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石衡潭博士的新书《论语遇到圣经》有感

　　《论语》虽然不能完全囊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说它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作，却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它给予这个民族的滋养与影响不仅显而易见，而且如参天之树，已经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然而，近几十年的事实却是这个传统文化似乎被人们逐渐疏离，乃至被扬弃，出现很多数典忘祖的倾向。自然，这与许多外来文化的侵袭与冲击有关，尽管还有其他因素。

　　本来，国门洞开，西风吹进，让我们领略与看到了花团锦簇一般的奇伟与瑰丽，新的事物，新的意识，新的思想，光照出处于在黑暗中摸索探路中的这个民族，最为落后与匮乏的一面。以往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大物博，都在这个光照里显得短见狭隘和自惭形秽。就此，激发起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奋起与复兴，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结束了上千年的封闭自守的国家形态。

　　然而，就如同一块硬币那样，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被我们肯定与正视的一面，当然无可厚非，但被我们忽略了的另一面，居然逐步取代与混淆了被我们所正视的那一面。在大潮滚滚，泥沙俱下的态势之中，美与丑，善与恶，精华与糟粕，都同时汹涌进我们的意识之中，使我们的思想与灵魂在猝不及防的时候受到腐蚀与亏损。表面物质的繁华与歌舞升平，却难以掩饰精神文明上的失落与衰败的局面。可以说，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片乱象，是鲜花与毒草同生共长，麦子与稗子难辨伯仲，瞅着姹紫嫣红的，但真要从这里摄取一幅风景，居然找不到一处理想之地。

　　原因在于，传统文化还来不及反省与反思，就被外来文化搅得沉渣泛起，外来文化的良莠并存，黑白莫辨，让我们在眼花缭乱之间如羊走迷，无所适从。时而全盘接受，时而又不屑一顾，在左右摇摆，半遮半掩之中，使各种思潮接踵而至，此起彼伏。这一原因呈现出的主要现象，不是信仰的缺失，而是信仰的芜杂与混乱。如果考量当下国人的信仰，除了纯正的几大宗教外，可以说信什么的都有，蛇仙狐怪，财神土地，关公秦琼及一些邪灵巫术，数不胜数，而且还在继续制造着各种偶像去加以膜拜。但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对各类山神小鬼的膜拜无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钱与权。这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在告诉我们，类似的信仰都是一种空谈，是一种附丽在物质利益之上的信仰。这种现象，自然也存在于被国家认可的各大宗教的信众里，只是程度大小之别罢了。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渴望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回归，渴望有一种真理照亮我们的社会与生活。前一阵子的国学热，之所以能热得起来，正是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灵渴望。但这种热只是一种虚热，一种形式上、表面上的热，因为许多国学热的演讲与倡导者，无论从儒家的《论语》中，还是道家的《道德经》中，都没能找到一种具有普世性的真理，去解决自己和他人心中最根本最真切的问题，而只是对《论语》与《道德经》做了些适应于现代人思想的解析，只能算是古为今用，缺乏突破性的创意。

　　《论语遇到圣经》也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对于梳理挖掘其传统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精髓，矫正和推进当下人们的信仰，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本书从形式上看是以《论语》章句与《圣经》经文对读的方式列出，而从内容及其思想内涵里透析出的，却是以圣经真理来光照《论语》章句，将那些与圣经真理类同的精华部分加以提取，深度解读，对《论语》中儒家思想的分析与阐释，对《圣经》启示出的基督教的教义，都做了精准和概括性的分析，进而突显出神在中国历史及文化上所留下的工作印记。这个由作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所结出的丰硕果实，在处于信仰乱象的当下，无异于清风几许，可以抹去我们浮躁的心灵，清醒自己的信仰，归正我们所信的真理。

　　论语遇到圣经，被许多人看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毕竟，《论语》是举世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圣经》则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基督徒的信仰宝库。二者曾经在东西方各领风骚，而且都有上千年以上的历史。按理，论语与圣经相遇，是东西方文化上的沟通融汇的良机，应该看做是文化上的一大盛事。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论语》与《圣经》之差别，又如同天壤，一个属天，一个属地；一个是人的话语，一个是神的话语。《论语》是孔子的话语，《圣经》是神的默示。这样，有些人就觉得，二者不仅不可相提并论，而且更不应该同日而语。石衡潭博士居然胆气不凡，把二者联系起来，排列组合，来了一次二者的对读。把神与人的话融会贯通，追本溯源，深刻解读，并从这里去寻觅神施恩给中国的踪迹。这一工作的艰辛与浩繁不必论说，这样的胆量与勇气确实是叫人拍案惊奇。

