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一定要读《启示的哲学》?
我们刚才唱诗歌19篇,其中有一句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原文中不是说没有言语、声音可以听到,而是说没有一种言语、没有一种声音可以听不到神。上帝的声音遍布全宇宙,每种文化、每颗心里都不在上帝的声音外。既然每种文化每个人都在上帝内,就没有完全的无神论者,那怎么还有无神论文化?那是因为人不断地抵挡上帝,甘愿做一个背约者。其实背约后也有一种内心不安在。文化中的思想体系,本身能自立吗?这样自立的话,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理性上也有严重后果。今天我先讲三个问题,然后请大家热烈讨论和参与。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书?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读《启示的哲学》?第三个问题是《启示的哲学》到底该怎么读?我们有什么收获?这是一个整全思路。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圣灵动工,让我们知道为何你是信仰的根基。求你引导,求你开启,求你光照。带领我们的读书会,让我们为了神国拓展而好好读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书?
谈到基督徒为什么要读书,我就想起钟马田牧师讲到通识课程的重要。许多时候,神学院里的学生其实是很难学神学的,学着学着有时候就把信仰给学冷淡了。这是因为许多人不了解人性,不了解自我。加尔文说,一个人越认识神,就越认识人和自己;越认识人和自己,就越认识神。我们如果与神的交往把自己排除了,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来了解神。神愿意向我们启示,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神,但这个认识是没办法将自己抽离在外,你是必须要摆进去,真正跟神有很好的交流。所以神学的确是让人自己活在神面前。
通识很重要。很多基督徒只会读圣经,不会读人的思想!你不懂人性,也很难读懂圣经!
当然,我们不承认基督徒的通识和非基督徒的通识是一样的。神学的确是让我们自己怎样活在神的面前,并重建通识。我们需要的是在信仰的眼光之内,能不能真正建构基础。人文课程除了专业技能培养之外,通识的培养也很重要。
通识的建立需要带着信仰眼光多读经典。最近有一本书,叫《阅读经典》,这是徐贲在美国大学上人文阅读课,他用二十年,带领学生读人文经典的精华。读经典的过程是怎样的?他通过一些实例,倾囊相授,让我们来了解说,为什么美国这么强调读经典。徐贲写了好多书,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本。里边提到人文通识非常重要,而且在这种阅读中,我们才能够来摆脱很多偏见,有一种整全视野,有整全世界观。
最近有个英国学者蓝诗玲写了一本《鸦片战争》,引起很大关注,中国也有很多学者写《鸦片战争》,也有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理解。但两者的对话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前提的碰撞、偏见与偏见的碰撞。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人文通识的时候会遇到的真正难题。那这样的难题其实恰恰可以在整全的视野之下得到真正的解答。
这就是巴文克在自己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的,在《我们合理的信仰》中有个英国学者写了一篇序言,他引用巴文克的话,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我们不要脱离世界。我们不想脱离,我们也不能脱离,除非我们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当然,天国不属于世界。但是,天国的确要求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为之服务。天国是独一的、忌邪的,它不允许世界有任何独立的、中立的国度与它并列存在。如果任凭世界自行其道,我们只追求逍遥遁世,其实要容易得多。然而,我们不应当如此偷懒,因为一切被造物都甚好,不得予以拒绝。既然一切都因上帝的道和祷告成为圣洁,我们就当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如果拒绝,就是忘恩负义,就是错判或藐视上帝的美意和恩赐。我们的争战只可能针对罪。因此,基督的门徒,无论处在何种复杂的关系中,无论社会的、政zh i的、科学的问题如何严重,如何排山倒海般地压过来,如果从争战中退缩,甚至假借基督徒动机之名,认为世界的文化属魔鬼,那就是我们的背信弃义,懦弱胆怯在骄傲地夸口。”所以巴文克看得很深刻:你的真理是不是绝对的,是不是只关在室内?能不能在大街上?我们如果划敌基督的圈子,很容易。但是,福音只有像一粒种子种在土壤中,才能开花结果。这个整全的视野需要我们去对话。所以巴文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全的视野,我们要以此去对话,把福音传出去。
