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无名的传道者》这首长诗是边云波前辈在年轻的时候完成的一首诗。这首长诗影响了几代的生命，直到今天还有多少人一听见边云波的名字心里就会受到很大的震撼。在大家庆祝春节的欢乐心情中,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怀念边老所留给我们佳美的脚踪。

无名的传道者（二）：窄路

　　“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1948年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问世，作者没有署名。最初在大学生中传抄，1957年艾德礼牧师把它在香港印刷出版，引起强烈反响。那是六十年代初的时候，香港台湾兴起了一批大学生毕业生，全时间投入这个侍奉的工作，很多人是受这本书的影响。那些学生认为这本书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年老学者、传道人写出来的，因为是一部有深度、有生命的诗。这部长诗坚定了他们出来服侍的意念。

　　这部激励中国几代基督徒的长诗的作者名叫边云波，当时是个23岁的大学生。64年后他回忆当年的情景：

　　想着写首短诗来勉励自己，坚定自己的心志，可是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止不住了，眼泪也止不住，笔也止不住，寝食俱废。奋笔疾书时，无数无名传道者的音容笑貌涌上心头。

　　1946年有一个弟兄躺在病床上唱“一心信靠我恩主，向前走向前走”，那个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模样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诗歌就印在我的心里。西北灵工团的两个姊妹，一个是基路大学毕业的学生，一个是已经做了护士，她们是到新疆去的，无形当中把自己带到边疆去了。写了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事，是神托给你的一个事工，只用了几天，近六百行的长诗一气呵成。所以我说这事不是出于人的，因为我以前根本没有写过这么长的诗。

　　诗成之后，仅一个月的时间我和几个弟兄就出征了，我们首先在杭州一个神学院里公开朗诵。之后我们继续向西南进发。这首诗流传得更快更远。

　　60多年来，这首诗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基督徒，只能说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后来有人称赞我，我自己心里挺不好受。人算什么，要不是神的恩典，我自己早完了。

　　我是在书堆里长大的。少年时就有扬名天下的愿望，父亲经营祖传的书局，家里有间大书库。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在那个仓库里总读书，一呆就呆一天。上中学的时候，想当作家也想当一个教授，这是两个梦想。

　　梦想被日寇的铁骑踏碎，因参加地下抗日组织被T w发现，匆忙逃到陕西洋县。流亡生活很艰难，当时吃不饱，两顿的稀饭还得考大学，父母还不得见。就在那个海洋边上走来走去。当时觉得我活在这个世上好像是一个错误，有自杀的念头。不知为什么，一位英国宣教士吴永秋点名要找我。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约我去：“你为什么不来聚会？做礼拜三次你没有来，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为你祷告。”看着她慈祥的样子，好像老妈妈的样子，让我很受感动。在那里，我恢复做礼拜。后来我就跪在那里祷告：“神啊，求你饶恕我，我是骄傲的人、虚谎的人，自私、考试作弊。我在神面前认罪了以后，就决定要受洗，原来我一度想着要投江，要自杀，结果还是我在汉江里头施洗。

　　为去重庆考大学，我向吴永秋告别。她说：“你不要信我，你信耶稣。就是在你三个礼拜不来聚会的时候，半夜我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很清楚地叫着你的名字——边云波，好像是神在提醒我，我夜里起来跪下来为你祈祷。”

　　嘉陵江畔边，我在考试前，向神许愿：我无论考上哪个大学，无论哪个专业，我就在那个专业当中荣耀主。一考上大学，完了，就不说了，就想着成名成家。发榜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执纸执笔写一个作品，接下来有几万个字，发现了第二期的肺结核。那个时候的肺结核跟现在的癌症差不多，没有特效药，课也不能上了，我就怨天尤人。

　　一次特别的聚会中，赵君影牧师的信息击中了我。我就流泪地悔改，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且渐渐地清楚神要呼召我做传道的工作。

　　我牢牢记住一位无名传道者教给他的两句诗：无声无色是树根，埋在地下不见人。我就一根火柴，把几万字的稿件都烧掉了，我心里好像千斤的重担脱落了一样，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很多的同学老师就看不起我了，从前这个人手底下能够写点东西，现在这个人要传道，莫名其妙为什么要传道？感情不错的人都远了，但是我觉得和神更近了。

　　1946年国内政局动荡，一位英国宣教士邀请我出国留学。他是爱登堡的校友基金会的领事，他也可以批准奖学金，但我放弃了这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为的就是去边疆的那几位弟兄姊妹。神借着他们的脚踪、他们的事迹对我的一个激励。我说，你看我们现在的中国（1947年)，我们不知传福音还要传多长时间，你们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辛辛苦苦的传福音，我就不出去了，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个惊讶的情况。

