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八节

我们刚搬到“福音堂”的时候，相忱就听人说过在离阜成门外不远的西八里庄那里有一所由外国福音机构开办的盲人学校，专门接收盲人信徒。相忱曾对我说起他很想去那所学校看看，但是一时还没顾得上去。

可过了没多久，在一次主日聚会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堂里的长条椅子上坐着两位手持盲杖的年轻人。相忱显然也注意到了他们俩，结束了讲道，从讲台上刚一下来就直接去和他们交通。他们告诉相忱：他们两人名叫王锡成和张永和，是西八里庄那所盲人学校的学生，听人说阜成门这边新开了一间“福音堂”，所以专程赶来参加聚会。相忱很感动，就向他们询问了一些盲人学校的具体情况。原来这所盲人学校的实际情况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学校差不多，都是以信仰为名，行社会福利为实，徒有福音的外表，却缺少真实的信仰。盲人为了达到入学的目的就都说自己是相信主的，但他们当中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却不多；学校里甚至连固定的聚会也没有，校内有几位真心追求的学生只有自己出来四处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接纳他们的教会。相忱听到这些情况，就问他们：“我能为你们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呢？你们这样走来走去不是很方便，有没有其他的聚会的方法？”这两位盲人青年想了想，说：“我们现在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等我们回去和其他人商量一下，下次再来告诉您。”谈完话后，相忱要我为他们俩预备午饭，饭后自己亲自送他们到阜成门外的汽车站，又反复叮嘱他们路上小心，一直把他们送上车才转回来。

一个星期之后，“福音堂”的主日聚会里新多了四五位盲人青年。对于他们的到来，相忱非常高兴，聚会后请他们留下交通。他们告诉相忱：为了赶来“福音堂”聚会听道，他们几个人一大早就从学校出来了，但相忱今天的讲道使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很希望相忱能够每周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带领他们查考圣经，而且恨不得立刻就把这事定下来。相忱看着这些盲人青年在主的真道上有如此渴慕的追求，心里也非常感动，当下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约定在每星期二晚上和他们一起查经，又问他们：“我去你们学校方便不方便？应该能找到一个地方一起查经吧？”盲人中有一位名叫王德明的小伙子说：“这样麻烦您，多不好意思啊！还是我们来吧，我们一起到这里来，免得您跑来跑去，耽误您的时间。”相忱当然很感谢这些盲人弟兄对他的体贴，但还是坚持说：“如果你们学校中有地方聚会的话，我还是在每星期二去你们那里吧，星期天上午如果你们时间方便的话，就来我们这里参加崇拜，这样大家可以一个星期中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从此，相忱每星期二都会准时来到八里庄的盲人学校，和这些盲人青年们一起查经。八里庄，顾名思义距离阜成门约有八华里，一九四〇年代，北平的城外既缺少像样的道路更没有路灯照明，查经聚会的时间定在晚上，相忱都是独自骑自行车摸黑往返。盲人们来“福音堂”聚会时曾经对我讲过，有几次星期二晚上正赶上天降大雨，大家都在惴惴不安中等待，以为这样的天气袁牧师大半是不会来了，谁也没有料到，相忱带着满身雨水准时来到盲人学校，擦一把脸就开始带领他们祷告查经。整整十年，相忱每个星期二都会风雨无阻地去和这些盲人弟兄一起查考分享神的真道；主日到“福音堂”参加聚会的盲人信徒也从最初的四五人增加到二三十人。

虽然这些盲人都是身有残疾的人，但相忱并没有忽略他们各人身上的恩赐，更加引导和鼓励他们运用自己的恩赐来荣耀神。相忱发现盲人中有一位名叫陈邦恒的青年人极富赞美的恩赐，他的嗓音洪亮，音准极佳，而且乐感和记忆力也非常好，任何一首新歌，只要是有人先弹唱一两遍，他就能准确地重复下来，这样他学习一首新歌的速度远比其他人都要快。相忱就主动问陈邦恒有没有感动出来带领大家赞美敬拜，陈弟兄起初不好意思站出来领唱，相忱就鼓励他说：“这是神给你的恩赐，你要充分地利用发挥！主所赐的要为主所用！”陈邦恒在相忱的鼓励下，在“福音堂”每星期的主日敬拜上带领唱诗，他从一个性格比较内向害羞的人，逐渐成长为一位非常出色的崇拜聚会的带领者，生命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后他常对人说：“是袁牧师培养了我！”但相忱却告诉他说：“是主赐给你这样的恩赐，又亲自培养了你！我从你的身上都看到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你要更加地依靠主，主就会更加地使用你！”后来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陈邦恒在一次外出游泳时不幸溺水，相忱从东北回来以后听说了这个消息，深为他痛惜不已。

