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常子华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个妻子，我的大妈，是一位贤妻良母，但我的这位大妈30多岁就离世了，留下了一个十岁的男孩，我的大哥常恩惠。大妈死后，四十岁的父亲经人介绍，于1936年底认识了当时年仅21岁的母亲梁今永。父亲与母亲再婚后，生下八个孩子，我是他们最小的孩子。

 

　　我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询问过父亲与大妈生前的事，因向父亲打听他的前妻是一个敏感话题，一个我不应该涉足的家庭禁地。听说大妈祖藉江苏，在她20多岁时嫁给了当时还没有信基督教、满脑子只想实业救国的父亲。现在没有人知道她的曾用原名是什么，只晓得她信基督教后，改名为常爱主。

 

　　在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大妈是一个陌生神秘的人，一个仿佛生活在另一个星球的女人，距我太遥远，让我无法用任何想象力捕捉她的存在。直到七年前，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开始对大妈与父亲的往事有所了解。

 

　　这尘世停留最短却最为上帝器重的人

 

　　2008年秋天，我去韩国汉城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期间偶然遇见一位名叫方之日的老人，这位近百岁的老人是父亲与大妈的世交。他是朝鲜长老会牧师，曾在青岛宣教长达四十多年之久，是五十年代最后一位离开中国大陆的外籍宣教士，他在韩国享有极高的声誉，被称为“韩国的葛培理”。老牧师在汉城的一家餐厅宴请我与友人吃烤鸡。老牧师经常把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拜访他的客人带来用餐。

 

　　记得那天晩上，餐厅里人们攘往熙来，空气中漂浮着诱人的烤鸡香味。在食客的喧哗与杯觥交杂声中，在年轻貌美的异国女侍者们穿梭往来之间，我荣幸地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方之日牧师，与他共进了一个难忘的晚餐。

 

　　虽然方之日老牧师当时已97岁高龄，但他看上去仍然精神抖擞，记忆力极佳。饭席间当他听说我是青岛常子华的小儿子时，便立即用他那浓厚的青岛家乡口音，兴致盎然地向我叙述起民国时期他在青岛宣教，以及他记忆中有关大妈与父亲的一些陈年往事。

 

　　在近两小时的晩餐中，我聚精会神聆听方之日牧师的回忆，沉醉于这位老者讲话时的语气、手势、笑容、幽默、他惊人的记忆力以及他讲述的每一个故事。听着听着，我逐渐感受不到嘴巴里咀嚼的烤鸡美味，四周食客们的刀叉声与喧哗嘈杂声也在我耳边悄然远去。而父亲与我那位从未谋面的大妈，却在我眼前依稀显现出来。

 

　　二十世纪初叶，年幼的方之日跟随他的父亲老方牧师来到青岛，开始他们父子的宣教生涯。在青岛长达近半个世纪中，听过方牧师父子的讲道而被圣灵感动、浇灌、受洗的信徒不胜枚举。方牧师告诉我，在这些由他带领信主的基督徒之中，大妈也许是在这个尘世上停留最短暂，但却最为上帝所器重的人。

 

　　二十年代末的一个青岛夏日，在小教堂讲完道的老方牧师，发现一位身着素衣的少妇仍停留在教堂内迟迟不肯离开。这位少妇看上去二十多岁，年纪轻轻却满面愁容，坐在教堂的一角暗自抽泣。老方牧师走上前去，询问她心中有什么苦衷，少妇答道，我结婚多年，无法怀孕生子，家中公婆常有怨言，虽然丈夫对我很好，但在他的父母面前，我始终抬不起头来，恳请牧师赐教。说罢妇人恸哭流涕。原来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女人不能生儿子续香火便是最大的不孝和缺憾。

 

　　老方牧师劝慰她说，你的这个难处，我本人没什么锦囊妙计赐教，但我可以介绍一个高手，我想他可以帮得上忙，少妇听罢双手紧抓住老牧师的手恳求，他是谁？请你帮我引见这位能人。

 

　　老方牧师对这少妇说，我虽然不晓得这位友人是否可以给你什么秘方帮助你怀孕生子，但我可保证他可以医治你的心灵，让你得到平安，因他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11：28》你愿意找他帮助你寻求心灵的平安吗？

 

　　“我愿意！” 少妇急切地答道。

 

　　“死而复生”的婴儿

 

