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老话传了很久，说是“文如其人”，其实未必。我很早就听说王志勇了，知道他是学者，神学造诣非同一般，又当过律师，后来成为牧师，心想，他一定很严肃，固执己见。没想到，见了面，并且一同聊天散步，发现他居然像农民一样朴实，诚恳，探讨问题，既有大将风度，又有学者的细腻，更兼牧者的宽厚心肠。于是，当他把《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给我看，并让我写一点东西时，我明知道自己的学识和灵性都很不够，但还是答应了，原因很简单，我一向把自己定位为建设基督教文化的马前卒，凡是为这一建设添砖加瓦的，我都愿意为之摇旗呐喊，更何况，志勇兄这个大作，不是一砖一瓦，而是巨石，没有这样一块块巨石，建设基督教文化就是一句空话，而基督教的发展也必定困难重重。

 

　　王著的最重要意义就是提出了基督教世界观的问题。我们自从上学就知道了这样的观点，世界观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基本观点的总和。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人的世界观，决定了一个人看待世界和人的基本态度。

 

　　 基督徒更应该知道。王志勇此书的基本论点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教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在世界观引导下的生活方式。这样地看待基督教信仰，并将其展开为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这在华人撰写的书籍中，还是第一本。仅此一点，就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种世界观，王志勇不仅论述了传统神学所说的上帝论、人论、律法论和时间论（后两者是传统神学很少长篇大论的），他又以“组织”为题，论述了“家庭论”，“教会论”，“国家论”和“经济论”，以“期望”为题，论述了“国度论”和“策略论”，这些（教会论和国度论除外）往往都是在传统神学很少论述的，而缺少了这些论述，神学就成为高高在上的楼阁，与人的日常生活或多或少地隔离开了。然而，正是在人的日用生活中，信仰才能实在地表现出来。如家庭，这是社会关系的根基，就像志勇所论述的那样，“在对人品格的塑造方面，家庭的影响是最最重要，独一无二的”。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组织就是家庭；敬虔的家庭是社会次序的根基；家庭是人的基本需求；家庭是教会领袖的培训基地；家庭是上帝设计的最重要的福利机构；等等。简言之，家庭是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对于基督徒来说，除了上帝之外，在你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重要。将上帝、耶稣和家庭直接联系起来，这就将信仰落到了实处，使信仰成为真实的活生生的信仰。

  

　　遗憾的是，在志勇的框架中，“经济论”之后，本应有一部专门的“文化论”，但不知道为什么，缺了这一论。当然，这句不是说志勇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本书中90多处提及“文化”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文化使命”和“文化宣教”的基本观念，只是他没有把这些更集中一些，写就一部洋洋洒洒的“文化论”，如果写了，那就尽善矣，尽美矣。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经济的动物，人也同时是文化的动物，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上帝/耶稣基督与人们活在其中的文化有什么关系，基督徒如何看待文化，这是基督徒急待从基督教信仰中获得回答的大问题.

 

　　《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书中第二个最引发我思考的，就是王志勇对人的使命的论述。他秉承基督教对于人的本质的一贯看法人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但特别强调了第二点，“上帝把治理全地的使命交托给人。上帝的形像与治理的使命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忽略的。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上帝的形像的本质表现在人的道德属性上，或者是人思考的能力上，或者是人的语言的能力上。人类的这些特征都和上帝的属性有关，但人身上上帝的形像的本质乃在于治理。”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治理，这是人生的基本任务。因此，人必须学习治理的功课；人的治理是循序渐进的，人由于叛逆，没有尽心按照上帝的心意治理这地，等等，“治理”有种种话题。

 

　　按照圣经的明确启示，志勇指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决定性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上帝在基督里再次把治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我们才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今生今世就已经与基督一同作王。”因此，“治理是不可逃避的。人是无法逃避治理的任务的。不是治理与不治理的对立，而是由谁治理，怎么治理。或者是顺服上帝，作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或者是继续叛逆上帝，自己毁灭自己。神学就是治理的神学，圣经真道就是上帝治理的神学。违背圣经的神学就是夸大撒但的力量，从而鼓吹撒但治理的神学。”

 

　　但是，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以来，基督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都在争取得胜，但基督的国度必胜无疑，而撒但的国度则注定失败。

 

　　志勇对“治理”的阐发，凸显了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基本特色，刚健有力，奋发有为，正如保罗一再述说的那样，“作刚强的人”（弗6:10），“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后2:1），“要作大丈夫，要刚强”（林前16:13），这正与柔和谦卑，相辅相成。“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保罗的宣告，宣告了耶稣基督无尽的恩典。