　　谁知，当此论一开，立刻引起文化界与基督教界的广泛关注。早在出版这部书之前的一年，石衡潭博士就已经开始了《论语》与《圣经》的对读活动。先后到各地讲课，演说等，此期间还创作编演了《孔子与道》的话剧。但掌声之中，不乏夹杂着一些唏嘘的否定之音，令人不解的是，这种否定之音不仅来自于儒家学者，也来自于基督教界的基督徒。《论语遇到圣经》一书的推出，对作家来说，反而成了一件尴尬之举。有些儒家学者认为石衡潭的这种举措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渗透活动"，而有些基督徒认为石衡潭不过是在弘扬"魔鬼的深奥之理"。面对这样一种窘状，不管是你自己眼里的真知，还是他人目中的误解，窃以为无论是儒家学者或者基督徒都不妨认真全面地阅读一下此书，当你真正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也许就会觉得你的定论多少有点浮躁和轻率了，至少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

　　如果单单是作家尴尬，即可一笑了之。因为，任何作家的书籍都会有肯定与否定的两种声音。即使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的作品也不例外，依然有很多人对他的作品是不屑一顾的。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但事实远不是这么简单，这实质上反映的是《论语》遇到《圣经》的尴尬。进一步说，就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遇到西方基督文化的尴尬。

　　其实，这种尴尬的出现并不奇怪，展开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便可一目了然。自打唐朝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教初入中国开始，得到传统文化的"礼遇"就是尴尬。在尴尬中艰难宣教，在尴尬中亦步亦趋，在尴尬中渐渐消隐，在尴尬中宣教士被驱逐出境。传统文化就是一座铜墙铁壁，不是你想要穿透它就能穿透的。但如果不穿透这个铜墙铁壁，想要把福音落户中国就是一种幻想。明末清初进入中国宣教的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以前车之鉴，摒弃了唐朝景教依靠佛教，元代也里可温教依靠建堂和朝廷势力的宣教策略，把宣教的目标确立在与中国儒家文化特别是早期儒家文化的融合上，以韧性之力才打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座铜墙铁壁，在宣教事业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利马窦系于1580年抵达澳门，先学习中文，翌年即随另一位耶稣会教士罗明坚到广东肇庆。在广东的二十年间，他致力于学习中国典籍，并教授天文、地理、几何、历算之学，从学者颇众。1601年利马窦才到北京，直到1610年离世为止，他在北京与z /-府高官、士大夫往还颇密，并引领数千人归信天主教，其中包括徐光启、李之藻等名臣。利马窦是神给以特殊恩典的天才人物，他有过目不忘之能，中文造诣极深，数学、天文、地理，无一不精，又专擅钟表等精密机械，凡见过他的人无不折服。因此，想与他结交的人很多，利马窦也来者不拒，广结善缘。天主教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建立一个初具规模的传教基础，这与利马窦其人的天份及魅力是息息相关的，也可以透视出神通过他在中国的作为。应该说，开启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历史，利玛窦是第一人。他不但是第一个能用中文与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西方教士，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介绍到西方的人。

　　利玛窦之所以在宣教事业上打出一片天地，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直接与儒家思想对话，因为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中具有许多共通之处，可以找到许多相互之间的契合点。他认为儒学才是基督教最好的"盟友"，绝不是充满偶像崇拜及印度思想的佛教。这正如希腊哲学曾是基督教的"开路先锋"，帮助罗马人们接纳基督教一样。藉此他认定中国古籍里的"天"及"上帝"即是基督教《圣经》里创造万物的真神。只是由于佛道思想濡染了这两个名词，使其涂上了一层泛神论的色彩，并逐渐失去了原意而已。

　　利玛窦的最后失败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死后，不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来自教内的派别之争。在利马窦去世之后，他极富创意的宣教策略开始招致天主教内外的夹击。在天主教内部，先有利马窦继任者龙华民掀起的"译名之争"，他反对用"天"或"上帝"之词，坚持直接用拉丁文"神"之音译"徒斯"。后来又有道明会及方济会教士因反对祭祖祀孔而引起的"礼仪之争"。礼仪之争从1645年开始，闹到1704年教皇颁布谕旨禁止祭祖祀孔，因而引起清康熙皇帝震怒。之后教廷虽与清室来往交涉二十年，谈判仍然破裂，康熙下令除少数被朝廷宠信又拥有特殊技能的教士，如名画家郎士宁及负责钦天监的教士外，全部驱逐出境。罗马教廷硬性的宣教策略，导致由利玛窦开创的软性宣教事业功败垂成。至于1807年来中国的英国人马礼逊等等一批传教士，基本是沿着利玛窦所积累的经验展开宣教的。只是马礼逊等宣教士侧重文字宣教，不仅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也印发了大量的宣教小册子等，但其成就远不及利玛窦。