　　这位求子心切的忧伤少妇，就是我的大妈。自从老方牧师把主耶稣介绍给她之后，她向上帝敞开心扉，认罪悔改，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讲到这儿，方之日老牧师深叹了一口气，以充满怀念与敬佩的语气对我说：“你的大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她每天以泪洗面， 为你那还没有信主的父亲祷告了八年。”

 

　　“八年？”我禁不住惊叹。方牧师解释说，那时你的父亲正值壮年，勤奋好学，在英商卜内门公司很受上司青睐重用。他一心专注工作，在公司的前程似锦，对自己的年轻妻子突然信基督教很不以为然，平时一点也听不进妻子劝他悔改信主的进言，但大妈从未停止为自己的丈夫祈祷。

 

　　她的忠心祷告，在八年之后才蒙应允。事情发生在青岛1926年八月里的一个暑天，天气闷热得令人心烦。在一家日本妇产科医生的诊所，父亲的心情与屋外的天气一样焦躁不安。因他怀胎八个月的妻子难产了。接生的日本妇产科医生，要求父亲在保留产妇还是婴儿的生命之中做出一个选择。

 

　　这是个临到任何一个丈夫都难以做出的决定。特别对父亲来说，妻子腹中的这个胎儿，是他们结婚近十年迟到的喜讯，若是不选择这个婴儿，那就意味着他与体弱多病的妻子将永远失去生育孩子的机会。然而盼子心切的父亲最终还是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难的选择之一，他对接生的日本妇产科医生说：“还是救大人吧。”

 

　　手术台上，医生正忙着打开产妇的腹腔，把早产两个月的婴儿取出来。取出来的是个男婴，没有哭声，看上去已没了生命迹象。医生吩咐护士把毫无气息的婴儿放置在手术室一边的桌子上，便回头集中精力抢救失血过多奄奄一息的产妇。

 

　　经过一段紧张的手术，医生成功地把濒临死亡的产妇抢救过来，正当医生与护士们松了一口气，相视而笑意欲相贺时，突然听到手术室一角响起婴儿的啼哭声。医生与护士们转身望去，那个被大家一时忘却、原本毫无气息的婴儿，竟然活过来了。他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室一角的桌面上，哇哇地大哭。大喜过望！医生与护士围着这个“死而复生”的婴儿又是一阵忙碌……

 

　　手术室外，当父亲听到新生婴儿清脆的哭啼声，不禁两腿发软，双膝跪倒在地。在极度惊喜与震撼下，他哭了。

 

　　这是他第一次流泪，他领会到上帝藉着医生与护士的手，救活了他的爱妻与一个小生命，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八年来每天清晨跪在床前为自己的灵魂得救而祈祷。他的耳边响起妻子经常背诵给他听的一句圣经：“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3：3》。

 

　　父亲跪在地上哭了许久，他满脸淌着眼泪，痛不成声。他哭得如同手术室内的婴儿一般柔弱，但却不同于婴儿的哭声那么慌張。他看清了自己的无知、傲慢、冷漠。他求上帝赦免自己的罪，赐予自己一个新的生命。

 

　　重生的父亲，放弃实业救国

 

　　重生的父亲，与以前的他判若两人。重生前，父亲醉心于他在英商卜内门洋行的工作，因这个二十世纪称雄于世的跨国企业，拥有最先进的化学工业产品。卜内门洋行把这些先进的工业产品引进中国，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化肥、造纸、火药、建材、医疗、玻璃、食品加工等轻、重工业，这对二十世纪初叶百废待兴的民国工业兴起，起了一个g e命性的作用。

 

　　重生后，圣经里耶稣的一句话使父亲顿开茅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父亲猛然醒悟，一个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具有谦卑、爱、 敬畏上帝的信仰，原来自已醉心引进的这些世界先进工业产品与技术，并不是解救落后中国的唯一良方。即使人们穿上了印染鲜艳、质地柔软舒适的华丽衣服，也掩盖不住内心的丑陋、刚硬、污秽；即使人们有了容易点燃的火柴，也无法照明心中的黑暗；即使主妇们在厨房里用洋碱（苏达）蒸发出诱人可口的馒头，也无法填饱灵魂中的空虚。

 