 

　　与刚强有力、奋发有为相对应，是以基督是我的盼望为核心的乐观主义。乐观主义，这构成了基督教人生观的基本色调。在王志勇的笔下，这种乐观，主要还不是上帝主权的观念，而是他的时间论与末世说，而目前流行的失败主义的末世论，正是造成悲观主义的世界观根源。王志勇不仅说明上帝是时间的绝对主宰，更说明，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世、受死、复活和升天，历史已经从根本上确定无疑地得救了。这是旧约时代的结束，是新约时代的开始。

 

　　这个决定性的标志就是在基督徒都知道的“大使命宣言”中耶稣的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志勇指出：“基督说得非常清楚：他的复活标志着有形的主权的转移。现在，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他的手中。当然这一主权一直就在上帝的手中，但在基督复活之后，这一主权就在历史中显明出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魔鬼撒但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决定性地击败了，他现在是在节节败退，有时他负隅顽抗，只不过是为了苟延残喘。”

 

　　但是，“在当今基督徒社会中，很多人受错误神学的影响，认为已有的基督徒社会将走向崩溃，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才能胜过撒但及其邪恶势力。在此之前，基督徒会不断失败，而不是不断进步。”但一切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基督这个历史事实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率领下，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要不断进军，不断进步，不断得胜，不断进步。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最后要提出的是律法论。王志勇指出，自教会有史以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一直受到两种异端倾向的影响，一是反知识的倾向，也就是反知主义，轻看知识、教育和教义的重要性；一是反律法的倾向，也就是反律主义，否定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对基督徒的教育和规范作用。而他的夫子自述则是：“笔者毕生的负担就是祈愿中国教会彻底摆脱反律主义的毒酵，真正明白、珍惜耶稣基督的救恩，敬畏上帝，信靠耶稣，遵行诫命，爱主爱人，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14:12）。在牧者当中，这样大力地阐发律法是好的，王志勇是少数的几个，而系统论述者，他可谓麟毛凤角了。

 

　　何谓反律主义？王志勇赞同赵忠辉的概括：“反律主义乃是指基督徒不必传或不应顺从旧约律法的教义。”王志勇指出，人生来就处于上帝的律法之下；上帝的律法见证上帝不变的属性和他的完全公义；上帝的律法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上帝的律法的本源就是上帝的意志。他数次引用圣经中的话：“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一5:1-3）。我更喜欢的是耶稣那句著名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7:21）。依据加尔文的观点，王志勇着力论述了律法的第三个功用——“道德上的用处”（moraluse），即律法向基督徒显明了上帝的旨意，促使他们行上帝所悦纳和预备的善事。

 

　　王志勇说：“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也要靠上帝的恩典，借着上帝的律法成圣。没有上帝的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是上帝所恨恶的。”这一切都很好。但依然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其一，在耶稣已经完成了律法的要求之后，圣经要基督徒所行的律法是什么？志勇明确强调，基督徒必须遵行上帝所启示的以十诫为概要的道德性诫命。如何将十诫同耶稣所讲的两大诫命爱神爱人结合起来，并落到“全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5:14），这细微且广大之处，志勇还应不舍笔墨。

 

　　其二，人能否靠着自己的力量完成律法，或者说，恩典与律法的关系到底如何，尤其是当人没有能力完成律法时，恩典在哪里？这些，如果不能在理论上给予清晰地明确的回答，那么，基督徒必然要在两个极端之间荡来荡去，一端是反律法主义，一端是律法主义。虽然志勇已经本书中多处提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律法与恩典的关系，但我还是希望他在以后的著述中有更清晰更全面的阐述。

 

　　十年磨一剑。王志勇的这本书原来是一个讲稿，他最初的心意是力图从一个普及性的角度简介基督教的世界观，到今天，这已经绝非是一个普及的角度，而是开拓性的创新。多年来，王志勇在北京、山西、广东、山东、江苏等地不断地分享，补充和订正自己的观点。在成书过程中，又借鉴了凯瑞·诺斯所著的《无条件投降》一书所提供的资料和框架，并参照了其他相关书籍，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本书所包含的原创性，因为这是王志勇根据实际情况而阐发的见解，他力求传达出我们教会所需要的信息。

 

　　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教会需要听到这样的信息。

 

　　感谢主，他有无尽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