有关基督徒为何读书,我也可以讲讲自己的挣扎、教训和经验。
看我这么多年的读书呢,在我的成长中,我就觉得因着有一定的学术训练,就对“宗派”这个问题就有稍微深入点儿的了解。从学术训练的角度讲,没有宗派是很难接受的事。我在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没有宗派和门派的概念。但我们比较文学呢,就得选一个派。当时我的导师是典型的法国学派,很不喜欢美国学派。当时我很狂妄,觉得美国学派也很好,就说为什么要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取两家之长,弄一个中国学派不就很好吗。我导师说了我一顿,说你连人家说的是什么都还不懂,就想自创门派,哪有什么美国学派,只有法国学派。后来我跟他学,学的过程中,果然发现比较文学只能有这两个学派。它只是叫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其实它已经把比较文学的可能性都概括进去了,想创新很难。
同时,我受南大古典文学影响也较深吧。在南大读书时,我也爱参加古典文学的读书会,很多来作报告的是程千帆老师的弟子。我以为他们已经学得很好了,可以出师了,然而他们大都说:什么学完了,我们门都没入呢!后来他们请老先生来做讲座,毕恭毕敬,端茶倒水,前后打扇。在那种氛围中,你确实发现老先生讲得很深刻,而且他们对门派的尊敬,有了很深的理路。
所以在学术上,如果你谁都没跟谁学,别人就认为你是自说自话。就像理发一样,自己跟自己理发肯定是理不好的。有师承的话,就会谦卑下来。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你要知道自己是跟谁学的。不仅是跟神啊,你的外祖母罗以,母亲友尼基,还有保罗,你要知道自己的师承。宗派不等于宗派主义。
年,我得到芝加哥大学的一份书单,我如获至宝。二十年了,一有机会就自己读那上面的书,后来我自己整合,也有了一份自己的书单,你在我的小约翰新浪博客上可以看到。
经典也有师承,有美好的传承关系。林毓生就提到哈耶克,而哈耶克自己就提到,在奥地利的时候,有一个奥地利经济学家论坛对他影响很大。它要求每一个开设讲座的人不能讲自己专业的,得讲自己专业以外的。这就强调了人文通识的重要。
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读书会呢,因为真理不是分开的,这样就有一个人文通识的视野。真正的视野,只有博大才能精深。因此按照这个书单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对我的帮助也巨大。所以我说:“读一本坏书的最大坏处是耽误了同时读一本好书。”后来我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深深的触动,那种对人是有罪的触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而又整体性的。
还有一个老师对我帮助很大。编《新语文读本》的时候,钱理群老师给我很多的启发。有一次,我们在编一篇文章《超越鲁迅》,读的时候觉得很差,因为是别人推荐的,所以讨论要不要编进去。钱老师说:这个人连鲁迅都还没读懂,还谈什么超越呢。中国没几个真读懂鲁迅的。他说:“我呢,读进去了,但没出来。”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就忙着批判。《论语》读都没读过,就敢批判。
昨天我们还在讲这个话题,有个老师问我,他有一次上课,给学生放关于创造论和进化论的短片,效果不好。问我会不会这样做。我说不会。我会引导大家想进化论的问题。有一次上课,我问有谁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两个学生举手。我问他们读的是哪个出版社的?答:商务印书馆的。我问:请回答一个问题,这本书里面有没有插图?他们回答不上来。我说:你们别骗我,你们都没认真读完过。
过去,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名着是什么?有同学说是《复活》。我问《复活》第一段是什么?不知道。这个学生在骗我!这么多年,我发现大家不怎么读书,这是蛮遗憾的事情。现在很多人不读书,不光非基督徒不读书,基督徒也不读书。很多时候,不仅是学生选导师,导师也选学生。导师也盼着选真喜欢读书又读书的学生。
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和崔彼得老师交流,崔彼得说:“平心而论,那时候金陵神学院里斗争满激烈的,一个是敬虔主义,一个是自由派神学。我觉得自由派老师教给我更多。”这是因为敬虔主义老师无非就是告诉学生祷告、读经加亮光,没办法学到什么规范性的和传承性的东西。问题是,如果你真正有使命,需要跟别人去对话,那你是要对真理有整全的装备的。
尽管有崔彼得的提醒,我开始还是受敬虔主义影响。让我走出来的,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当时是从金陵神学院复印来的。在看加尔文是怎样跟天主教进行对话,而且也跟希腊哲学,跟当时的一些思潮进行对话。但是当时,我确实在受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圣徒敬虔主义影响。我当时受谁的影响呢,受倪柝声及当时教会的影响。敬虔主义是一种关起门来的思想。