相忱非常尊重这些盲人弟兄，在外人面前都称呼他们为“瞽目人”。他作为牧者，不仅关心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在生活上的各个细微之处尽心尽意地关爱他们。一个星期日，相忱发现一位姓何的盲人满身满脸的灰土，一问才得知是刚刚在来聚会的路上不小心掉进路边新挖的一个大坑里，幸亏蒙神保守，何弟兄没有跌伤，只是落了一身的泥土。见此情景，相忱非常自责，责备自己没有照顾好这些盲人弟兄，没有为他们想得更周全。从这以后，相忱就安排九岁的大儿子福音在星期日的早晨去城门外的汽车站上迎候他们，在前面拉着盲杖把他们引到“福音堂”，聚会结束后，再同样把他们送回车站，这样的迎送，十余年间从未有过一次间断，以后孩子们一个一个地慢慢长大了，几乎每个孩子都参与过这项工作，相忱和我有空的时候也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接送他们。

相忱和我又恐怕盲人们星期日聚会后回学校会赶不上午饭，就每次都留他们在“福音堂”吃过了饭再回去。刚开始时，这些盲人青年说什么也不肯吃，因为盲人在吃饭时难免会有许多不便之处，需要有人从旁帮助他们端饭、挟菜等等，每一件小事都离不开别人的照顾。他们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心里却能感受到相忱和我的忙碌，就不好意思再多增添我们的负担。可相忱用温和却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他们说：“不要回去！先在这里吃饭，然后再利用一点时间，如果有疑难问题就可以问。”等到盲人们在桌子旁边都坐定了，我把盆和肥皂挨个端到他们的面前，招呼他们每个人洗手，盲人王锡成打趣说：“师母你就是我们的脸盆架子啊！”吃饭时，我怕他们自己找不到碗碟里的饭菜，就把各种菜肴一份一份地分到每个人的饭碗里，再把饭碗递到他们各人的手上，看着谁碗里的饭菜快要吃完了就赶快过去给他们加上，直到他们都吃好了，我才吃自己的饭。那时我们的钱确实很不宽裕，但是我在饭菜上尽量想办法为他们调换花样，在有限的开支里面使他们吃得饱、吃得好，夏天还给他们预备解暑的西瓜。饭后，这些热心的年轻人就把一些不明白的圣经问题还有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难处都来向相忱请教，趁相忱给他们解答问题的时候，我抓紧这个时间为他们浆洗和缝补衣服。由于这些盲人缺乏生活自理的能力，日常在学校里又很少能够得到悉心的照料，所以他们一来我就发现他们的衣服大都很久没有洗过了，粘满各样的污垢已经失去了衣服本来的颜色，还有不少破损的地方。看他们穿着这样的衣服我实在心疼，就找出相忱的衣服先给他们穿上，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去洗。他们换下来的衣服，摸着感觉就像没干的浆糊一样的粘手，放进盆里都是浑浊的泥汤子，连着换了五六遍水才见到清水。洗晒干净之后，还要把上面的破洞一一补好，才让他们穿回去。见盲人周慧珍姊妹的衣服太破旧了，就在给家人做新衣服时也为她代做一件。直到后来，盲人们为了要我们同意接受他们的特别奉献，还说：“您一定要收下，这是给师母的洗衣肥皂钱！”

我们和这些盲人弟兄彼此都把对方当作自己“至近的亲属”，真实地体验到共同连于主耶稣基督的肢体之情。一九七〇年代初，那时相忱还没有被释放回来，一天，我正在家里做饭，突然进来一个人指名要找我，说外边救护车上的人等着我去签字。我出来一看是盲人弟兄李文义挂着吊瓶躺在车上，原来孤身一人的李弟兄心脏病发作，需要紧急住院，却没有亲属为他签字，他就想到了我。我马上跟着救护车把李弟兄送进医院，为他签字办理好一切的手续，又照顾他直到他康复出院。

我们和这些盲人弟兄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建立起真实的彼此相爱，相忱和我真心爱这些盲人弟兄，盲人弟兄们也全心全意地爱他们的牧者。他们盼着星期二相忱去学校探望他们，盼着星期日来“福音堂”聚会听道；相忱被 b u后，这群盲人弟兄真如失去牧人的小羊一般的伤心，时时期盼着相忱早日回来带领他们。一九七九年，相忱从东北回来，最先想到的就是去探望这些已经分别了将近二十二年的盲人弟兄们，在那里的聚会也重新恢复起来，相忱依然像从前一样每周一次去带领他们查经，这样又持续了二十多年，一直到相忱归主。相忱去世以后才有同工告诉我，相忱每次去八里庄带领聚会总要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一会儿，先去几位没有亲人的盲人弟兄的宿舍里探望他们，同工们说这几位年老体衰的盲人弟兄已经基本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又少人照料，他们的屋里脏乱得几乎无法下脚，里面的气味呛得其他人实在不愿进去，相忱却全不在意地和他们坐在一起，拉手谈心。每当回忆起这些事，亲身经历过的同工常会感叹道：“袁伯伯真有爱心！”可是这件事，相忱在世的时候却一个字也不曾向我提起过。

神把这些盲人作为他所特别拣选的肢体赐给教会，相忱也因此从神领受了这个特别的托付。在前后近六十年当中，以他不变的忠心和爱心，和盲人弟兄们一道成就了荣耀神的最美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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