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耶稣诞日歌》，此诗曾载1914年1月的《留美学生年报》。今查《胡适留学日记》卷3，该诗写作的时间是“十二月廿六日”，并说：“昨日为耶稣诞日，今日戏作一诗记之。”所录文字与前揭致胡近仁诗稿原件稍有参差。如“阿母昨夜含笑语”作“朝来阿母含笑语”，“早卧慎毋干神怒”之“早卧”作“早睡”。“冬青树上明纤炬”诗注曰：“廿四日为圣诞夕，家家庭中供柏一巨枝，饰以彩线，枝上遍燃小烛无数，名圣诞节树。”“夜来一一神所予”诗注曰：“俗悬小儿女袜于灶前，谓有神名圣大克罗者，将自突下，以食物玩具置袜中，盖父母为之也。”所谓圣大克罗即“Santa Claus”，指平安夜到各家给儿童送礼物的圣诞老人。这些诗注，是对诗歌本身的解释，也是便于胡近仁向冯顺弟诵读解说之用。此处特别以“灶突”为言，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因为腊月二十四祭灶，与西方的圣诞平安夜，虽然一为农历一为公历，但在时间上却极相巧合；而且，二者也都与灶突有关。根据中国民间传说，此日灶王爷（一本正经的雅名叫“东厨司命五帝灶君”）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俗称“交年”。“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奏封事”，这虽然与圣诞老人下凡赠礼，一上一下亦颇不同，但二者皆以烟囱为通道，可谓异曲同工。这样的类比及解释，显然有助于像冯顺弟那样文化程度有限的山乡农妇更好地理解遐方殊俗。

　　徽州版画中的祭灶（民国纸品，王振忠收藏）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一度对基督教、天主教颇为留意。当时，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由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主席约翰·穆德（John. R. Mott）等人接待。为了便于中国留学生接触美国社会的善男信女，了解基督教家庭的生活状况和相关德性，康奈尔大学附近的基督教家庭（包括许多当地士绅和教职员），都热情接待过中国学生。他们殚思竭虑地组织各类活动，让中国留学生参与。1911年夏，胡适刚从大学一年级升入二年级，就应约前往费洛达菲亚城的孛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暑期集会。后来，他在《留学日记》中记载，自己被这小型聚会的兴盛气氛所感动，当场保证以后要去研究基督教。在胡适日记以及后来与朋友通信的函札上，他说自己“几乎做了基督徒”。

　　对于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胡适也有细致的观察。1912年12月24日，胡适在其《留学日记》中写道：

　　本日为耶稣诞节之夕，吾辈乃无家可归，因招请无家之游子为解愁之会，名之Consolation Party，亦斫松树为“圣诞节之树”，插烛枝上燃之。树梢遍挂玩具，拈阄表散之。来者围火炉团坐，各道一故事为乐……

　　当天，胡适还前往天主教堂观看“弥撒礼”。根据他的观察，“教中男女来者，将入坐，先屈一膝（如吾国请安之礼），然后入坐。座前有木板，人皆长跽其上，良久然后起坐。有儿童数十人，结队高歌颂神之歌。坛上牧师合十行礼，俨如佛教僧徒，跪拜起立……始行礼时，已十一时，礼毕，则已一点半矣”。这是胡适平生第一次走进天主教堂，他深有感叹地说：“子夜风雪中，坐此庄严之土，闻肃穆之乐歌，感人特深，宗教之魔力正在此耳！”

　　▲教堂内景

　　翌日为圣诞节，康奈尔大学教师白特生（Patterson）请胡适到家里吃饭，一同吃饭的都是白特生夫妇的亲戚。据胡适描述，“饭后围坐，集连日所得节日赠礼一一启视之，其多盈一筐。西国节日赠品极多，往来投赠，不可胜数。其物或书，或画，或月份牌。其在至好，则择受者所爱读之书，爱用之物，或其家所无有而颇需之者，环钏刀尺布帛匙尊之类皆可，此亦风俗之一端也”。当年，白特生夫妇年纪都在五十开外，胡适自感“见待极厚，有如家人骨肉，羁人游子，得此真可销我乡思！……此君夫妇亦怜我无家，能慰我者也”。这让胡适亲身体会到“西方醇厚之俗”——大概是人在异乡，一朝所得关照往往令人终身难忘。为此，1914年5月，胡适母亲冯顺弟专门致函白特生夫人，感谢她对儿子的悉心照顾。冯氏虽略识文字，但不能提笔书写，故由胡近仁代笔，胡适再将其译成英文，转交白特生夫人。对于胡近仁的代笔之作，1914年5月20日，胡适曾评价说：“老友代吾母所作致白特生夫人书极佳，稍嫌多客套语耳。西方人作书如说话，不作无关系之客气话。老友见适所译原书，可见一斑也。”因此，胡适在翻译时显然作了一些改动。

　　致白特生夫人的信函（胡近仁代笔）及胡适之英译件（见杨翠华等编：《胡适晚年身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胡适与胡近仁讨论致白特生夫人信函之得失

　　在此前后，胡适还参加了一些与宗教相关的活动。如1914年1月28日，他曾追记“宗教之比较研究”的讲演活动，这是康奈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公开讲课，主题是讨论世界诸大宗教之源流得失，其主讲者多是北美高校的著名学者，演讲题目包括：

