴死的决心。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同样面临这样一种选择，当然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但是可能要牺牲一些物质上的利益，牺牲一些金钱或名利等这类的东西。

　　沈光耀所面临的障碍就是来自于亲情、家族。有的人为沈光耀感到可惜，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贵族青年，是一个精英，那么年轻就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好像不值得。但是在那个年代，在他所面临的情况下，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别无选择的选择，因为国难当头！因为忠君报国大于持守家训。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是非常的大，日本是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而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在军事装备上以及人员的数量、经验、技术各方面都相差甚远，那么中国人要在空中迎战敌军，必须派出或者贡献出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个人的梦想，家族的期望与民族大义、国家危难相比，就只能退而居其次。他只有把他的同情给那些穷山村的孩子们，把无畏写在蓝天之上，当他带着满身的伤痕依然向敌舰俯冲下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回家，这也真的是回家。他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报效自己的母亲、报效自己的国家。最后沈光耀的母亲还是理解和接受了儿子的选择和心意。所以当沈光耀的两个同学去看沈光耀的母亲，他的母亲还是很好的接待了这两个同学，并且沈光耀活着的时候手绘的画册，她精心的收藏，并且给沈光耀的那两个同学泡莲子羹以壮行色。

　　沈光耀那时候的选择的确是发自真心的，不是出于内在和外在的压力，不是被人宣传误导或被人引诱，所以他的这种选择是有价值的。水流有障碍才会激起灿烂的水花，生命有障碍才会有绚丽的绽放，真正的富贵不在于经营精致的个人小天地，而在于敢于将千般摹写的生命奉献给时代的伟业。在当时那个年代为国捐躯的英豪中我们可以看到像沈崇海、张大飞、高志航等人的名字，沈光耀虽是影片中的名字，但实际上生活中有这样真正的英雄啊。

　　他们不仅是母亲眼中的骄子，而且也是春晖梦里人，好多人或者是有恋人，或者是有妻子，当然母亲就更不用说了。例如，台湾女作家齐邦媛，她的恋人就是张大飞--空中牺牲一个飞行员，她后来写了回忆录《巨流河》非常感人。

　　西南联大为何会如此成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有不少的人弃笔从戎除西南联大，还有其他一些大学，当时有“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由于当时参军的大多数人没有文化，所以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很不行，后来很多的大学生入伍，包括参加远征军，他们就取得很大的胜利。而且西南联大的学生特别突出，后来他们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作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包括杨振宁当时就在西南联大学习，后来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很多其它学科大师级人物，都是在西南联大学习。这不仅跟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而且跟学校的小环境也有关系，如学校校长的治校理念、教授培养学生的方法态度等，我们看到当时的那种状况是上面飞机轰炸，下面还在继续上课，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当时西南联大的校长就是梅贻琦，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家，他说过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今天大学的校园楼越来越高，越来越豪华，但是真正的大师确实越来越少了，不是光靠钱把学校盖起来，就能出大师的。

　　梅贻琦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非常谦逊、非常简朴的人，在当校长的时候用废纸来起草公函，在联大期间有时候请朋友吃饭没有钱，就叫他的夫人拿几件首饰卖了，换回钱来请客。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后来清华大学的何兆武教授，写过一本书叫《上学记》，描述了梅贻琦“每一次警报来的时候，他总是穿一身长衫，拿一根手杖，慢慢地走，而不是像有的人一听警报就乱了，就非常之慌乱，就乱跑，他不是。他是安步当车，而且还疏导学生：不要急，这条路窄……”真是非常的镇定从容，确实是一个斯文人，所以有人形容他是“一代人的斯文”。四九年的时候他离开大陆，学生都要挽留，但是他还是走了，他之所以走，主要是为了要保护清华的庚款基金，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的钱盖的。这要从义和团运动说起，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一个仇外运动，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仇杀传教士、仇杀外国人，从而引起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是为了营救那些被无辜杀害的传教士和外国使节，当然也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最后与清z /-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有庚子赔款有4.5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人出一两银子，但是这个赔款并没有拿回去。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写信给美国总统，让美国总统和国会同意把赔款用在中国的教育上，理由是因为中国人不开化才会想到要抵制外国人杀外国人的，后来美国总统和国会都同意了，美国就用这笔钱建了清华大学，英国建立山西大学，其他的国家看到美国英国没有拿钱，所以他们也没有把钱拿回去，这就是庚子赔款的情况。梅贻琦校长精心的把庚子基金账目保存好，他经常手拿的皮包里面装的就是这些账目，直到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的时候，他的床底下的皮包里放的就是庚子基金的账目，非常清清楚，分毫不差，这些钱至今还是用在台湾的清华大学。

