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月被接纳进入中国内地会，到次年一月启航，期间过得很快。有许多事情要做 ——为未来在中国七年的生活准备装束，看望朋友，并参加欢送聚会。
　　其中一个聚会在波士顿，那个教会是支持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我在那里度周末，首先在周五晚的祷告会中作见证，有一百五十人参加，我十分受感动。
　　公园街教会是一间古老而著名的教会，位于以“自由先锋”闻名的地区，附近富有g e命战争的史迹。这栋可爱的砖造殖民地建筑，有着著名的白色尖顶，坐落在硫磺角，波士顿市中心区的波士顿公地右边。令人惊奇的，这教会在我周末去过后，决定成为我的支持者。这是我们彼此之间三十四年来亲密关系的开始，成了我极大的祝福。他们不但以经济支持我，更重要的，是以祷告支持我。这教会的强大祷告力量，是按区域分成许多小组，所以每一个他们支持的宣教士，都被提名祷告。
　　听到这样的进展，我父亲充满了敬畏。为什么在世界上会有这样的教会——那么远而且他的女儿也不十分认识的——表示有兴趣，而且关心以至许诺要支持她在中国的工作？身为商人的父亲，开始看到神以何等奇妙的作为——祷告的应允，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因着这些，我敢确定他对于我加入内地会到中国去感觉好过些——也许他的女儿不会饿死的！
　　那一年，国际大学基督徒团契的宣道大会（现在的厄尔巴那大会）在多伦多举行。其中一位主要讲员正好是公园街教会的牧师奥坎加博士（Dr. Harold Ockenga）。我被邀请参加，并且见证神如何带领我的一生。站立在盛大的大学生聚会面前，是多么战兢啊——大约有将近二千人左右——全部对海外宣道有兴趣！在那时，这个数目看来十分惊人。当然，现在已有十倍的人挤进伊利诺大学厄尔巴那校区的圆顶运动场，参加每两年或三年在圣诞节假期举行的学生宣道大会。
　　我刚讲完见证，就收到一封电报：“立刻回费城，准备出发去中国。”时候到了！行李已收拾妥当该走了。当晚聚会完，我坐夜班火车回费城。
　　在那大风雪的夜晚，勇敢到多伦多火车站送行的人中，有一位中年的印度人，他也曾在宣道大会中讲道。他在见证中，提到自己对真理的长期寻索。他尝试过所有的宗教，有一天他听见一个人传福音，他的心受了感动。他说，第二天，他去看那位讲员，但他太忙了不能见他。
　　那晚在雪地中，他握着我的手道别时，他说了一句我永难忘怀的话：“韩博士，随时记得，‘人’在‘事’之前，因为‘人’就是你的‘事’。”那句劝勉多年来成为我的帮助。
　　回到费城后，我把仅剩的一点点时间分给内地会办事处，和距离不远的家里。收拾行装和最后的准备是多么匆忙！好意的朋友们送我各种有用的礼物为装备。一天，当我带着一份神所赐的额外礼物回到差会本部时，一位退休的宣教士很有智慧的对我说：“宝琏，该宴乐时尽情宴乐，该禁食时认真禁食，会有宴乐之日，也会有禁食之日。”在以后的多年中，这些话也成为我很大的帮助，而且事实正是如此。
　　准备好向家人辞别时，我知道可能不会再看见我的父母了——他们两位都已经上了七十高龄，而中国内地会的服事一期为七年或八年之长。辞别实在是件难事。
　　我们的船，晨光号，从密西西比的高尔夫港启航，正好是我三十二岁生日的前两天。我的同伴是卫海苏(Hazel Waller)，另一位受命到中国去的新宣教士。
　　我们的航线是经由巴拿马运河，上行墨西哥湾，到加州，在洛杉矶停留一下，然后渡过日本横滨，最后才到目的地——上海。

混浊的长江与清澈大海的界限近在眼前了，我们实在太兴奋了，中国终于到了！这时是傍晚，而远东的特征是天暗得很快。因为天太晚了，我们必须抛下锚来，等第二天才能进入上海港。
　　上海，在地平线上的剪影，有一种神秘的气氛。我站在甲板上，相信自己绝不是唯一对这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国家感到惊异的旅客。我试着想像前面的年日会是怎样的。我真的能够和这些人建立关系吗？我可能习惯他们的风俗吗？我真的能学会讲中文吗？
　　黎明之时，我们周围的环境已清晰可见。上海的地平线果然十分壮丽。进港的行列极其混杂。大量的船队舢板急驰进出而没有出事，使我想起了忙碌的蚂蚁。各种大小的中国大帆船进入，有大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帆，通常是用布片拼拼凑凑的，以致很难看出最起先的帆是用哪一种布做的。这些坚实的船，近看起来，比我从前在油画中看过的更显破旧。
　　许多各型的载货船等着我们卸货。在清晨的薄雾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其他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货船，以及好几艘大轮船，相形之下，我们的船就太小了。
　　那天，我们的船几乎整天都抛着锚，等待领港员领我们的船到黄浦江的上海码头。最后终于轮到我们了。上行的旅程，我们经过了江湾机场，令人难忘的上海大学，以及上海滩，就是沿着港口附近的大道，包括了上海的主要商业区域。晨光号终于在下午四时半左右进了码头。
