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扶着患脑瘤的丈夫，儿子在旁努力控制情绪，终于忍不住抱着父亲静静哭泣；当同是会友的脑外科医生上前拥抱他们全家，接受牧师和众人祈福时，我们都哭了。我们在患病时学着向神祷告，而不是把健康当神。医生在照顾病人时自己生命被转化，让世界看见神的爱。

　　有人说：“上帝有时在我们患病时出现。”这太轻描淡写了，没有哪个地方象医院一样有那么多的人求告上帝的名字，在医院里的祷告和在散兵坑的同样多，但上帝对人们处事方式的影响，却没有什么地方比医院更少。

　　在北美，即使没有宗教背景的医院也有院牧，但人们选择医院时更多考虑医生的技术、医院的便利或全国排名，而不是医院牧师的声誉。当医学研究承认“灵性”和祷告对健康有益时，人们常常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上帝来补漏。当我们担心单靠医药还不够，或者在其他一切理性的方法都无效时，才向上帝呼求。难怪神职人员到病房时，家人都会感到紧张。

　　当人们受到疾病威胁或面临死亡时，很多人想要找出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或者得到上帝会令一切最终变好的保证。牧者面对这些突然发觉自己需要“属灵指引”的家庭，原本值得花上一生时间进行的谈话，必须浓缩到几分钟、几小时以内，不得不在谈话中“将就一下”。

　　但医生却不是这样。只要经济条件许可，病人都希望有最好的医生、最新的科技、最新的医药。没有人真的相信，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牧者可能威胁自己的救恩；但人们确实相信，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可能真的会给他们带来很大伤害。人们不再相信拯救的上帝，但他们却相信死亡，自己想尽可能将死亡推迟。

　　我们关心今生、延长今生，事实上有些基督徒表现出对今生更大的迷恋，以致排除对其他事情的关注，甚至比很多非基督徒更甚。他们愤怒地指控说，所有关于来生有一位慈爱的上帝的话，只是在走过坟场时为自己壮胆时吹的口哨而已。

　　不要以健康取代上帝

　　大部分人都把健康当作无可争议、甚至是最高的善，我们很少去问，健康可能为了什么目的服务吗？如果我们视健康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自然会去寻找最能提供这种好处给我们的人。怎样令身体恢复健康、保持健康，我们相信医生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无论近年医生的权威减退多少，医生仍然保留着几乎与神职人员一样的光环，掌握医药宗教的权力。

　　现代医药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高尚的关注所推动的，希望消除痛苦，加强人对生命的控制。这是很多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明确目的。似乎医药和信仰在追求同样的事物，而且恰巧是我们想得到的事物，例如健康、选择的权利、无痛苦的死亡，基督徒因此也将更多宗教群体的权力转移给医药。

　　我们给医生和医药工业的代表巨大的权力，不单因为我们害怕患病或不喜欢患病，也因为我们确信这些人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相信他们的双手、药物和机器中握有生死的权力。当我们将生命交托他们时，我们强烈察觉到自己的脆弱。在最软弱的时刻，我们发觉自己倚靠一群相对陌生的人，他们身处一个复杂而且没有面目的官僚机构和体制当中，这令我们感到害怕。

　　对多数现代人来说，往往是在正常方式失效时，例如死亡临近等，我们才透过上帝抓紧意义。其实，基督信仰一直教导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上帝的创造充满了美好的事物，上帝十分关心我们作为他创造中特别的一部分，所以只要我们寻求服事上帝，便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或健康挂心。这个世界的好处包括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盼望拥有的健康，这些都从属于对上帝的事奉和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说，健康是一种好处，但不是惟一的好处。

　　穆尔曼是一位儿科医生和神学家，她这样评论健康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正确地位：“健康永远只能是次要的好处，上帝才是我们绝对的好处。健康是工具性、从属的好处，只是在令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创造我们成为的喜乐、整全的人，能够实行上帝的呼召服事邻舍时才是重要的。任何对健康的追求，如果颠覆了这些喜乐和以爱服事的责任，就是追求虚假的神。我们应该向上帝和为上帝而寻求健康，而不是寻求以健康来取代上帝。”

   　我们不愿与任何意外和不完美为伍

　　当代文化与基督教的一个共通点，是视死亡为敌人。医药追求打败、至少阻止死亡的脚步。许多人的生命因现代医药才得以保存，因此心存感激。不过，感激与崇拜并不相同，而崇拜更能够描述当今社会对医药的态度。

　　医药的野心是控制人类的生死，这种野心不受任何限制。每年人们投资数十亿做研究，最终目的是从人类存在的生物环境中除去意外。生命是那么完满，那么安稳，那么充满可能性，以致不愿有任何关于死亡和匮乏的暗示。失败只是意外，是系统中可以补救的故障。

