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双方的人生历程，都印证了这段话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1900年，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靠打零工度日。直到1902年，才经朋友介绍，受聘为伯尔尼瑞士专利局三级技术员，在此一直工作到1909年。在专利局工作的7年中，爱因斯坦除了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外，充分地运用他的业余时间，精心思考，潜心研究，总共写出30篇论文。其中单在1905年就写出了6篇论文，3月至9月这半年中，在三个领域做出了四个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他发表了关于光量子说、分子大小测定法、布朗运动理论和狭义相对论4篇重要论文。1922年，因对光电效应问题上的杰出贡献（1905）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的爱因斯坦就职于不同的单位，但他的研究成果多与本职工作没有多大关系，成就他的依然是他的业余时间。

 

　　1923年起，周有光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主修的专业均是经济学。由于对语言学的爱好，他还选修了语言学。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光华大学、江苏和浙江教育学院，任职新华银行，后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此间，周有光在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外，依然潜心研究语言学，并于1952年出版过一本名为《中国拼音文字研究》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文字语言，而广大群众中文盲极多。为了规范文字语言的使用，中央于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主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由于为汉语拼音方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有光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语言学上取得成就时虽然已经身为专业的语言学家，但这些语言学知识却是在作为经济学家时的业余时间里积累的。据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爱因斯坦向周有光所说的那番话，应该是他的经验之谈。周有光听了此话，并按此话去行，所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周有光自己也承认爱因斯坦那番话对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