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殡那天送殡者达1,500人之多，无一不失声痛哭。下葬后，许多苗民久久不愿离开，自愿为其守灵数日。

　　早在1984年，笔者为搜集史资，曾专赴贵州、云南，走访那里刚刚开放不久的少数民族基督教会，第一次耳闻目睹了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教会的历史和现状； 第一次听到基督教在那里被称为“苗教＂；也第一次听到苗族教会历史上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这个名字，并且多次惊讶地听到人们称他为“苗族救星＂或“苗族之父＂。（在×××时代长大的我，只听过人称毛z huxi为“救星＂，而这里的人 民竟敢“妄尊＂一位金发碧眼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为“救星＂，怎能不令我莫名惊诧！）由此，我对柏格理其人产生出极大的兴趣。后来，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 馆里，发现并阅读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记和史料。随着对他了解的增多，使我不仅仅产生出对他的崇敬，而且更多的是感动；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苗族人民对他如此赞誉 了。

　　苗族人与石门坎

　　柏格理是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传教士，22岁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传福音。他的后半生与一个民族――苗族，和一个地方――石门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苗族在 远古时代原是一个最早农耕，较早用铁，首先制犁的先进民族。但到近代时，他们龟缩在高寒的乌蒙山中，虎狼为伴，结绳刻木，刀耕火种。他们居住的自然地理环 境可谓“生存的极限边缘环境＂。经过千百年的战争与失败，他们强悍的斗志已消磨殆尽。他们敢于驱虎豹，却又甘于做牛马，而且他们是以“为人牛马，任人驱 使＂来作为生存的代价。土目地主不把他们当人，“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性＂。正是这悲惨的经历，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非人的生活，使得这个民族 变得麻木。诚如柏格理所说：“绝望已变成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穷与悲痛、疾病与死亡视为自己所无法避免的世袭命运＂。这就是20世纪初苗族社会的真实 处境。

　　但就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与巫术相伴成长的民族，竟在二十几年时间里，不顾抛头洒血，坚定不移地抛弃了“崇巫尚鬼＂的传统，皈依于一位陌生的“基督＂，从而在自己的原始部落里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

　　就是这样一个被领主“生杀任性＂而“近于麻木＂的被压迫民族，自己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却以“上帝选民＂那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热切地投身于宣道，去拯救其他民族，从而成为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引领人＂。

　　就是这样一个被旧史志称为“晦盲否塞＂，“蠢如鹿豕＂，以“结绳刻木＂记事的民族，却在短短二十几年中扫除了文盲，创字译经，分班授课，甚至造就出包括博士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石门坎是苗民聚居区，位于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处，原是一个“屙屎不生蛆＂的“化外蛮荒＂之地，却在二十几年中被建设成为苗族信徒的“锡安圣地＂。在这块土地 上，先后创办建立了教堂、医院、麻疯病院、织布厂、学校、足球场、游泳池，以及“公益场＂等等，并开凿了公路。石门坎因此成为苗民“救星＂的标志；传教士 “神迹＂的象征，以至于它蜚声中外，名扬遐迩，当年英、汉文书报上竞相称它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香港第二＂和“海外天 国＂。这一切事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柏格理。

　　福音使者

　　柏格理年轻时就有着很大的抱负，决心要仿傚19世纪到非洲宣教的着名英国传教士李文斯敦，来东方引导一个民族皈信基督。他在中国的宣教生涯充满传奇色彩。 初入中国时，因翻船险些溺毙于长江三峡；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因不善骑马被马抛落山涧几乎摔死；因带领大批苗族人信仰基督教，反对地主土目对百姓的迫害， 并为贫苦的佃农撑腰说话，多次成为会党、土目、地主以及土匪谋害的目标。1907年，柏格理遭到土目苏黑保的绑架，险遭杀害。但当衙门抓捕到苏黑保时，被 打致伤躺在医院里的柏格理却写信要求官府赦免苏黑保。柏格理就是这样以基督的博爱精神，化解了仇恨，消除了敌视和误解。