　　说起西南联大跑警报，也有个笑话，据说，刘文典教授（教古典文学，研究庄子的专家），还有一个是陈寅恪先生，有一次跑警报時，刘文典突然就想起了陈寅恪先生身体累弱、视力不佳、行动不便，他怕陈先生有生命危险，于是就匆匆带领几个学生折回去搀扶陈寅恪先生往城外躲避，一路上学生要搀扶刘文典，刘文典就不让，争执之下他就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他认为保住了陈寅恪先生的生命，就是保存国粹。他们另外一个同事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当时是年轻的作家，从事新文学的，但是刘文典看不起搞新文学的，他看到沈从文也是往城外跑，他就很来气的骂他：“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什么用都没有，跟着跑什么跑啊!”当然沈从文也没跟他计较，他也是个谦谦君子，沈从文也在文学上面很有建树的，他的文学创作都非常有意思，包括他的爱情故事。

　　60年代的陈鹏，他的主要障碍是友谊，他和王敏佳还有李想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都很亲密，他暗恋王敏佳，但是李想对王敏佳也有爱慕之意，所以他开始是退让的，但是后来看到王敏佳在非常危急的时刻，李想没有站出来，在危难之际陈鹏主动去帮助王敏佳，在这个时候青春迸发出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挽救爱情与生命。

　　最后他说了：“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不管掉的有多深，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非常的有勇气，有担当的一个人。所以他最后在王敏佳被打的遍体鳞伤，甚至都没有气息了的时候，他还把王敏佳背到了荒郊野外，准备把她埋葬，结果没想到天下雨了，王敏佳醒过来了，陈鹏最后又把王敏佳带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危难时刻也让他收获了爱情，这就是陈鹏所遇到的障碍。

　　张果果遇到的障碍就是现代社会的商业竞争，竞争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激烈，同事同行之间是互相的倾轧，彼此帮助是非常难得的，他要在这中间来做一个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他顺着当时的时势走，顺着这种世俗的潮流走，他就不会去赶那个四胞胎的孕妇了，因为无亲无故，不去帮助也无可厚非。最初张果果作为某广告公司的职员为一奶粉公司做提案，并答应向奶粉公司争取家庭贫困的四胞胎的手术费，但是遭到奶粉公司的拒绝，最后他用自己的钱来资助这个四胞胎的孕妇。这是非常难得，后来那个四胞胎的一家还要见面，以为有可能有什么新的麻烦，最后的见面，他们并没有麻烦他，就是给他送一个礼物——四支毛笔，每一支毛笔写着其中一个女孩的名字。张果果是靠着对父母的情怀，对父母信仰的尊重，最后做出了他真实的人生选择。不管是李想的牺牲，还是张果果的父母对张果果的引导，还是美国军官的那句话，其实都跟圣经有关系。

　　《箴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祂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青春障碍，但是在每代人克服障碍的同时，他们的青春就会迸发出绚烂的光华，展现出青春的美。

　　信仰的传承

　　这部影片里面的情节，我们仔细去追溯的话，就会发现信仰的根源，就是他们的种种选择，都跟信仰有关系，从这部影片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信仰的传承。电影里面沈光耀开着飞机，撒下馒头的时候，响起了《奇异恩典》，《奇异恩典》是全世界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它是由约翰·牛顿作词。约翰·牛顿原来是一个奴隶贩子，最后是在一次海难中间，他看到上帝的忿怒，就跪下来求上帝，悔改并放弃他奴隶贩子的生涯，最后成为了一个牧师。这首歌曲激励了很多人献身神的使命，献身神家的事业。应该说沈光耀也是受到这种感染，怜惜那些幼小的生命，他就从飞机上洒下馒头给那些孩子，孩子们在传教士的带领下演唱着《奇异恩典》，信仰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传教士在那种艰难的情况，还收养了一些孤儿，坚信上帝的恩典、护佑。我想这个传教士可能也给这些孩子们讲天上降吗哪的故事，当沈光耀的飞机飞过来撒下馒头的时候，孩子们一定要想起《圣经》上的故事，他们亲身经历神给他们的奇迹，神给他们的供应。虽然他们在那个四面漏风的茅草棚里面，饥寒交迫、恐惧忧伤，但是歌声给他们带来力量，所以他们也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他们没有粮食了，最后他们还唱着歌，他们心中有喜乐，所以他们就能够熬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陈鹏也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所以他能够活下来，能够上清华大学；后来他能够有勇气去救王敏佳，最后又把王敏佳带到他童年的那个温暖之家，让她躲避开那种人世间的残酷争斗，这都是信仰的力量，都是信仰的传承；而且陈鹏的那句话也是有信仰支撑的他说：“不管你怎么往下掉，我都是最后给你托底那个人。”他的勇气也感染了他的同学李想，所以最后李想也敢于把活命的机会让给他的同事，为别人做出牺牲，这都是信仰的传承，信仰的互相感染、互相的激发。