　　如此而观，石衡潭博士所做的关于《论语》与《圣经》对读之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他到各地的巡回演讲及创作编演的剧本《孔子与道》等，就是秉承吸取了利玛窦的成功经验，对其未竟事业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当《论语遇到圣经》问世之时，出现一些尴尬自然在所难免。这诚如一位牧师所言："传道人以及所有传福音的基督徒，都好像是一个"搭桥者"。在桥的这一端乃是圣灵透过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因此对语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掌握、经文的解析、历史的背景，乃至于神学思想的组织与整理，都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在桥的另一端，乃是现今的社会，也就是听众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及思想氛围。若不能深入地了解桥的这一端，我们所有传达的福音信息，将会变成曲高和寡，或好像对牛弹琴一般。所以每个传福音的人，必须对桥的两端都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搭一座桥梁，将老旧的福音，带到现代的社会，使之成为改变生命的永恒性真理。"石衡潭博士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从当下牧师和传道人的实际素质来看，都偏重于圣经和神学的研究，忽略甚至抛弃对当今社会的了解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这就失去了"桥"的另一端，出现剑走偏锋的现象。从网络和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的讲章来看，几乎是千篇一律，千部一腔，都是对经文的一种解析，很少有与社会实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讲章。所以，当很多基督徒遭遇到社会一些突发事件时，便不知所措。一些文化界的基督徒如果遇到一些社会新的思潮时，也会觉得茫然而无所适从。石衡潭博士的这部《论语遇到圣经》的书，应该说是对这方面的一种补充，给基督徒以滋养和启发。

　　基督教研究专家唐晓峰在80期《文化中国》杂志里发表一篇题为《仁爱公平正义的精神正能量》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很值得我们基督徒深思。他说："基督教的圣爱理念往往只是停留在对于上帝偏执的爱，对于独信行为的固执的爱，而忽略了对邻人的爱，更不用说对敌人的爱，谦卑及自我牺牲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基督信徒的个人生活领域，而没有上升到文化对话，群体沟通等宏观层面，进而导致了各种形式的信仰本位主义，教条主义，基督教也曾经因为其所宣扬的"终极性"压抑了世俗社会所应该享有的自主性，同时其普世情怀也往往演变成毫无节制及理性地对世界范围内所有事务的涉足及干预，这种貌似虔诚地履行基督宗教信念的信仰及行为实质上是对基督精神的最大的背离。"唐教授的这段话，语重心长，一语中的，恰是一些基督徒拒绝《论语》与《圣经》对读的根本原因。况且，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并没有读过《论语》，即使读过，也未必深入，只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一种主观论断。

　　但是当你打开《论语遇到圣经》这本书的时候，立刻就会发现，这本书并不是一种对读，所谓对读，只是一种写作形式，如果说是一种比较对比倒很贴切。在比较对比二者的异同中凸显《圣经》这个至高无上的真理。这一点，也许就是儒家学者囿于民族文化上的狭隘，自作清高，缺乏普世眼光所得出的非议之处。

　　且看篇首"学而时习之与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一篇，我们不妨引用一段，来欣赏作家在比较对比中论述出了《论语》与《圣经》的异同，以及《圣经》与《论语》在本质与功用上的区别。作家是这么说的："《圣经》中讲学习的地方不多，《圣经》中所讲学习的内容也与《论语》大不一样。《论语》中，弟子们跟孔子所学习的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学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做官入仕、安邦治国。圣经中，要人们所学的主要是关于神的知识，也就是对神的认识，人最终的目标也是真正认识神，人要效法的是耶稣基督，要越来越像他。这才是真正的觉悟。'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1：7）'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2：6）'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巴谷书》2：14）'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3：8）门徒们更是来听耶稣的永生之道，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每个个人在这个社会中展露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是要将这永生之道体现出来，传扬开去。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中，耶稣所讲的是听道与行道的关系，比照着《论语》的情境来说，就是学习与实践的关系。这里强调听道也要行道，知行要合一。听道之后，就将所听的道行出来，才是真知道，否则是没有根基的，经不起雨打风吹的考验……"

　　"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迹何其难寻!"(罗11：33)，所以，我们不可轻率随意地将民族文化与基督文化对立起来，虽然神拣选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但不等于神没有施恩给其他民族。整个人类都是他造的，整个人类的文化发展与进步，不能说与神无关，更不能说基督文化以外的文化都是属于撒旦的。就此打住，我们还是把《论语遇到圣经》这本书打开，和作家一起去追寻主的道，主的真理和生命，揭开我们看得见的文化表象，去与看不见的灵魂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