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香港奇女子苏恩佩

　　她曾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在极度的痛苦中，她仍认定，自己的生命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在华人社会，苏恩佩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她却曾以独特的方式，在40多年的短暂人生中，在许多人的生命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1982年，她在香港过世，一家报社的主笔曾一连数天，以专栏撰文纪念这位令人敬佩的弱女子，他用的标题就是--“香港奇女子”。

　　苏恩佩刚到台湾时，我也正好入台湾大学，常常能看见这位娇小玲珑的“苏姐”忙进忙出，全心投入她的工作。苏姐在投入《校园杂志》的编辑工作之外，也鼓励基督徒要更关注这个苦难的世界。她翻译了许多文章，包括贾艾梅的《若》，开拓了我们的眼界，更激发了我们的思考。

　　2011年底，我有机会路经香港，刚好住在“突破青年村”，这是苏姐当年创办“突破机构”的一个新营地。睹物思人，更令我怀念这位心灵的巨人。

　　26岁的癌症患者

　　苏恩佩出生于30年代末的香港，中学就读于以英文授课的英华女校，因此英文造诣很高。但是因受她父亲的影响，使她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并培养出一份对国家、民族浓烈的感情。

　　中学时期，受校长萧觉真（V. D. A. Silcocks）的影响，她信了基督教，并且决定奉献一生给上帝。她悲天悯人的性情，使她放弃人人称羡的香港大学，而入读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只身到偏远的荃湾，当了6年小学老师，教导一群贫穷的孩子。她对孩子从未疾言厉色，总是循循善诱，温柔地责备。

　　她以前的同事说，她的言语和态度，都给人圣洁的感觉。最口不择言的同事，也不敢在她面前说脏话。但是苏恩佩却不喜欢被称为“圣洁”，因为她一生所追求的，只是对上帝全然的顺服与委身。

　　然而，年仅26岁的她，却被诊断出患了甲状腺癌，只是当时她并不知情，家人瞒着她，直到7年后癌症复发，她才知道。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改变了她的人生计划。她只好终止教学工作，在病情初步稳定后，于1963年坐船赴美进修。

　　她先在芝加哥着名的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读了1年，然后转学到芝加哥的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1966年毕业后，她选择去台湾。在60年代，港台的留美学生，几乎95%以上都选择留在美国这个“天堂”。苏恩佩的选择令周围的人很难理解，更何况她要去台湾─-这个与她毫无渊源的地方!

　　一根蜡烛的自焚

　　在写给台湾“基督教校园团契”负责人的信上，她说：“我是广东人，生长在香港，中学时代受教育于英文书院，可是我从不觉得我是属于香港的。……然而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及文化保持着不变的热爱。这热爱因着我对传福音愈来愈有负担而更炽热了。而到台湾去的感动，却是来美之后才积成的。在芝加哥我认识许多从台湾来的青年，……渐渐地，从友谊和认识中，我对台湾有了负担。”

　　一抵达台湾，苏恩佩就展开她在学生中的工作--特别是政zh i大学团契。同时，她也担任《校园杂志》的主编，决心要使《校园》成为有份量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刊物。她还带出一批台湾基督徒文字工作的精英，如苏文峰、吴鲲生、刘良淑、彭怀冰等人。

　　40年来，从《校园》发展到《海外校园》、《举目》等杂志，她的理想仍然在延续。她在台湾的事奉，是成果丰硕而满有喜乐的--她自称为“一根蜡烛的自焚”。若不是因为癌症复发，她有可能会以台湾为终身事奉之地。

　　1970年，她积劳成疾，身体垮了--她称之为“大崩溃”。她被迫放下工作，在医院及友人家中疗养。在此阶段，她曾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在极度的痛苦中，她仍认定，自己的生命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因此写下了《只有祝福》。这篇文章的反馈出奇地好，因为这是她呕心泣血之作。