　　我想《奇异恩典》肯定也是流淌在梅贻琦的心中，也让他敢于在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让学生找到自己的真实。

　　他说：“什么是真实？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和喜悦，这就是真实。”

　　他说的真实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爱的颂歌的一个翻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4-18）”（当然他的话没有《圣经》讲得那么完全，他只是讲了某一部分）。梅贻琦把这话教导给了吴岭澜，后来吴岭澜转理学文，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教授。梅贻琦在敌机轰炸的时候，他也是临危不惧，淡定从容，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沈光耀。所以后来才有沈光耀对小茅屋的发现给孩子送下天粮，以及他和陈鹏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信仰的代代相传和彼此的影响。这种传承有的是直接的线索，有的可能是间接的，甚至是潜移默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信仰是传下来了。也许我们看不到传承的痕迹，但是的确是传承下来了，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真是奥妙，我们搞不懂，我们以为我们撒种撒到水里面了，不会收回，其实某一天它就发生了作用，就得到果效了。

　　就像《提摩太前书》3：16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奥妙，我们真的是不太清楚的，但是我们要相信。

　　影片中间还有另外一首著名的歌曲，就是舒曼的《茨冈》，农人们在干活的时候唱的，也是传教士教给他们的，其中有几句歌词，

　　“黑眼睛的姑娘全都跳起舞，

　　那红色的火花也一起欢舞。

　　那吉他的声音多么引诱人。

　　那跳舞的人们越来越欢腾！

　　当他们疲倦了才肯去休息。

　　那树叶的响声陪他们入睡。

　　这些离开了自己家乡的人

　　在梦中也看见那幸福故乡。”

　　也就是说，传教士他传下的信仰，也传下了文化，他们教唱的这些歌曲，至今还在云南被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人、傈僳族人传唱。最近云南富民县小水井村的唱诗班到美国的纽约，以及英国的伦敦等地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电影《无问西东》中就是小水井村的诗班演唱的《奇异恩典》，真的是非常难得，真的是神的眷顾，他们至今还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中央电视台等好多节目都邀请过他们，现在出国再次演出；他们平时在田间地头唱歌干活。信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传承，可以通过文化，通过音乐，通过舞蹈，通过文字等等传承下来。例如贵州石门坎，传教士伯格理把信仰传给了那里的人，而且给他们发明了苗文，原来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使石门坎那个偏远的西南边陲变一个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中心，他也把西方体育，例如足球，都带到那里去，在那里培养出了很多的学生，包括博士。所以信仰也可以通过文化得到传承，我们不要鄙弃文化，不要鄙弃知识，这都是应该相辅相成的。

　　关于《无问西东》这部电影，我讲这么多，总的意思是让大家去思考青春，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应该思考怎么度过青春，怎么做出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怎么去选定自己的目标，包括生活的目标和信仰的目标，怎么样才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怎么样去看待生活中的事件，看待别人等等。同时电影里的人物，他们的青春也是值得我们去效仿的，有个年轻人说他看这部电影，没什么感动，只是因为王力宏才去看，我真的为他感到遗憾。我们要更多地了解别人的生活，了解不同时代人的青春，我们要真正地进入他们的生活，不要认为都是人演的，都是假的，事实上电影中很多故事都是有真实的原型，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我们要去体会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他们做出了什么选择，他们是怎么吐露芳华的，我们要想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青春到底该怎么度过？怎么投入？这样看电影才是真正有收获的，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纯粹的一场娱乐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