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在麻省北安普顿的史密斯学院教书三年了。我出外度假，在鳕鱼角的山丘上，主再一次对我说话，我清楚地感觉，神似乎要搅扰我的安乐窝。

　　我要不要与史密斯学院继续签约，再教五年书？当时心里自问。但主就在那时向我说：“你要什么？这是你的目标吗？你只要过这样的生活吗？你只想成为生存竞争的一员吗？你只想到这些事情吗？你的一生要做怎样的投资呢？”

　　当我独自在海边散步的时候，主用这一连串要命的问题指示我，我是被次要的事抓得太紧了，我不知道——其实在不知不觉中——我整个生活现在都被科学包围。我喜爱它！科学实际上变成了我的偶像，几乎可以说，把它当成了每日的三餐了，它使我有机会与在这行中的大人物比肩交际，甚至我的名字会与知名之士同时出现在某些刊物上，这些事令我陶醉。成功开始使我晕了。

　　那天早上，我读到《旧约.耶利米书》45章，“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是的，我是为自己图谋大事。骄傲又回到我心中，我不喜欢看见自己的本相，读《耶利米书》心里太不舒服，就改翻当天的《圣光日引》，情形并没有好转，同样的问题又来了：你把你的爱放在哪里？
　　    如果在我宾州大学刚刚毕业时，神呼召我去宣教工厂，我不会惊讶，我当时那么热衷于宣教，但他没有。现在才发现最近我已经把和宣教有关的一切都置之脑后了，当然我有很正当的理由，何况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

　　“你所爱的是谁呢？”神现在问我。

　　“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主耶稣在两千年前如何把这些要求放在门徒面前，今天也同样放在我面前。

　　这些经节扎心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又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她写道：“你什么时候去中国？”我念了信大笑起来。“她在说什么呀？”我想，“为什么她提到中国？”——“我才不去那里，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是我永远不想去的，那就是中国。她为什么会想到中国啊？”虽然我笑，但很难摆脱这封信所带来的震撼。

　　差不多同时，主用《路加福音》14章33节引起我的注意：“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所有的朋友都认为我有博士学位，又有史密斯学院的好职位，他们尊敬我，我成功了。主是否要我撇下这一切呢？

　　每天傍晚我在熟悉的沙丘上散步，主不断地指出我内心不愿意跟随他的引导。从前我曾以新生活自傲，现在却发现自己十分依赖我的高薪，没有觉察到对这一切东西的眷恋和依赖，它已经潜入我的生命，大学时代学的信心功课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

　　我继续和神争辩，谈去中国的事，谈撇下一切跟随他的事，我有自己的看法：“主阿，你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去宣教工厂，我的健康记录这么坏，我有过肺结核和钙化的情况，没有差会录用我，除此以外，我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年龄限制，他们要三十岁以上的人......”

　　主答辩说：“你限制了我，我是无所不能的神。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宣教差会也差派年纪比较大的人，你还等什么呢？”

　　我在每日读经中看到更多搅扰我的经节。其中之一是《阿摩斯书》7章15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以我目前的环境这是什么意义呢？难道是要我离开学校，或是主指示我，我要做一个跟随者不再做一个领导者？

　　两天以后，我从《历代志上》16章24节得到了答案：“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句话的意思比用科学方程式表达更清楚。因此，就在鳕鱼角的沙丘上我回答：“好的，主，你曾给了我学位我把它全交还给你，如果你要我放下一切，好的——我愿意，请你照你的意思指示我当走的路。”

　　那天我离开沙丘时，经过一栋可爱的古木屋，我突然被门上十分破旧的记号吸引住了，那是由一根小木棒横钉在三个倒写的V字上，后面跟着一个单独的O字。那是什么意思呢？我研究着这个记号，突然，他向我闪现一个意念：任何地方（Anywhere）、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方式（Anyhow)都拦阻不住（Bar nothing)。

　　“那是顺服的真意，”我想，“这是神对我的要求。”

　　几天以后我回到北安普顿写了一辞职封信，算是顺服主的第一步。

　　“除非你另有高就，否则不能辞职。”听到我的决定。一位同事忠告说。我不知如何解释，只知要破釜沉舟。

　　递上辞呈不久之后，有人来看我，是从中国来的大官。他说：“我来这里，是为了给北平的燕京大学找一位教师，这大学正从中国西部复原回北平，我们需要新的人士，我女儿告诉我你很爱中国人。”