后来,唐崇荣牧师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个性魅力太大。加尔文和唐崇荣都是我的恩师。唐崇荣牧师的什么书我都看,而且我决定不随便开口就批评老师。就像我和王约翰老师说加尔文把人烧死啊,听道打瞌睡要受监禁啊。王老师就说,那都是人文主义者乱讲,你别信。爱一个老师,就不要先批评他。
其实我到海外读神学院的第一年,还有很多挣扎和疑惑。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学神学的基本素质,觉得自己无法承担传道的圣召。后来,我读钟马田的传记,才解决了这个疑惑。钟马田是个医生,后来成为全职牧师。他有两年左右的挣扎。正是他两年的挣扎,使他后来能特别体恤和理解那些挣扎的人。他说:“不管是做医生,还是做牧者,两个都不是业余能做好的。”我当时觉得,如果神给我的呼召是学术,那么我应该全身心扑在学术上,把教会放下。而我能把教会全放下吗?不能!当时我也受到批评,说犹豫太多、挣扎太多,但我觉得这种挣扎是真实的,钟马田在《讲道与讲道的人》中说,传道的呼召太神圣了,我们恰恰是因为特别有挣扎才印证这呼召有可能是真实临到,而不是一点挣扎也没有。这也是司布真说的逃避传道的呼召要像逃避地狱的火。所以读钟马田就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鲁迅有一番话很有意思,他说有一种人出国读博士,研究中国的庄子老子什么的。当时,我在神学院的老师说:你可以研究中国教会,可以写中国教会方面的论文,比如赵中辉啊。但是我说:我到这里来,就是要跟你们学你们最拿手的,而不是你们不太了解的。我打听那里老师最厉害的研究领域,然后研究,这样才可以得到指点,弄斧就要到班门。所以写论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哪个问题最难。我把两个老师的同一门咱们宗派的教会史课程都听了。有个老师讲,有个苏格兰叫玛格丽特的女孩,才二十四岁,被逮捕。国教派说只要你不坚持盟约派的信仰传统,就可以放了。可是,她说不。她一边唱诗篇,一边就被水淹死了。老师很感动,我们也很感动,我觉得信仰里的那些文字都活了。但另一个老师讲得就不一样,没有这些细节,他画一张大图,从整体上来讲。
在这样一些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有很多个人的成长。我真正觉得,信仰不是关起门的,而是有整全视野。所以唐崇荣牧师说:一个人迷了路,你给他一幅地图没有用,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如果你单单说人错了,而不给人指出他错在哪里,就没多少意义。所以我引用圣经里的一句名言: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这是歌罗西书2:3的话。所以,既然这个世界上,上帝的思想是通过书表达出来的,那我们所谓的爱主,就要去读圣经,和他对话。并以道观之。这是第一点,基督徒的读书是非常重要的。
二、为什么要读《启示的哲学》?
之前,我读过巴文克的《基督教神学》,没有多大的触动。后来我读神学,必读的人就是巴文克,怎么也绕不过去。我们的系统神学课大概十来门,老师每回都指定要读巴文克。特别是他的《神论》,我才发现他很有意思。他的系统神学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把圣经放在历史的纬度来梳理,他说别人是怎么说的,最后说自己是怎么说的,所以特别有一种纵深感。他问任何一个问题,都讲历史渐进的思路,再回归圣经讲他的思路。他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就看到,不是单纯的谈论,而是随着你的成长,有清晰的理解。所以因为系统神学的影响,我们买了他的《改革宗教义学》,一共有四本。
在学启示论的时候,我在国外神学院的老师也特别提到《启示的哲学》。这给人很深的触动,里边博大精深,有历史的视野。
而且,启示的问题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彼得后书1:3讲得很清楚: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犹大书第3节也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灵恩派老是容易说自己得了特殊启示,这就高举自己的领受,也否定了特殊启示的完整和完成。所以我们,启示论如果不牢固的话,整个信仰都摇摇晃晃。但是,谈到启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陷入危机,要么特别注重特殊启示,忽视普遍启示;要么特别看低特殊启示,把普遍启示的价值看得过高。巴文克《我们合理的信仰》中讲“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讲得很好。这两种危险都存在。你太爱圣经了,觉得其他的书没有任何价值,这就是把特殊启示抬高,把普遍启示压低。或者你太爱其他的文学、艺术了,就忽视圣经,把普遍启示抬高,把特殊启示压低。我自己就经历过。一开始把美当成宗教,后来又全扔掉。我研究生时研究过张爱玲,一毕业就把张爱玲全集送人了,觉得以后所有属世的东西都不碰了,我是有过这个属灵阶段的,以为看其他的就是魔鬼的东西。
