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圣经是一本讲“如何治病救人”的书。它不是炫耀众多写作者的文采，也不是推销一套精致的世界观，更不是讨论一根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而是实实在在地指出人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并告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天人合一之梦

　　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卡尔·韦克做过一个“蜜蜂效应”实验。他把6只蜜蜂和6只苍蝇分别装进玻璃瓶，瓶子平放，瓶底朝向有光亮的窗户。结果，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找到出口，直到力竭倒毙或饿死为止；苍蝇则在瓶内到处乱飞，不到2分钟，竟都穿过窄小的瓶口逃逸一空。

　　韦克认为，正是因蜜蜂喜光，凭着较高的智力，才找不到出路。蜜蜂以为，出口必然在光线最明亮的地方，便不停地重复着这种合乎其自身逻辑的行动。对蜜蜂来说，玻璃是一种神秘之物，它们在自然界中从没遇到过这种不可穿越的“大气层”；它们的智力越高，这种障碍就越显得奇怪和不可理解。

　　那些愚蠢的苍蝇则对事物的逻辑毫不留意，全然不顾亮光的吸引，四下乱飞，结果误打误撞找到了出路；这些头脑简单者总是在智者消亡的地方顺利得救。

　　这个悲哀的实验，使我想起了中国文化在近代以降的悲壮命运。

　　中国文化有着高明的天人合一之梦想，时时想如何能使人心与天道合一，最后盼着天道收归人心，人心打通天道。

　　钱穆在《灵魂与心》中说：“性善亦便是仁，便是人心之相互映发相互照顾处。故孟子又说：‘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一切宇宙人生，便都在人类自身的心上安顿，从人心认识到性，再从人之心性认识到天。如此便由人生问题进入到宇宙问题，这里便已到达了西方哲学上所谓形而上学的境界。”于是，也就可以“以道德代宗教”和“以道德代哲学”了。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说：“为了达到与天地参，是不是需要做非常的事呢？不需要。仅只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明白其全部意义。这样做，就可以达到合内外，这不仅是人与天地参，而且是人与天地合一。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出世，而同时仍然入世。”于是，也就“极高明而道中庸”了。

　　有天堂无出路

　　然而，这种高妙的天人合一之梦，遇到的却是有天堂无出路的事实。刘小枫提出，中国的儒家之天，是“天何言哉”的不言之天，拒绝给人提供天梯。这个悠悠天道不说话。

　　但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仍像实验中的蜜蜂那样，拼命向光亮处出发、撞击、陨落。至今，新儒家还盼着“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事实上，那些中国文人所看不起的“苍蝇”们，纷纷挟自身文化（或被文化所挟）蜕变而新生，突破而更新，从古代文化转化为近代文化，从农业文明演进为工业文明，从静态循环史观升华为动态线型史观！

　　而困住中国“蜜蜂”的，正是自然宇宙这个瓶子！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宇宙是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来源。”而这个宇宙，从最终极而言，无非是此岸世界的较高境界，而不是与此岸世界迥然不同的彼岸世界！

　　这就是症结所在。

　　圣经之所以能成为西方文化从古代文化突破并更新为近代文化的精神资源，在于其提供了革新此岸世界的彼岸超能！这不是一个世界的两个层次对撞，而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对决。唯其如此，才能带来超越性宇宙通则，破解此岸自然主义魔咒。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巨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阐明的真相。

　　国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事实是：那些愚蠢的“苍蝇”找到了路，这些聪明的“蜜蜂”纷纷碰壁。

　　这正应了圣经的话：“‘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哥林多前书》1:19-21）

　　中国文化既然缺少这种神圣的愚拙，中国人是不是该读读圣经，好来聆听这看似愚蠢的智慧良方？

　　两种相反意识

　　中国文化中，不论持“人性善”还是持“人性恶”论调，其实强调的都是人的无限升华能力，认为人最终能靠着“渐修”或“顿悟”，到达至善光明的美好境界。学界一般称此论调为“光明意识”。