　　很少人能像圣弗朗西斯那样，在临死前准备好迎接“我们的姊妹——身体的死亡”。即使圣弗朗西斯，也需要一生的祷告和践行才能做到，不只是为了那些温暖和舒适的事物来赞美上帝。耶稣自己在死亡的现实（拉撒路坟前）和死亡的预期（客西马尼园）中也曾哭泣。基督徒不会厌恶身体，因为身体是上帝美好的创造；也不欢迎死亡，视之为灵魂脱离肉身的囚牢。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基督徒对死亡的胜利是透过死亡赢得的胜利，而死亡常常伴随苦难，对苦难的预期更容易引发恐惧。生命是美好的，死亡是可怕的，但上帝的慈爱以及我们以生命回应那爱，是我们首要的关注，“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这个世界既“崇拜”死亡，以它作为终极现实；同时又视它几乎是与今生不兼容的。当然，死亡不是我们寻求脱离的惟一意外。一般来说，我们不愿意忍受任何不愉快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在儿科医生的工作中，接触到好些因为不同原因而收养孩子的家庭。“收养医疗”可以帮助养父母在决定是否收养某个孩子前，审核孩子的健康情况。总有少数人坚持排除所有的缺陷，才愿意接受某个孩子。他们的做法表达了我们的社会不愿意与意外和不完美为伍，特别是我们孩子的意外和不完美。

　　虽然医药仍然不能提供保证，但它似乎正朝这个方向走，例如计划怀孕、产前诊断（隐含的假设是选择性堕胎），甚至最终的“设计后代”，都是对不完美的拒绝。无论我和同事们多么不喜欢这种态度，我们也成了它的同谋，因为我们对抗疾病所用的工具制造出一种印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科技，我们甚至连意外也能克服。

　　保罗面对疾病的态度值得我们思考。他曾详细谈到自己身上有“一根刺”，有学者认为，这根刺是指一种慢性疾病，奇怪的是，保罗认为它与上帝终极的意图不兼容，但同时又是上帝的恩赐。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保罗不是扭曲地认为疾病对他是好的，而是他确信，在等候上帝的救赎工作达到顶峰期间，可以耐心地忍受身体上一些不愉快的意外。人类生命和自然界中那不受控制的部分，只会在将来的世代，在上帝的国达到高峰时才会变得完美，并完全臣服于上帝。

　　这种耐心的等候绝对不是被动的。它不是放弃盼望，也不是简单地将盼望投射到将来。 我很难根据原则说什么意外必须耐心忍受，什么意外需要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攻克；但我可以说，医药仍然是我们可以为之感恩的一种工具，但我们同时需要学会视我们的身体和健康为上帝的恩赐。

　　在患病时学习忍耐

　　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甚至“忍耐”也好像被“延迟满足”这种有心理学色彩的词语取代了。大部分人患病时都想立即好转，谈及“忍耐的美德”只是作为治疗技巧对我们才有意义，用来勉强接受医药当下的限制，并希望那是暂时的。人们假定将来的世代会完全控制发生在身体上的所有坏事。

　　在患病时忍耐是很难的，没有什么时候学习忍耐比患病时更糟。对受苦的人来说，世界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痛楚更确定。痛楚令受苦的人的世界缩小到只有身体的大小，或者身体膨胀到充满整个宇宙。

　　忍耐不是无奈地顺从。实践忍耐是盼望这种美德的一部分，源自我们相信上帝仁慈的恩赐不单在我们生命的盛年，也在我们生命终结时赐给我们。透过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死亡和虚弱已经被征服。

　　忍耐并非表示在痛苦中死去时还要高唱：“总要看着生命光明的一面！”圣经里上帝一些最好的朋友没有在上帝完美的计划面前无奈地顺从，而是对上帝有足够的信任，以至能够激烈地哀恸。忍耐要求我们在怀着喜乐的盼望等候主再来时，正确地为衰残的身体，包括我们自己和邻舍的身体哀恸。

　　忍耐需要在一生中活出来，不是突然患病的人很快就能取得的自助技巧。简单来说，我们有能力花时间享受上帝的世界，无论在我们健康还是患病时，有赖我们相信那实在是上帝的世界。

　　透过照顾病人转化我们自己

　　《圣经·新约》吩咐所有自称跟随耶稣的人要照顾病人，不单接待病人，也接待任何有需要的人。一份修道院的会规里这样说：在一切以先，比一切更重要的是必须照顾病人，让他们得到服事，就好像他们是基督本人一样；因为基督自己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透过各种由教会支持的团体，这种照顾病人的做法被制度化。