但现在这种危机奇异地交织在一起。国内就把普遍启示看得过低,国外则把普遍启示看得过高。有一次我在国内开讲座讲文化使命,有个老一辈家庭教会领袖站起来说:不懂ABC,照样传福音;不懂文化使命,照样传福音。大家都鼓掌,他一句话就把我一个上午的讲座都拆了。国外相反,把普遍启示看得过高。在海外有一个营会,有一个指挥家音乐家,搞整个安排的时候,音乐会很长时间,大多是世俗音乐,赞美诗都很少。给我布道的时间安排很短。跟他们同工很难受。他不断说:“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有神的同在。”轮到我布道,我就不得不说亨德尔的那句话是错误的。“圣经是用音乐写的吗?”“不是。”“是用文字写的,上帝是以他的话与我们同在。”后来结束了布道,有个牧师的孩子,他已经上高中了,学音乐的,他过来说:叔叔,你这个攻击音乐不好吧。我说为什么不好呢?他说,音乐对我就是特殊启示。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每天拉琴的时候,就在和神交流,音乐就是我的祈祷,音乐就是我的特殊启示。我说你呀很危险,再走下去,容易走进异端,你把冥想当成特殊启示了。我后来和他爸爸聊的时候,就明白了。他每天拉小提琴两个小时,是当牧师的爸爸安排的,家里没有家庭敬拜,他每天接触不到神的话,所以当然把音乐当成特殊启示了。所以我也很愤慨,很多人花三百块每小时去学音乐,没人愿花一分钱跟牧师学圣经。音乐只是对普遍启示的回应而已,这种回应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还受这种风气影响,的确神让我们有衣食的需求,但财宝在哪心在哪。它不能跟神的特殊启示相提并论。但问题是,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些错误的指导,所以今天我们在指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容易有偏差。我们如果太注重普遍启示,财宝都放在属世的事上,就押宝押错了。
他们说我“双十一”写了一个最强广告词。我那天写:“美国每年基督教书刊出版是8800种,但中国全年才出80种属灵书籍,全买了吧!你只要房子少买半平米就可以了!
你住70平米和90平米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没有!但房子住小点,你投入点钱读神学,读属灵书籍的话多好!但大家很难,因为心在房子上,而不在属灵书籍上。
三平米的钱,去读一年神学,去多读一点书。房子买小一点,书买多一点。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启示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启示稳,信仰才稳;启示不稳,信仰就不稳。《启示的哲学》能给我们整全的世界观。所以我第一本书就推荐了《启示的哲学》,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三、《启示的哲学》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什么启发?
《启示的哲学》的作者是巴文克。巴文克一生的经历相对说来很简单,就是在神学院读书,然后当老师。一开始在乡下,后来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在自由大学当教授,他接替的是的凯波尔,两位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他去自由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有一个就职演说,演说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宗教就是敬畏上帝。它必须是激发一切神学研究的因素。它必须是科学的脉搏。神学家就是敢于言说上帝的人,因为他说的出于上帝、经由上帝。从事神学研究就是做圣工,就是在上帝的家中做祭司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敬拜,用头脑和心灵的圣洁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巴文克的神学不止是满足头脑的神学,也是满足心灵的神学,这是他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他能积极地和前辈对话,他既能满足人心,也能满足头脑。他像个先知一样说话,很多在历史中都应验了。1906到1908年,他居然说:如果德意志任由种族主义发展的话,将是世界的祸害。那时两次世界大战都还没有发生。所以巴文克是能透视文化的,能用信仰的眼光放在整全的视野中。
巴文克为什么要发展启示的哲学,他的主要意思在《启示的哲学》第一讲中都讲了。所以,这第一讲很重要,你一定要反复认真地看。
有关启示哲学的第一讲,我们还可以读《世界观的g e命》,非常棒的一本书。教我们的系统神学老师写了其中的一章,他说,这是近几年出得最好的一本书。另外一本叫《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普兰丁格着,一位很有名的当代基督教学者。还有一本叫傅瑞姆《神学认识论》,还有一本叫范泰尔《基督教护教学》,还有一本薛华的《前车可鉴》,大家可以来参阅。当大家参阅,就可以来了解巴文克第一讲的背景和视野。如果你没有看也不要紧,我们尽量地,就我所知道的,来梳理一下。