　　后来由于病情极为严重，她决定回家。她坐上轮椅，被送上飞机，返回她并不热衷的出生地--香港。经过详细检验，终于证实她的甲状腺癌复发，而且有扩散现象。面对死亡，她更深刻地反思生命的意义，写下了《仍是祝福》。

　　承担前哨的责任

　　病情稍微好转时，她听从医生的嘱咐，前往温暖的新加坡养病。期间，她参与了南洋大学学生《前哨》杂志的创办。在创刊号上，她写道：“我们有着沉重的使命感--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了解人类心灵最大的需要，是一个方向、一个奉献的祭坛、一个使他们付上一切而不惜的目标。……在这里，我们怯怯地，却是无限恳切地，尝试着指出生命的定义，诠释理想和信仰。……我们大胆地承担起前哨的责任：我们伫立在守望楼，一刻也不容松懈；我们站在前线，准备随时做必要的牺牲。”

　　由于她在新加坡只待了不到2年，而且各方面条件欠缺，《前哨》杂志在新加坡并未能充分发挥原有的理想，这使她的心情有些低落。但是，在新加坡艾得理牧师的“门徒训练中心”旁听时，她对于“先知的使命”，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与领会。这使她后来在香港的工作，有了新的动力与方向。

　　1972年底，苏恩佩再度回到香港。70年代的香港，因经济的迅猛发展，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整个城市似乎迷失了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规范；中国传统价值观日见淡薄，道德观迅速沉沦；年轻人无所依归、不知所措；青少年犯罪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曾长期参与青少年工作的苏恩佩，面对这种情况，不禁自问：“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

　　在先知性使命感的催逼下，苏恩佩和蔡元云医师，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决定创办一本青年杂志，目标是每期发行2万份！在香港街头的书报摊，充斥着各种影星绯闻的八卦书刊，要发行这样的杂志，无异于痴人说梦。

　　1974年1月，《突破》杂志在香港创刊。这不仅是苏恩佩一生事工的里程碑，更对香港青少年运动的展开产生了深远影响。

　　死亡，别狂傲！

　　《突破》创刊时，苏恩佩还在癌症的治疗中，每两三个月就要去医院检查、拿药。一位前辈开玩笑地说：“你每次养病的结果，就是出现一本新杂志！”

　　她近乎疯狂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身兼编辑、写稿、公关、督导等数职。《突破》带来的反响出奇地好，不久即由双月刊转为月刊，又应邀开始为电台做节目，开展青年的辅导工作。很快，《突破》就发展为一个多元媒体的青年运动，并且成为香港z /-府及民间最受信任的青年问题智囊团。

　　1982年4月11日复活节当天，苏恩佩走完她人生的道路，歇了她的工作，也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无限的怀念。在过世的前一天，她和蔡元云医师最后一次通话，她说：“我预备好了，没有一点遗憾！”

　　许多认识苏恩佩的人，都这样形容她：“她生命力很强，同时又很荏弱。”的确，因着癌症长期的折磨，她苍白消瘦的身躯简直弱不禁风，苦难和死亡威胁的阴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从不曾因此产生自怜自艾的情绪，因着对信仰的执着和坚持，在困境中，她以自身的软弱彰显上帝的大能。同时，她也提醒身在苦难中的人们：“让我们不要去查询、追究痛苦的来源与根由，这是超出我们的范围的。”

　　她生前留下遗言，要将她的日记和私人资料烧毁，因此，她的那部半自传体《死亡，别狂傲！》一书，可以让我们略为一窥她自己面对死亡与病痛时的心情。这本只有130多页的小书，在她过世前半年出版，之后却一连再版20多次。其中，最能贴切地表达出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的追念之词的，是这本小书附录中，她自己写的一篇短文《悼亡友》。

　　她拒绝被塑造成一个坚强的人。她曾说那些过分夸耀她的人--“只是爱上了我的影子”。她身体虽不强壮，生命力却很顽强，曾留下“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自己”的名言。她的一生正像一根蜡烛，将生命完全为主焚烧，而且烧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