　　这个决定让有些主内的弟兄也想不通。中央大学团契福建的一些弟兄，我就感觉有些人和我疏远了，特别是有些我所尊敬的传道人。因为那时觉得很受伤，决定出城去禁食祷告一天，就是我一个人走在轩岗的那个小道上，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边流，那个时候撒旦一直地攻击：你退下去吧，你这个教育系将来大学毕业，你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一个老师。走了那么相当长的一段路，忽然心里面一个闪念，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往耶路撒冷去。我就觉得这条路虽然苦，虽然窄，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前面走过了，古往今来所有服侍主的人，都是在这样一条路上走过去的。我觉得我是这个福音大军中的一员，我心里就是在想，给我一个总统我都不当。

　　有时候面对一些选择可能会被误解，不止是外面的，包括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但是仍然愿意走上神要我们走的路，如诗歌里面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精神，很深地影响我们一生侍奉的道路。

　　弟兄已出发了，虽然经历了重重的艰险，但却没有一次的折返，东征西战，直到今天。

　　1948年底我和七个弟兄踏上去云南的征程，无名的穷学生，两手空空，路费只够到上海。那时候就是凭着信心，就是说路上要饭，也要到边疆区。一天夜里，我正在埋头写东西，忽然觉得后面有一个人把大衣披在我身上了，原来是一个江苏医学院的弟兄，把身穿的大衣和母亲给他应急的金戒指送给了我，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奉献。后来到了杭州，朗诵那首诗以后，有一个姊妹（我根本看不清她的脸），她投了一个纸包，那是第二个戒指。一直到云南边疆，完全是凭信心的，没有拿教会一分钱。到达昆明后，万民靠教书维持生活，同时在街头集市传福音。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建立了第一间教会。
　　陆续有关更多的传道人加入他们的团队。一个弟兄在福建附中看了这本《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单枪匹马地来到这里。一天两个彝族弟兄走到这里来说，多年前有英国宣教士去过他们那里，带领不少彝族人信主。这是主动约我来了，当然得去了。180华里，徒步行走，我的肺病和支气管病缠累一生，稍有劳累就会咳血，两天的山路让我吐了两次血。那时两个人就感觉很害怕，我们当时就决定祷告，祷告半个小时，血止住了，只能说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太阳快落山时，我发现路旁荒草中有座孤坟，孤零零的那么一个坟，上面有个十字架，那个圆的碑就在坟墓前边。当地人说这个西方宣教士在村里住了7年，1943年因病去世。那个传教士说，我愿意死在这个地方，埋在这个地方。无名的传道者常年在异国他乡的山野中，而神差遣来更多的无名传道者。

　　彝族人的生活很简单，吃很简单，几乎就是盐水泡饭，放一点辣椒水。去了那里我也没有说我有病，四面八方的人就来了。我讲，那个弟兄给我翻译，照明烧的是松树枝子，那天晚上聚会大概一百多人。聚会结束，人们打着火把离去，一边走，一边唱赞美诗，天上是满天的星斗，地上是遍地的火把，到处都是福音的歌声。我在主面前流泪，我说，主啊，但愿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大地上也能够到处是福音的火把，到处都是福音的歌声。

　　1952年的一天，省报头版点名批判我，为了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安全，我离开了云南。到北京后，我成为王明道先生的助手。1955年，王明道夫妇因着信仰被 b u入 y u，随后我和王先生的许多学生也相继被 b u。开门人家拿着手枪，伸手人家拿着手铐，咔咔两下，把我带走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是3月12号，是我31周岁的生日。每到主日我透过铁窗思念家中的聚会，就想外面的那几个弟兄姊妹他们该聚会了，我不由自主地就唱出一个传统的圣诗，只能够哼着调子。我没有想到后面不远处有一个人也哼这个调子，我回头一看那个老者，老人家50多岁了，背着手来回散着步，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两个人是默然不语，心照不宣。唱了一会儿，我听见角上也有一个人在哼这个调子，就是那个40多岁的，我真感恩，在那个环境当中，还有三个人聚会。

　　关了半年多，我带着反g e命的帽子交由街道改造，那个年代反g e命分子比麻风病人还要恐怖，人人都躲得远远的。有位主内的姐妹竟然勇敢地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就给王太太写了信，我们在神面前，有王太太的印证，就定了婚约。