　　“谁？我？爱中国人？”我惊讶地脱口而出。

　　我很小的时候每当不想吃完盘子里的食物，家人就会一再提醒我，中国人可怜的饥民，这样经常强迫我接受的方式令我变得恨恶中国人，现在却有人告诉我我多么爱中国人。

　　他解释说，他的女儿曾经参加我宿舍周末，又说：“我专为海外学生办的开放日，我女儿告诉我们你爱中国人，你对他和他的同学很好，我知道你有资格担任燕京大学的教师，因此我来拜访你。”

　　真是晴天霹雳！“我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我必须祷告，以确定是否是神的引导，如果你过几个星期再来，我可以给你答复。”

　　我的访客走后，我开始觉醒，过去这些年神怎样慢慢破除我的这些偏见，我没有察觉到他在做这件事，现在才想起，大学时代无论在课堂或实验室，在我隔壁的同学都是中国人。他们之中有任何人有其它难题时总是来找我，我对自己说：“天哪，这家伙真讨厌！”对这些请求帮助的人则总是回答：“你为什么不问班上其他的人？”

　　“不，不，｝他们的回答也总是，“我要和你谈谈”。

　　我不知道主乃是要告诉我，中国人是多么可爱，我从未料到神要我接触这些年轻人已为将来作准备。

　　我为是否接受这职位祷告的那段日子，学习到一些功课：如果你认真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愿意顺服，祷告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神向我们指明的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我的经验。是的，主指示我，他要我去中国，但他不要我任教与大学。我祷告时他指示我，我走这条路，这是再一次为自己图谋大事、地位、声望。不，我明了主要求我以一个普通的宣教士身份，为他到中国去。

　　现在，我必须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神的引导，我预料他们的反应，不是以为我疯了，就是诉苦说他们已年老，这是需要我的时候。但两样都不是，反之，他们一开始就祝福我。

　　第二个合理的步骤看来就是把申请书送进一些宣教差会里，我唯一知道的差会就是中国内地会。据我所知，中国内地会对新同工的甄选要求很多，我实在觉得自己不能达到这标准，但我决定无论如何，申请看看。

　　在费城总部我唯一认识的人，也就是曾经被我倒咖啡在背上的人，然而咖啡事件几乎是最好的开场白，我决定写信给纪先生，告诉他我的兴趣和神如何引导我，关于我的健康情形、年龄，受过的训练和一切我向中国内地会领袖们所希望知道的事，我都写得很诚实。

　　我把信寄出，当天的日记上写着：“现在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了。”

　　大约两星期后，我得到内地会的回音，那不是我所期待的回音。信上说，他们很仔细地考虑过我的申请，但觉得我最好留在家里，如果我年轻五岁，他们会考虑。“你的健康记录很差，或许神可以在捐献和带祷方面多使用你，毕竟那也是一种侍奉。”其次，他们指出我尚未进过圣经学院或神学院。最后，他们说我受过太高的教育，但却不是宣教士所需要的，“你可能不会明白，但我们不是做学术机构的工作，所以不需要那样的学位。”

　　那封信对我有一点作用，我收到的时候，已经很确定神要带领我去中国，因此我做了一件破记录的事——坐下来立刻写回信，我的回信把内心的热气全都宣泄无疑。

　　关于第一点提及年龄大了五岁，我写：五年前你们决不会考虑我，五年前我正在生病，而且一脚正踏进坟墓。除此以外，那时正好是世界大战，你们并不差派人去工厂。再者，那时主尚未呼召我，但现在他呼召了，我再进入。

　　第二点，谈我的健康记录：“我承认是很不好，但我愿意自费到费城去，并且自费让你们指定的医生和专家检查，然后我将此医生的决定做为神的引导，看我的身体是否能够面对在中国的生活。 ”

　　谈到没有进过圣经学院或神学院，我说：“我在申请信中承认过，但你们应该记得我告诉你们我自己扎实地研读过全本《圣经》，且做了许多笔记，当我到费城去做身体检查时，我会把这些笔记带去给你们审查，看看我是否有足够的训练，我也愿意在那接受你们任何的考试。”