　　重生后的父亲，摒弃了他过去持有的实业救国的理念，开始了从事拯救人灵魂的事工。 纵观青岛基督教史，晚清与民国时期在青岛建立的教会，大都是由西方教会的差会资助、创建、管理的。在那个贫穷动荡的年代，能脱离西方教会的管辖，独立自主地实施“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办中国本色教会，是非常少见的。而父亲在三十年代创建的三个教会，都是如此。

 

　　父亲为创建的三个教会起了一个独特的名字“神的教会”，意味着这个教会只顺从神，“神的教会”的内部事务由一个长老会主持，父亲是几位长老的其中之一。

 

　　与其它由西方差会捐助的教会相比，父亲创建的“神的教会”是穷教会，建立在三个穷地区：李区河东、登州路与广饶路交口、陵县路。它们沒有富足的资金，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外国的差会之外，完全靠信心与众教徒的奉献生存，成为民国时期青岛众多教会中的一朵奇花。三十年代的父亲不是一个有钱人，但他省吃简用，把自己薪酬的大部分奉献在教会的事工上。

 

　　与一般教会不同，“神的教会”里不设牧师职称。父亲是长老兼讲道人。他没有在神学院接受过专门训练，但据听过父亲讲道的方牧师说，父亲从不讲晦涩难懂的教条。他的讲道浅显平易，自始至终贯穿着一股温暖感人的清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圣经里的教义，把上帝爱世人的种子，播种在许多不识字的穷苦听众的心田，使他们认罪悔改，重生信主。

 

　　重生后的父亲过着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不同于一般的上班族，他每天下班后不是急于回家休息，而是直接奔到距公司仅隔一条街的陵县路37号“神的教会”，与在教会一整天忙于救济社区贫民的妻子会合，协助她继续完成白天没有做完的福音慈善事工。周末，他不是待在舒适的家里与妻儿享受天伦之乐，而是在教堂向大众传播福音。

 

　　重生的父亲，仿佛是一团熊熊的火焰，散发着挚情的炽热，温暖着那些生活在三十年代心若寒灰、从未听闻福音的青岛人的心。

 

　　为结核病人擦去血迹和蛆虫，感染而死

 

　　父亲之所以能在青岛民国时期成功创建三个教会，除上帝赐予他的特别恩典与力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他持有的博大深切的生命理想，得到先后两位妻子的全力支持与奉献。她们为了相同的信仰与理想，付出极大的代价与牺牲。

 

　　他的第二任妻子梁今永，就是我的生母，因在青岛登州路40号“神的教会”所从事的慈善事工，于五十年代初期被关进了李村监狱。他的第一任妻子常爱主，在陵县路37号“神的教会”因不辞劳苦从事于福音慈善事工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父亲从未向我提及他的第一个妻子在“神的教会”所做的任何事工。我曾试图在网络海洋上寻找有关她的信息，但没有发现她的任何踪迹。直到七年前从方之日老牧师的亲口述说中，我才惊讶发现，这位默默无闻、淹没在青岛历史长河之中的普通女性，在三十年代的青岛，竟是一位近似特蕾莎修女似的不平凡女性。

 

　　方牧师坦率告诉我，若没有大妈的扶持，父亲单独一人不可能维持陵县路37号“神的教会”事工正常运转。当时的陵县路“神的教会”，虽地处于“青岛的华尔街”——馆陶路繁华地段附近，但周围社区贫富差距甚大，街头有许多无助的麻风病人、乞丐、流浪儿童。大妈怀着极大的热忱，向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

 

　　她每天在教会为饥饿的乞丐提供食物；为流浪儿童提供临时住所；为污秽的麻风病人洗澡，给他们换洗干净的衣服……她用上帝给她的力量与勇气，把爱传递给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她用活出来的爱，把失散的灵魂吸引到上帝的国度，使人们愿意相信这个无私奉献的弱女子所相信的上帝。

 

　　1936初的寒冬，大妈在为一位结核病患者擦去血迹和蛆虫，清洗身体时不幸被感染，年仅四十岁就离开人世。她的死讯迅速传遍青岛城，数千市民自发为她送葬，场面非常哀恸感人。

 

　　据方之日牧师回忆，当送葬队伍缓缓走在大街上时，许多曾受过大妈救助的围观路人纷纷加入队伍，其中有不少贫穷的人力车夫，他们把自己的人力车弃之于马路边，为的是要向心中敬仰的常师母送上最后的一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