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苦难是人类社会恒久的命题，思想家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关于苦难的思索。汪丁丁教授在他的那本砖头一样厚重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里，讨论了人类的苦难问题。他是在“理性与信仰”的章节里展开了他的梳理。（经济学思想史讲义，P406）凯利·詹姆斯·克拉克是美国加尔文大学的神学教授，他的一本名为《重返理性》的著作在中国曾经引起热议。克拉克说，有神论面对一个根本的难题，“恶的生存性问题。”克拉克的意思是说，人对苦难的思索可能让人怀疑上帝，比如在纳粹集中营，你看见无数的人被送进焚尸炉，作为一个暂时的幸存者，你还相信上帝吗。这种现象被克拉克称之为“恶的体验”。人们在逻辑上的确不能否定上帝存在，但在现实的问题上，人们却很有可能形成一种与上帝分开的心理力量。

　　克拉克的辨析，呈现出人类面对苦难现实的一个常态。的确，在遭遇巨大苦难的时候，比如我们面对山崩地裂的地震，面对海啸，面对无数人一瞬间死于灾难，面对我们所热爱的亲人突然离世，比如现在人们面对年轻的张培祥所遭遇的贫穷和死亡，我们都会问，上帝在哪里。

　　莱布尼茨早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意识，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为什么上帝让这个世界上有恶的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在神学思想史上被称之为“神正论”。

　　著名的文学家和神学家CS刘易斯（CliveStaplesLewis）写过一本书，《痛苦问题》（TheProblemofPain），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苦难是上帝对人性的考验，所以他说，“如果试图排除自然秩序和自由意志的存在可能带来的苦难，你会发现你已经排除了生命本身。”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苦难的存在，人的生命意义得以成为事实。

　　人性的复杂性在于，当我们致力于纯粹思辨的时候，我们似乎能说服自己，并想象我们可能拥有某种坚不可摧的信心，但是，当具体而且尖锐的苦难与死亡降临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之中，人性通常会软弱，以至于怀疑。

　　大名鼎鼎的刘易斯也是如此，据说她的一位女性读者在阅读他的著作之后，不仅相信了上帝，而且与刘易斯产生了爱情。但在婚礼之前，刘易斯发现他的爱人身患癌症，这种不可回避的苦难，让刘易斯更加珍惜这份感情，在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状态之中，陪伴这个女性迎来死亡。后来，刘易斯再次写下了一本思考苦难的著作，《AGriefObserved》，中文翻译为：被观察到的一段悲伤。

　　在真实的死亡面前，在无法接受的生离死别面前，大名鼎鼎的基督徒刘易斯也会软弱、迷茫、叩问、不解。这是人性的常态。耶稣被埋葬之后，他的12个信誓旦旦的门徒作鸟兽散，只有几个柔弱的女人在哭泣，然后她们的哭泣也是迷茫、不解，甚至绝望。整个世界不曾有一个人真正理解耶稣之死。

　　长期持守基督信仰生活的人们对待必然降临的死亡问题，对待突如其来的灾难问题，自然有自己的解释框架，至少在观念的思辨进路上，有着自己的解释传统。

　　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人都犯了罪，当亚当夏娃在第一个自由选择的命题上出现了错误，人类就理所当然地进入到了苦难和死亡的深渊。这是人的必然之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诗人但丁的诗歌《神曲》，并没有追问为什么会有死亡，为什么会有苦难，而是通过一种超现实的写作，反复呈现一个事实，人类的罪恶到底有多么深重。

　　在关于如何处理苦难的命题上，圣经叙事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古老而又高迈的传统。《耶利米哀歌》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面对犹太人苦难的命运，先知耶利米表现出三个重要的观念倾向：

　　——向耶和华上帝祈求，不仅祈求上帝的意志加在自己的身上，也祈求耶和华的手同样加在仇敌的身上。

　　——犹太人流离失所，甚至被集体屠杀，深陷某种挥之不去的苦难之中，主要原因并不是仇敌的邪恶凶残，而是犹太人自己远离了上帝。

　　——耶利米哀歌并不是一首哭哭啼啼的抱怨之歌，而是一首忏悔录。也就是说，面对苦难问题，人应当做的，并不是怨天尤人，并不是无语问苍天，而是要深深反思自己的罪恶。

　　亚当斯密慎思明辨，他当然会思考苦难问题。

　　“如果一个人出于习惯和虔诚的信念，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事实：仁慈和具有无上智慧的神，不会把对普天之下的幸福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局部的邪恶纳入他所管理的范围，那么，这个人就必须把可能落在自己身上、落在朋友身上，或者是落在社会团体身上，落在自己的国家身上的一切灾难，理解成世界的繁荣所必需的，从而认为这些灾难不仅是自己应当甘愿承受的灾难，而且是他自己应当由衷滴和虔诚地愿意承受的灾难，如果这个人深知事物之间的一切联系和依赖关系的话。”（《道德情操论》，P306，商务印书馆）斯密的这段话需要安静下来辨析。

　　首先是信念，观念的秩序必须在前，一个人在解释苦难命题的时候，对上帝整全意志的信心必须在前，而苦难作为一个事实应该在后。所以，信心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信心，则对苦难的讨论无意义。

　　其次应该理解，灾难是世界的繁荣所必需的条件。这个观点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此也不容易得到合宜的解释。所以，斯密给出了接受这个观点的必要条件——第三，要理解苦难的意义，一个人必须“深知事物之间的一切联系和依赖关系。”斯密的这句话很有穿透力，其要义在于强调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能力，在于人们的思想是否足够扩展。人们必须把问题意识扩展到死亡之后的时间，人生是一场旅行，死亡只是一个中间站，穿过死亡的隘口，人们才能看见苦难的意义。

　　这样的辨析，让我想起了罗马书的著名句子：“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而我在一位叫吴炳伟的牧师的日志里，看到他非常简洁地说，“这里的万事，就是指苦难。”

　　当我对与苦难有关的思想史梳理到这个层次，我想我对斯密的苦难解释体系就有了一个“三一模型”意义上的小结：

　　——上帝是整全的，上帝不会坐视苦难而不顾；——对人而言，苦难存在总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一个人应该愿意承受苦难，因为在长久而言，苦难有一种超越人的理解能力的益处。

　　【原题目】为什么贫穷和死亡同时降临在北大才女张培祥身上

　　【作者简介】苏小和，基督徒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