　　在今天，没有什么比在身体受苦、有问题和最终死去时照顾它，更能训练我们珍惜身体的恩赐。今天我们面对的大试探，是将照顾我们身体的责任交给专家。这些人明显知识丰富，他们通常向我们保证可以给我们最好的。但基督徒只有透过在基督里分享的生命才会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医药专业知道很多事情，但作为机构，它不知道的是基督。我们接触有需要的人，拒绝将病人只交给专家，见证我们相信上帝的良善，同时进一步透过照顾与接待的德行转化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要基督徒不看医生。我们想说的是，基督徒永远都不应该认为医生的照顾足以满足病人的需要。我们必须实际地与我们中间的病人同在，甚至是与那些我们不认识或没有关系的病人同在。因为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们体现出关系的荟集，构成基督的身体。我们照顾病人，因为他们需要照顾，也因为在提供这种照顾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得到转化。它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联系，自己的脆弱，我们自己需要完全倚靠上帝的恩典。

　　基督徒照顾病人，目的是将受苦的人重新纳入群体——借着治愈，即消除他们苦难的成因；也是透过医治，令他们的苦难成为基督的身体真实的一部分。受苦的人不单在身体上得到群体的照顾和接纳，他们给群体带来只有他们能给予的东西，对群体生命有积极的贡献。病人借着自由地将自己联系到基督的受苦和死亡，为群体的福祉带来贡献。

　　笔者自己教会的会友约翰被诊断患了脑癌。他要求在他全家定期出席的聚会仪式中接受抹油祷告。当这个家庭走上前，约翰的太太扶着患病的丈夫，他们的儿子在旁边，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终于还是忍不住双手抱着父亲静静地哭泣。牧者替约翰抹油，整个群体祈求约翰得医治。这本身已经很感人，但当约翰那个也是教会会友的脑外科医生上前拥抱约翰一家，接受群体的祝福时，我们大部分人都哭了。我们作为群体得到祝福，因为约翰的疾病没有使我们分开，却使我们联合。

　　医药作为服事和呼召

　　基督徒倚靠医生，但只视他们为中介人。他们奉上帝的名找医生，透过医生要求得医治，但却是向上帝祈求医治。因此，作为基督徒医生必须培养一种恰当的谦卑，耐心地依从上帝在良好的创造中赋予我们的模样。基督徒医生不能将生理现象和他们面前的人分开：患病的身体总是人的身体，它的情况总是连系到灵魂、心理和灵性状况。

　　作为基督徒病人同样必须明白，他们从来都不仅仅是身体的存在。借着在患病时求告上帝，基督徒令患病成为身体得拯救的时刻，也成为他们灵魂得救的时刻，这是更重要的。

　　每次医学的介入都同时成为象征和呼召。当医生面对病人时，邀请他们思想上帝的怜悯并转向祂。医生医治病人的身体时，邀请病人寻求灵魂得医治，鼓励心灵的转化。因此，他们在医疗艺术中显明一种象征意义，这种象征超越医疗的基本功能，却又不致否定它的基本功能。

　　基督徒医护人员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在医药的世界中作出忠心的见证。首先，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所有基督徒生活时都要记得我们并非孤军作战。藉着洗礼，我们的身体成了基督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蒙召在这个群体中一起受苦或快乐。如果我们要以我们的受苦和快乐为共同的事业，就必须放弃当代文化对私隐的盲目崇拜，预备聆听那些向我们分享生命的病人，也向他们开放自己的生命。

　　要这样做，我们必须乐意花时间与别人一起，了解彼此的故事，衡量彼此的恐惧、渴望和需要。因此，基督徒医护人员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十分简单，就是愉快地交谈和祷告，建立关系，最终可以一起谈论疾病、脆弱和死亡等困难的话题。

　　一旦我们建立了沟通的途径，留意彼此的生命，接下来就是实行彼此相爱、彼此服事的责任。怜悯的工作是基督徒群体生命的中心，我们用这种方法尝试让世界看见上帝的爱。

　　在教会以内和以外，人们患病时都需要帮助。他们需要有人送他们去医院，需要有人为他们预备食物或清洁房屋，需要有人照顾他们的孩子或宠物，需要有人帮他们洗澡和去洗手间。这些都是应该的。最简单但却最重要的，就是与患病的弟兄姊妹同在。

　　我们的生命来自仁慈上帝的恩赐，我们蒙召以彼此相爱向世界表达上帝的爱。我们的任务既简单又非常困难：将我们自己的身体从医药技术和机构那里取回，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宣告身体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的身体也成为给世界的恩赐。

　　（本文摘编自《取回我们的身体——忠于信仰地运用现代医药》，作者：约珥·舒曼，布雷恩·福尔克，基道出版社，标题为《境界》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