　　柏格理于1883年到云南昭通设点传道，立志要得苗族皈信基督。为了“传通苗族＂，他穿苗装，说苗话，与苗族人民同吃同住，走乡串寨，巡回传扬福音。 1904年7月，时在贵州安顺宣教的英国内地会党居仁牧师，介绍四位苗族青年前往昭通寻访柏格理，柏格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传讲福音。此后，人越 来越多，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有时竟至上千人来访。因为那一年是龙年，所以苗族基督徒称那年为“龙年得道＂。

　　后来，柏格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苗族信徒受迫害的问题，选定石门坎建立教会。靠着那些极度贫困的苗族信徒一个铜钱，一个铜钱的捐献，竟在一年内奇迹般地建起 一座小教堂。宣教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而真正“传通苗族＂的不是柏格理本人，而是由他培训出来的苗族传教士。柏格理宣教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是“以苗传 苗＂。

　　教育先驱

　　世纪初，乌蒙山区的苗族在文化上非常落后，面对这种状况，柏格理提出“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校＂，并以教会为依托创办学校。1906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建立起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学校。1908年，柏格理又募款扩建了可容纳200人同时上课的教学楼。

　　为记念此事，苗族信徒特地勒石立碑，碑文有载：“苗族赞曰：黑暗时代谁可怜我们？困难环境谁同情我们？感谢上帝遣使柏格理牧师宣传基督福音，我们有书读＂。

　　以后，柏格理又相继建立起一批简易的乡村小学。除了创建正规学校系统外，柏格理还兴办平民教育和实业教育，对于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柏格理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不仅要到教堂做礼拜，而且还要在夜晚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

　　在掀起带有全民性和强制性文化扫盲运动的同时，他还创办“公益场＂，织布厂和良种推广站等。为提高民族素质，创立“节制会＂，不准信徒抽烟酗酒；创建“改 良会＂，改革民族恶习陋俗。可以说，苗族知识分子的涌现，得力于教会的正规学校，但使整个苗族脱离文盲境地，则更多得力于平民教育；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 高，则得力于基督教信仰与纪律的约束。这样，石门坎不但成为苗区宣教的大本营，也成为苗区教育的大本营。

　　“柏格理苗文＂

　　柏格理另一重要贡献是成功地为苗族创造了文字。苗族原无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传。1906年，柏格理提出创制苗文的方案，会同苗族和汉族信徒一起研 究。他们以苗族服饰上的某些花纹、图案和罗马拼音字母共同组成苗族文字。这套苗文简单易学，便于掌握，非常适合当时苗族社会的文化环境。

　　教会编印了《苗文基础》和《苗文原始读本》等教材，开始在学校和教会推广。接着，柏格理在杨雅各等人的帮助下，使用这套文字翻译了苗文圣经。经过近十年的努力，1915年，苗文圣经译出，但遗憾的是，柏格理未及看到他的成果印成铅字，即于1915年9月与世长辞。

　　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杨雅各把这本苗文圣经译本送到日本横滨付印。半年后，首批印刷的885本苗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由杨雅各运送回 国。1919年，王树德与杨雅各合作将柏格理未完成的《新约全书》其它部分译出。30年代初，王树德又与苗族传道杨荣新一起，根据汉译本重译了《新约全 书》。杨荣新还翻译了《圣主赞歌》，一同送往上海圣书公会出版。直到今天，云贵两省许多地区的苗族教会还仍然在使用这两本书。