第一讲有一个困难,在哪呢。很多时候,我们接受真理是关系性的,不接受真理是命题性的。信仰当然是承认信仰是关系性的,但基要主义和敬虔主义不承认真理是命题性的。你说圣经有世界观吗?有伦理学吗?你如果具体到某个问题,圣经里也许没有。但是它有整全的视野和看见。所以巴文克说,圣经有关系性的层面也有命题性的层面。罗马书11:36说:万有都是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
这其实关系到两种进入和研究神学的思路:第一种,神成为我们研究的一部分,退到一个小角落,最后慢慢地就没有了,因为你是从那个角度来研究的。这就是人越来越大,神越来越小。你现有大的人类学,然后在人类学内部有宗教学,在宗教学内部有神。巴文克坚决反对这种思路,而是采用第二种思路:最大的是神,其次是宗教学,因为宗教是文化和社会的基础,然后最里边是人类学。他就在想着说:让神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小。所以他有一个实验和尝试,进行深刻对话。当你说,你跟我不一样,你就错了的时候,就不太能对话,你在划圈子。
巴文克在第一讲,特别来梳理西方文化发展的变化,西方哲学的发展。这种变化,很多人不承认中国有。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中国没有祛魅,而西方发生了。西方发生在文艺复兴阶段,不再用宗教和道德看政zh i。因此这个大的事件,一直是西方学界的热点,一直有人在做深刻的探讨和研究。而中国一直没有这种断层。因为儒家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还是用道德的眼光在看,没有近代的世界观。
但西方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巴文克的解释是非常精彩的,这也就是把超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变成自然主义世界观的过程,理性在抬头,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理性的法庭上经受考验。经过检验,你就知道,康德、洛克等,都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反对超验主义世界观。巴文克把历史说成古巴比伦世界观和现代世界观的对立,这种宣称无疑是有道理的。所以古代是在一个超自然主义的角度看历史,而现代是自然主义角度看历史。
你怎么看中国历史?我觉得起码我们要回到,接纳超自然主义。我们今天认为是迷信,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史记》当时就是这么信的,这种信念也参与了历史。司马迁也是接纳了那些超自然主义的历史。宁可看神话,也不看唯物主义教材。我给我们家的孩子买过这一套历史教材:《历史其实很有趣儿》,图文并茂,不是从北京猿人讲起。我会给她们讲回到圣经里来理解。我觉得神话比唯物主义还要真实。
怎么转化到超自然主义,这有一个解释,这有对古代世界观的接纳。路德的《论基督徒的自由》非常重要,它驱逐了宗教冷漠,倡导了基督徒的热情。因此给西方真正带来突破的,应该是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自由。
于是呢,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境况之下,我们被一些人本的掌控,人最终也成了一堆物质的工具,为后边g e命和动乱带来了伏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启蒙运动把人变成了g e命的工具,变成了虱子。启蒙运动抛弃了天空,给了我们一个牢笼。一个笼子,但是大家兴高采烈地抚摸、拥抱、接吻,说我们是从世界中产生的。所以这样一种观念,使我们人呢,渴望有一种学说,把超自然主义打到。在这种情况之下,进化论产生了,发展和进化论结合。进化论最终是不能满足人的,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可能,在时间里寻找永恒,向更高更美的事物寻求。人在不断的突破中,成为人神,这种所谓的新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宗教,也暗含着救赎,但是这种救赎并不能带给人真生命。进化这个词,背后有一种东西利用了它。以至于慢慢地成为一种思想系统,把超自然主义排除在外。这就是为什么×××的量变带来质变那么受欢迎,因为他给了人一条救赎之路,把救赎带到g e命上。这种走向,必然走向不可知主义,甚至接纳泛神论,走向神秘主义、不可知主义,不断走向“人神”情结。
《启示的哲学》第12页第二段,目前自发的一种宗教渴望,它所揭示的是自我满足,它并不在世界之上,而是在世界之中,来寻求上帝。并且上帝的本质和被造物是一样的,他所展现出来的,是穿了宗教的外衣,以新信仰的形式和旧信仰相对。到第13页,作为一种宗教形式,所谓的一元论,几乎是不值得考虑的。它也许能暂时带给人满足,但不能填补人的真正需要。