　　1957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我的姊妹对我说，会上会下，不要多讲。姊妹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侥幸没被打成Y p，但命令我与Y p一起去劳改，三五天内就得出发。这一走，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我们就在这两三天内结婚吧。风暴来临时，多少恩爱夫妻被迫分手，当听到一个反g e命要去劳改时，姊妹却主动要嫁给我，在那个年代需要多大的勇气。我对妻子说：你一生一世一辈子都会苦的。她说，我们就是苦一辈子也苦一块。结婚的时候借了一间房子，就有十来个人参加，大家小声地唱唱诗，一杯清茶，大概两块糖果这样的东西，姊妹给我买了一身新衣服，她自己是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就这样结婚了。

　　反g e命发配劳改，亲友划清界限，没人敢去探监，姊妹是第一个去探望我们这些劳动改造的人，当时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大饥荒降临，粮食是要凭粮票定量供应，我的母亲在城市没有户口，城市里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那个时候母亲就是要回农村去，结果就是我家姊妹坚决反对。粮票在那个年代就是命根子，没有它，连种粮食的农民也要饿死。我的妻子把28斤粮食分成两半，娘吃14斤，我吃14斤，不让我把粮食给母亲，她自己要给老人家。
　　每次政zh i运动，我总是要拉出来先被批斗，文g e来临当然躲不掉。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来了10个红卫兵，街坊邻居几百人就把房子围起来了。打死人是造反有理，打人的人是g e命无罪。在这个危机时刻，邻居两弟兄挺身而出，一边一个，硬是冲过来把我救出来了。为了让妻儿少受伤害，我提出离婚，我说如果有一个离婚手续，你不背着反g e命家属的名字，孩子们将来也不至于有着一个反g e命的父亲。她当时很严肃，她说：“你总讲《圣经》，你说的这个符合《圣经》吗？”她就指责我，她说“你忘记了？我们结婚以前你说的什么话？我说的什么，这个话你都忘了！”当时说到这里她也哭了，我也哭了。我觉得神给我这么一个好的妻子，若是当我要走偏的时候，她能够付上一切的代价，愿意遵行神的道。

　　1987年我终于摘掉带了31年的反g e命帽子，那年我62岁，取消管制后，抓紧写作，编辑出版了当时国内急缺的《圣经词典》等工具书。如果没有人来访问，几乎一整天就是在这个书桌上。撰写、编辑、校对、包装、发行，都在这间小屋里完成。

　　1996年我们夫妇第一次出国，我们的宣道从此走向了五大洲。第一次到温哥华的时候，他们介绍讲员是边云波弟兄时，马上有几个同工就很惊讶，有的人说，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吗？牧师也很幽默，他说，到底这个人活没活着，让他自己出来说。后来我们选择定居在美国底特律。在家不是准备讲章，就是准备文稿，出门不是登台证道，就是培训授课。在海外16年，走过欧洲、美洲、亚洲，除了宣道，还是宣道，没有时间观赏风光名胜，就连居住了十几年底特律附近的观光点都没有去过。2001年我们去加拿大短宣。与我相濡以沫43年的妻子，跑尽了当跑的路。我没有停下宣教的脚步，妻子仿佛还在身边，也常来这里把生活中的点滴、心中的软弱思念一一告诉她。

　　2003年在澳洲宣教时我突然大吐血，紧急送医后，一直昏迷不醒，尽管医生宣告我的生命不会超过六小时，但弟兄姐妹依然满怀信心地向神呼求，几天过后我终于苏醒了。只要我还活着，我还要讲道。九年后，我还能在这里讲道，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一方面我常在讲台上说，你别看我一个人在这讲，但不知道有多少无名的弟兄姐妹在那里默默地为我祷告。大病之后写出了一首新诗《最后的路程》。

　　2010年85岁时，参加完杜拜短宣，就赶到浙江，那里一场几千人参加的聚会。当时有四个弟兄姐妹朗诵这首诗，朗诵完了，让我讲几句话，我忽然想到62年以前，我是在杭州第一次朗诵的，那是神做的，很奇妙。

　　60多年前立下的心志，一步一个脚印丝毫不打折扣地走到今天，像60多年前一样的一无所有；像60多年前一样地义无反顾；像60多年前一样不停顿宣道脚步。尽管无名传道者一代接一代，而他仍把自己排在这行列中。虽然是老兵，仍旧是小兵；仍旧是昔日的军装；仍旧是出征的心情；仍旧是排尾的战士，仍旧是你们的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