　　宗教史，原始宗教，古代宗教，中国古代之国教，孔教，道教，日本之神道教，印度吠陀时代之宗教，婆罗门教，原始佛教，后期佛教，先知时代之犹太教，教典时代之犹太教，近代犹太教，摩诃末之宗教，回教的演变，回教中之密教，耶稣之教旨，希腊化之基督教，中古基督教，近世基督都，亚洲西部之基督教，亚洲东部之基督教。

　　当时，才华横溢的胡适也应邀主讲“中国古代之国教”、“孔教”和“道教”三题。他认为，此一演说之大益在于教学相长。不过，从演说的内容来看，这实际上也与他一直在思考的“孔教问题”密切相关。稍早于此，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人多言宗教问题，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近来余颇以此事萦心。”关于“孔教”之思考，他的关注点在于——立国究竟是否需要宗教？中国究竟是否需要宗教？如果确实需要宗教，那么应当是以什么样的宗教比较适宜？倘若要复兴“孔教”，究竟什么才是“孔教”？当代人心心念念希望复兴的“孔教”，究竟是“二千五百年来之孔教”呢？还是经过“革新之孔教”？如果要革新“孔教”，需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除了孔孟之外，如何处理与诸子（如管子、墨子、荀子等）的关系？如果不必有宗教，那么要用什么东西来填补此一真空？是用东方或西方的伦理学问，还是用法律政zh i来规范？——从这些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胡适是在世界文明比较的大背景下思考传统文化的未来，他希望为中国文化寻找合适的定位。而今，百余年后的不少见解其实并未见有多大长进，等而下之者，甚至已沦为“僵尸出祟”（周予同先生语）般的闹剧……

　　“西国冬至”

　　阅读胡适留学期间的诸多史料不难发现，他的观察与思考，有不少实际上涉及东西文化中的礼俗关系问题。从传统到现代，礼与俗的关系既密切又微妙。一些礼本身便起源于民间习俗，而部分约定俗成的民间习俗又因其世代相传，形成相对稳固的风俗习惯，而为普罗大众所遵循，从而具备了部分礼的要素，甚至进而经整理、加工，最终升格为具有严格规范的礼仪。因此，入国问俗，由俗入手，可以很好地观察到礼仪乃至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嬗变。在与胡近仁的诗稿中，胡适于“耶稣诞日歌”标题之后注曰：“十二月廿五日为西国大节。”诗后又注曰：“此种诗但写风俗，不著一字之褒贬，当亦乩国者所许也。”在这里，胡适对于圣诞节等的细致刻画，显然与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不无关系。

　　据说，圣诞节初传入中国，国人多以“西国冬至”类比。之所以作这种类比，并非无据。因为在传统时代，冬至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属于季节更替的一个重要节点。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及至明清时代，在民众心目中，冬至的地位仍然相当重要。在徽州，冬至之日，除了祠中祭祖之外，人们还要上墓祭祀祖先，所谓“墓祭三回重本源，清明冬至及中元，寒衣烧献金银袋，但只清明许乞墦”。与清明和中元一样，冬至日全家老小亦需带上祭品，到祖坟上祭祀一番。有些地方称冬至为送寒衣节，这是因为冬至到了，寒气袭人，人们想起了九泉之下的亲人，于是以有色纸糊制成许多纸衣，或多买些黄裱纸，以此代为布帛烧给亡人，甚至有附会为孟姜女的故事。

　　胡适老家——绩溪上庄村图，见胡近仁等编《上川明经胡氏宗谱》（1911年版，上海图书馆藏）

　　在胡适老家绩溪，冬至时例须举行祭祖大典，各宗祠、支祠聚集族丁行礼如仪，极为隆重。“做冬至，办祭仪，猪羊抬盘”——此一描述，出自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册启蒙读物，反映了流行于民间的诸多通俗常言。在徽州，猪羊祭是极为隆重的一种祭祀礼仪。在传统中国，不少地方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从节俗来看，中国之冬至的确也与西方的圣诞颇相类似，因为此日与腊月二十四一样，都是凡人与神明、祖先沟通的日子。而且，从节气上看，此日也正值一年的酷寒时节。就在《耶稣诞日歌》之后，胡适还写有《大雪放歌》诗：

　　往岁初冬雪载途，今年圣诞始大雪。天工有意弄奇诡，积久迸发势益烈。夜深飞屑始叩窗，侵晨积絮可及膝。出门四望喜欲舞，琼瑶十里供大阅。……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寒已足消内热。百忧一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

　　▲胡适：《大雪放歌》

　　根据《胡适留学日记》，此诗作于1914年2月23日，是追写“岁末大雪景物”。胡适撰写此诗时的民国初年，虽然新历在中国逐渐推行，但在民间，冬至在岁时节俗中仍然极为重要。笔者曾见有一册徽州人抄录的《短期小学课本》，其中的《国历二十节歌》这样写道：

　　改用新历真方便，二十四节极好算。每月两节日期定，年年如此不更变。……诸位熟读这几句，以后宪书不必看。……立冬小雪农家闲，拿去米棉换洋钱。只等大雪冬至到，把酒围炉过新年。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冬至之日有时是大雪封门。此情此景，的确与西方的圣诞节颇相仿佛。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作者：王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