　　最后一点，内地会提到我受过太高的教育，我则对他们狠狠反击。我告诉他们，你们真是奇怪，你们讲到说把最好的献给主，但有人要献给主时你们却不要，我想去中国，并非为了大学的教习，我提醒他们我已经辞谢了一个到中国去的非常吸引人的职位，我要他们了解我非常清楚神要我放下我的事业，而以一个普通宣教士的身份差派出去。

　　当晚我写完信再读一遍，就封上它并寄出去，让它没有机会在第二天早晨冷却。

　　我的信显然在费城的内地会过关了，我立刻就接到他们的回音，他们要我下个星期就去费城，那时正好有位内地会的医生在那，给一些宣教士候选人检查身体，我也被列在内。

　　我从未那么彻底的做身体检查，真可谓空前绝后。这真是那位医生的方式，在检查时，他问我是否可能拿到以前X光照片，就是我在研究所骨头和发病时有钙侵扰的那张。

　　“我想可以，”我说，“那也在费城，我想那医生仍在老地方。”

　　我跑去那医生的诊所，要拿韩宝琏的X光照片，护士皱眉说：“她已经死了。”

　　“不，她没有死，我就是她！”

　　医生在他里面房间听到了外面的争论，跑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要韩宝琏的照片，我告诉她她已经死了，但她坚持自己就是本人。”

　　我毫不生气地说：“对，我就是。”

　　“你的确是，”医生不假思索地说，“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会没死呢？”

　　“我想神还有一些事情要我做吧，”我回答，“我可以借用X光片几天吗？因为医生要用，与最近的一张比较看看。”

　　我得意洋洋地拿着X光片出来，经过仔细地比较，内地会医生显然很惊讶，不得不给我一张健康证明，通过了健康检查。现在前面是绿灯，可以申请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同工。我回到史密斯学院，每一个人都听说我辞职了。现在至少当他们问我要做什么时，我不必回答“我不知道”，可以告诉他们：“我要去中国了。”

　　我的同事们认为我疯了，由其是当他们知道我是要去做宣教士，由于史密斯学院有一个姐妹宣教在中国，他们认为如果有人必须去中国，在金陵女子大学教书，才是一条较受尊敬的路。“不！”我对他们的建议回答说，“神是这样带领的，我就这样的去。”

　　有一位同事听说我要去波士顿，他就在那为我预约了一位很有名的精神科医生，因为他肯定我真需要一些帮助。但我并没有去赴约，因为我自信比大部分的人还要清醒。

　　我父亲对中国内地会毫无所知，当我告诉他有关中国内地会的政策时，他开始担心那是一个“凭信心的差会”。“你没有得到任何生活保证而去吗？你恐怕会饿死。”

　　那句话也正是那位中国官员所说的，当他再来问我是否决定去燕京大学教书时，我告诉他我要去中国做宣教士，他问：“你加入什么差会？”

　　我回答：“中国内地会。”

　　“哦，我知道这差会，”他点点头，“他们有很杰出的人物，但你知道他们没有任何生活保证吗？你会饿死的，为什么你不试试看其他比较好的差会。”接着他提起了好几个差会的名字。

　　总之，每个人都认为我精神失常了。我的父亲虽然很和蔼，但也很困惑。“如果你不去筹募一些资金，怎么得到经济支持呢？”他问到。

　　“我不知道，”我很确定，“如果神要我去，他会供应我的需要。”

　　父亲是一位商人，这句话对他是不可思议的。他试着要给我安全的保障，就说：“任何时候你有需要，就让我知道，我会给你一些钱的。”

　　在我一生的宣教生涯中，从未需要他的供应，我天上的父亲总是按时供应我的需要，我不但从未挨饿，在32年宣教士生活中，我反而因体重过重而必须节食。

　　我在史米斯学院教书期满后，花一些时间在家，然后去纽约圣经学院修了四个星期的课程。在这四个星期中，课程排得很紧，修了《以赛亚书》、《希伯来书》、新旧约概论，和保罗书信。都很用功，希望从这些课程里，得到最大的益处，这些恐怕就是我全部的神学训练了。

　　 1946年初，我与其他四位候选人进入费城的内地会训练处，因为只有这几位，所以内地会本部同工都很认识我们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很美好，有许多趣事。十一月时，我们被接纳为中国内地会的新宣教士，立刻开始期待着中国的伟大日子。

　　神再一次一路引导，挪去一路的障碍，肯定了他的呼召。但现在我怀疑，如果我们当时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我们还会那么渴望着要启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