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元典对读》序

　　石衡潭博士长期致力于基督教与儒家比较对话研讨，在当代耶儒对话中另辟蹊径，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探究，形成了其独特风格，颇给人独树一帜之感。其新作《中西元典对读》正是这种探求的最新成果和鲜明见证。在当前中西文化对话与交流深入开展之际，石衡潭博士的读典新语所激起的思想涟漪对这种范围广泛的文化对话显然有着推波助澜之效，会引起各种关注和遐想。

　　对中国传统儒家今天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并没有根本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讲文化自知、自觉和自信，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好关于儒家在中国的历史定位和现代价值问题，则谈不上这种知、觉、信真正体现出其“自我”意识及真实存在。对此，中西学者上千年的解读和论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刻反思。其实，这种解读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埋首穷经，低头于自己文化传统的思想历史之爬梳和沉思，自然可达精、深、专、独之境；但往往缺少一种对比和参照，容易滑向孤芳自赏或孤独自表，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视域都可能过于狭窄。二是对比借鉴，放眼于不同文化传统的精神沟通和比较对话，即体现为一种“对读”，有着更多的参照、参考和借鉴、反思；但也可能出现或是以本有文化传统来认识外来文化流传、或是用外来文化精神来印证或批判自我文化传统的复杂现象。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达到比较恰当之度，是一种理解的艺术和思想的智慧。对此，真正达到其理想之境的仍为凤毛麟角。

　　显然，石衡潭博士的中西元典对读属于后者，有着不同文化思想比较对照的基本定位，其视野自然比较开阔，言述亦比较开放。至于这种比较对照的基本立意和主观选择，读者可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个中真实定位大概也只有作者本身才心知肚明、意向清晰，但对于眼光敏锐的观察者而言也是可以体悟、不言而喻的。在对比、对话或对立、对抗中持有一定态度，属于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的常情，我们至少应在学术研讨及学术争鸣中对此持包容、理解的态度。

　　从基督教的基本情况来看，则给我们勾勒出一幅深邃、广博、悠远的历史画卷。因为基督教迄今仍然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确实有着其深远的涵括、丰富的蕴涵。虽然人们今天习惯将基督教视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代表，其实在基督教精神蕴涵中有着多种文化的集合与综合。基督教原初始于亚洲，在其所继承的犹太教文化中已经包蕴了亚、非、欧多种文化元素，有其历史的厚重；而其作为文化代表的奠立则是经过了古罗马帝国鼎盛与衰落、欧洲中世纪文化的构建与形成的历史洗礼，至此才铸就其鲜明的西方特色。而在基督教的全球传播中，其文化内涵并没有终止，而是仍在不断扩大，由此积累起其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文化思想资源及资本。因此，我们审视基督教文化虽然要基于西方，但不能止于西方，而需要有更广远的视野、更深刻的洞见。

　　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则需要我们回溯千年之久的历史交流。今天我们谈“一带一路”、谈“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离不开基督教与中国思想文化相遇、碰撞、对话、交流、沟通、融合这一话题。当景教入华之始，基督教就开始了与中国宗教文化的对话，过去人们比较注重景教与佛教、道教的关联或混淆，其实景教关于“孝道”、“匠帝”等思想则已经开始了与儒家或儒教的对话与沟通。明清之际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交流的历史高峰，尤其是耶儒对话曾达到高潮，很难说今天就已经超过或超越了这一高度。以耶稣会为代表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耶儒对话上花费了很大工夫，其联儒、补儒、超儒的想法及实践使之与儒家有着独特的关联和关系。一方面，他们曾试图用基督教文化来解读中国古代文化，其中法国耶稣会“索隐派”的努力最为典型。但另一方面，他们客观上也在学习、吸纳中国思想文化，从利玛窦由“西僧”转为“西儒”的“中国方法”到后来波及罗马教宗和康熙皇帝的“中国礼仪之争”，这种努力及其张力可见一斑。而来华的东正教、基督新教也都延续了这一传统，并取得过不同程度的突破。所以说，基督教的“中国化”有史可寻，但其道理的确曲折复杂。这种努力最明显的见证，则是世界上仍然处于显学的“海外汉学”研究，其历史渊源就可追溯到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种种努力。历史是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历史的真貌，找到这种耶儒对话的踪影。

　　俱往矣！今天历史已经掀开全新的一页。中西对话在今天的世界仍然居于首要之位，而其思想的交流或交锋则也不离耶儒对话的身影。我们不可仅仅重复昨天的故事，而理应书写今天的新章。于此，石衡潭博士呈现给大家的这部《中西元典对读》或许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和启迪。

　　是为序。

　　年1月31日

　　【作者简介】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