　　虽然我们已接到通知，会有人来接我们，但在码头的海关，却不见来人。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懂得经过海关的过程呢？卫小姐和我都觉得有一点恐慌。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决定自己来处理，鼓足勇气向前。我们唯一懂的中文是：“我不要。”海关人员又不太懂英文，我们只有比手划脚。看样子完全无法沟通。
　　终于，中国内地会的人到了。我们上了一辆大卡车，也顾不着礼数，就坐在自己的皮箱上，旁边还有一大堆行李。车子驶向内地会总部。不管别人是怎么看我们，我们总算是亲眼看到了上海！这经验真难描述——在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却很深、很强烈的感觉到这就是神要我们来的地方！我们终于到了中国。
　　我们到达总部的时候，同工们和其他人的祷告会正好结束，所以全部的人都出来欢迎我们。这盛大的场面结束了我变化最多的一天。我头昏脑胀。虽然有一些人我认识，但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见面。然而，当我疲倦的上楼，到卫小姐和我及其他三位室友共同的房间时，我一点也不觉得人地生疏，倒像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大家庭精神还有进一步的流露。在设备简单的房间内，我发现许多小小的欢迎卡和字条，以及一些礼物。当然，我最关心的就是从家乡来的信，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收到任何信件了！我很高兴发现自己有好几封，母亲的来信特别叫我兴奋。那封信变成一封非常特别的信，因为我念了以后，才发现隐藏在母亲心中的秘密，是我从不知道的。
　　她的信这样开始：“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看见你到中国去。”我吓了一跳。我知道我曾经是个问题孩子，伤过我父母好多次，令他们十分担忧，但我想我还至于那么坏！我再念：“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是以前不能说的。你是我们五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也正如你自己经常坚持的，是家中‘多余的’。你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因此你经常感觉自己不受重视。你也感觉我们根本不在乎你是女孩或男孩，因此我们给你取了一个‘杂’名。某一方面来说，的确是如此，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在怀你的时候，曾对主说：‘如果这孩子是健康的——我不在乎是男孩或女孩——我把这孩子献给你为中国工作。’”
　　我读不下去了，眼泪弄湿了信纸。我难以相信刚才所念的。三十二年来，母亲把这秘密藏在她的心里。我要离开房间，单独静一静，到一个地方没有人会看见眼泪流到我的脸颊，滴到下颔。
　　我蹒跚的走出房间，走过长而僵冷的走廊，最后终于发现在前厅的外面，有一间小小的图书馆。我关上门，背对着它坐，这样，如果有人开门，不会看见我的脸，只会看到有人在猛读家书。我的计划进行得很好。我坐在那儿一遍又一遍的读那封信。现在我开始了解，自从我出生，一场战争就在激烈地进行着。
　　“你从来不喜欢你的名字。”妈妈继续写道。她是对的，我真的从不喜欢！“哈！”我总是抱怨，“如果我是男孩，你们会给我取名保罗（Paul）。但我是女孩，所以你们只加了ine在后面，就像‘汽油’（Gasoline）一样！”母亲现在解释说：“我们叫你宝琏（Pauline），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如果你是男孩，你就是保罗，因为我要我的孩子有世上最伟大宣教士的名字。在你未出生以前，我就把你奉献给主，为了中国的工作。但我失望过好多次。”她承认说：“因为我想也许主没有接纳我的许愿，这许愿连你父亲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段日子，你离神那么远，我终于与你父亲分享我为你与主的立约，我们便一同再更新它。今天，你离开了我们，我知道主听了祷告并接纳了我们的奉献。我现在要与你分享这件多年来在我心里的事。”我的母亲在祷告中何等坚忍呀！
　　我回想到我早年反叛的年日里，最恨看见父母亲的房门关闭着。我知道他们在为我祷告，就更加生气！现在，我多么感谢我的母亲和她这封信！她一直坚持到底，而我果然到了中国。在上海的第一晚，我以深深敬畏的心情上了床。
　　我再也没见到母亲。在一年多以后，她心脏病突发，被主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