　　苗族信徒运用这套文字，记录整理了《古史传说》，创作了大量的赞美诗，并在石门坎发行了名叫《半月刊》的苗文报纸。时至今日，这套文字仍然流行于云南、贵州的大片地区。

　　医卫奇迹

　　柏格理原未学过医学，但他凭着自学所掌握的普通医疗卫生知识，成了苗家人的牧师兼医生。他边传道边治病，还针对当时所流行的常见病编写了宣传手册。“柏格 理亲自为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不嫌脏，连大麻疯都不怕。＂这是1957年贵州省工作组下到石门坎调查时所记录的苗族信徒的话。柏格理还是乌蒙山区第一个运 用“种牛痘＂防疫的人。他设法找来疫苗，为苗民施种牛痘，并培训苗族传教士和他一起在乌蒙山广大范围内完成这项工作。由于他的努力，天花发病率日趋减少， 最后被彻底消灭。

　　柏格理的妻子海孝贞是个护士，起初他们家就是诊所和药房。后来柏格理在石门坎教堂建立起一个简易药房，作为他妻子的行医场所。信徒们来做礼拜的同时，顺便 看病拿药。1926年，苗族信徒吴性纯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到石门坎，将药房扩建为“石门坎平民医院＂，其英文院名就是以柏格理的名字命名的，叫 “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此后，医院的护理人员全部由苗族信徒担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苗族人自己担任医护人员，完全为苗族群众服务的苗族医院。

　　乌蒙山区当时流传着可怕的麻疯病，此病既是不治之症，也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柏格理将基督教的一个麻疯组织（“Mission to Lepers＂）寄来的一笔钱，换购成粮食布匹，按月发给流落荒野的麻疯病人。作为对他们的生活接济，并要求他们不要再四处乞讨，以免病菌传播。因他突然 逝世，建立麻疯病院的愿望未能实现。四年后，继任的英国传教士张道惠牧师和一些苗、汉传教士实现了柏格理的遗愿，建立起石门坎麻疯病院，这是滇、黔、川一 带最早的麻疯病院。

　　柏格理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人，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苗族卫生健康状况，就必须要培养一支苗族自己的医护人员队伍。于是他选送苗族学生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学习，其中有两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吴性纯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博士，第一个西医医生，后来成为苗族人民自办医疗事业的创始人。另一位医学博士张超伦， 解放后成为首任贵州省人民z /-府卫生厅厅长。

　　从1906到1949年，循道公会在乌蒙山区兴办教育仅43年，就在一个“结绳刻木＂的民族中取得如此成就，这在世界教育与医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生命丰碑

　　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坎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WENYI，但柏格理却一直坚守在石门坎救护病人，不幸受到 感染，救治不及，于9月15日逝世于石门坎，时年仅51岁。消息传出，苗族人的心都碎了。苗人首领们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 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辈，他始终都对我们那么友爱。＂出殡那天，苗、藜、汉族送殡者达1,500人之多，无一不失声痛哭。下葬 后，许多苗民久久不愿离开，自愿为其守灵数日。

　　由于柏格理为苗族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以至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因此苗族人民用许多美好的语言，如“苗族救星＂、“苗族之父＂、“拉蒙＂（苗王）等来称颂他。再后来，许多苗族信徒死后都葬在柏格理牧师的墓地周围，陪伴着他。

　　文g e十年浩劫中，柏格理墓曾被掘毁，尸骨被抛掷野外。改革开放后不久，他的墓地又被按原样恢复。无论是毁坏也好，重修也罢，柏格理就是柏格理，他在广大人民中间有口皆碑，心目中有不朽的丰碑。

　　就连当年在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也不能不对柏格理发出赞叹，并以他为榜样来教育贵州省的干部：“西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贵州毕节 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 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WENYI，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 的中国学生。最后，WENYI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 3个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干部20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贵州新华网，2006年11月7日）。

　　时至今天，每年都有许多中外人士去到柏格理墓地凭吊。每年清明节，总有十里八乡的村民来到他的墓前，或献上野花，或一柱香，或一个鞠躬，以寄上他们的思念。

　　参考资料：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滇黔边苗族教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柏格理等着，东人达、东旻译，《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

　　作者来自中国南京，富勒神学院Ph.D.。现居美国北加州，从事研究与写作。

　　本文首发于《海外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