薛华在《前车可鉴》里提到的,罗马人的神太小了,所以失败了。也就是说,当你把世界和神等同,已不能满足人心对永远的渴望。这时你一定会幻灭。这并不能把人提到超越现实之上,也不能提供超越和平的安息。毕竟人在宗教中寻求的是超越现实的安宁。能满足我们头脑的,必定不在世界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超越、超自然主义启示对一切宗教这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唯物主义一定是把超自然主义看扁了,要把超自然主义挤出去,他们也做到了。所以真正的启示的观念,才是我们必然要建立的。如果没有这一个,我们就活在割裂、不满足当中。所以基于泛神论的宗教和超自然主义的宗教存在着战斗,基督教与启示共存亡,要上帝发言、上帝干预。所以范泰尔就提到说(你可以看范泰尔的《护教学》)这种神学观只有在改革宗里才能看到。罗马天主教与阿民念主义看不到向神负责的世界观。因此人的尊严的失落,使人的纷争有了一个背后的动力。上帝的特殊启示,透在历史里面。道在人间,上帝借着先知说话。
《启示的哲学》第18页第一段中间,建立在启示基础上的神学,肩负着荣耀的责任和义务,要真正地建构一个整全的视野。我们既要坚持基督教的独特性,又要维护他在历史的光照下的意义。第18页下边说,我们必须得回到真正的启示,还原历史性和具体性,使历史在这一刻有当下的意义。但当你否定了这样的神,这必定沦落,沦落为抽象的网罗。一切跟心灵无关,这非常可怕。
我们说做学术的时候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马克斯·韦伯式,从历史和真实出发,他是天主教徒,他发现是新教伦理带来了近代社会的突破和发展。他去研究材料,即使和自己的信仰抵触,也接受了研究结果。另一种是×××和弗洛伊德式,找材料证明自己的结论。×××在那边只是抽象地做研究。他在书里找有利于他的材料,解释一切。当一个结论能解释一切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唐崇荣牧师说,他的经济学看起来很美,但只是看起来很美。不少伟大g e命者私生活很糟糕。有人和女仆生孩子,子女自杀等。弗洛伊德也是这样,只看和自己结论一致的病例。其实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不采取治疗的话,三分之一会好,三分之一会恶化,三分之一会不变。接受弗洛伊德治疗的也是三个三分之一,所以弗洛伊德学说是胡扯。
真正的课堂,是上帝的课堂,让我们认识到启示的伟大。《启示的哲学》第19页,好把启示也拥抱进来。没有任何启示的哲学,现今一切启示是不完全的。第20页说,基督教启示把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做区分,但思考不透彻。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啊。不少神学家退却,这种退却暴露了软弱,与特殊启示相冲突就全然否定。他并非与自然历史隔绝,像孤岛,而与整个自然、家庭、历史紧密相联。有限被无限支持。世界本身因着启示。超越并没有消失,却成为启示的纽带。普遍启示把我们引向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又把我们引回普遍启示,两者交相辉映,合在一起彰显上帝的荣耀。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发现每个时刻都有上帝的存在。如诗如光,穿越黑暗,带来光明,带给我们宁静的狂喜、永恒的洞见。
所以呢,我也强调说,要在启示中看一花一木,看文学。真的艺术也是比现实更高的。我也是在这个角度研究艺术。余秋雨写《艺术创造的工程》,写伦勃朗在画画的时候,幽灵都在盼着在他的笔端显现。艺术家的创造有很大的神奇因素,下一本书读书会,我推荐《丰盛的筵席》,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怎样在启示中看文学。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大。
(感谢文清整理,也感谢2015年11月14日所有冒冷参加读书会的读友,你们的热烈参与和深入讨论让这个寒冷的城市温度至少升高了一度吧。)
【作者简介】 本名:齐宏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72年生于沂蒙山区,199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领域为基督教与中西文学。出版专著《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诗集《彼岸的跫音》,已在《文化中国》(加拿大)、《南京大学学报》、《中国比较文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江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论坛》、《基督教文化学刊》、《跨文化对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在《蔚蓝色》(美国)、《海外校园》(美国)、《钟山》、《青春》等刊物发表散文、诗歌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