　　这种“光明意识”和圣经所持“幽暗意识”刚好相反。

　　同样是看待人心，中国文化倾向于认为人心是一口冒出清清泉水的泉眼，而基督教则认为人心是肮脏的下水道出口。耶稣说：“……‘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讟、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马可福音》7:18-23）

　　在不少中国人看来，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认为耶稣把人贬损得太厉害了。这样的话，人就失去了追求超越的盼望和实践超越的动力。

　　殊不知，圣经一开始就宣称人是按照上帝形像被造，所以人极为尊贵，算是万物之灵长。而且，人又被上帝所差派，做上帝的代表和管家，在世上管理、治理和修理大自然。尊贵的身份而又配以崇高的使命，这是何等荣耀！

　　那么，为何圣经又把人看得这么糟糕呢？因为人堕落后，有了原罪和本罪。所以，人本质上有上帝形像，但本性上却深陷罪污。这就是人的双重性。

　　皆因人心之乱

　　人类本以上帝为中心生活，堕落后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生活，于是人各善其善，各私其私，乃至以私恶为大善，从而推善致恶。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变成“大道之行，天下为私”，你说这世界能不乱吗？

　　但世界之乱，源自人心之乱。这正是圣经独到、高明而深刻的眼光。

　　雅各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1:15）人作为上帝之被造物，本应为造物主而活，却有此私欲，一变而为己活。这还不“幽暗”吗？这就好比一条小河，它本是大海的水变成云，云变成雪，雪融化后变成的。它来自大海，还应流到大海。而且，它的流动应以大海为中心和归宿。但这河却狂妄自大，断然否决与大海之关联，于是也就散漫成泽，到处奔突而无望，最终干涸而竭。

　　俯仰宇宙之间，纵观大化之内，“造物无言却有情”，人本是作为领受者带感恩情怀而生存不息，但却一变而自命为主宰者，于是感恩之心也就荡然无存，骄矜之意亦勃然而兴。这难道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艾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不正是指着人最深层的自我中心说的吗？而并非仅关涉社会制度！

　　究其实，中国人之所以觉得耶稣讲得太过火，原因在于，我们对人性之“光明意识”太过轻信！这也就难怪中国人总是寄望“青天大老爷”之出世，而不钟情监督机制之建立。多年以来，我们看历史也好，看人性也罢，到底是“光明意识”论者胜出，还是“幽暗意识”论者胜出呢？

　　阿尔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和21世纪人，还为“光明意识”叫好，是否也是野蛮的呢？

　　惟圣经是答案

　　每个人都笼罩在罪和死的阴影之下，其自身就是罪和死的一部分。这样说，很多中国人可能不服，无法认可自己是罪人！但圣经指出，罪与死不可分。

　　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时，地上并没有死亡。但始祖犯罪后，把死亡带进了世界，死是罪的结果。

　　人都是要死的，中国人也是人；所以，中国人也要死的。

　　死是从罪来的，中国人都会死；所以，中国人也是罪人。

　　上帝是生命的源头，这是没有死亡的永恒生命。但人犯罪，罪就意味着跟上帝，即跟生命源头相隔绝，其后果就是死。

　　上帝好比是一棵参天大树，人是树上的一根细小枝条。这根枝条若从大树上被折下来，其后果就是枯死。尽管刚折下时，它看上去可能还青翠柔软，但不久就会慢慢枯干了。

　　这不正是人的真实状态吗？圣经中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4:14）圣经中也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5-6、10）

　　如果，这根被折下的枝条能重新接回到大树该有多好啊！但，能有这样的好事吗？有！圣经就是这样一本圣书，它讲述罪如何带来了死，更宣告了胜过死亡的途径；它指出了人性的根本问题，更告知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其实，人人都得了一种叫“死亡”的绝症，圣经指出其病因就是罪，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他以无罪之身来救赎罪人，他所救的不只有犹太人、欧洲人、美洲人、亚洲人，当然也有中国人。

　　中国人愿不愿读圣经是一回事，但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确实有这种救赎大能。在日子飞快地流逝的间隙，不妨找本圣经来细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