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和怜悯对时代文学的精神抚恤
编者注：这是在王尔的《新浪博客》发现的两位基督徒作家之间的精彩问答，读来收益非浅。王尔认为在当今微博、微信聊聊数语直奔主题的快餐中，此文篇幅显然过大。可数语往往满足不了对问题的细究，追根寻源有时不得以笔墨冗长倾吐为尽，王尔认为在博客驻足的朋友们能安静耐心停留一会儿，分享完定会在灵中有或多或少的收获！《旷野呼声》网站特对《仁爱和怜悯对时代文学的精神抚恤》一文给予编发，期望在生活和生命、环境和使命、肉体和圣爱、信仰和文化、舍己和服事等相关问题的交通中，从更深层次认识三位一体的神，成为知恩、感恩、报恩的基督徒！
——基督教汉语文学网作家对话进行式
沙光对话华姿
沙光：和许多读者一样，我一直都在关注并阅读您的作品，更为您的作品中的那种充满仁爱和怜悯的基督精神所深深吸引，首先想请您谈谈：身为作家，您是如何阅读《圣经》这部书的，又是如何以《圣经》的价值观为文学写作主体来关照时代内涵的？
华姿：首先，从我身为信仰者的阅读而言，《圣经》是一本无限无价之书。它的无限在于有限的人难以到达的那种至圣，而它的无价则在于它所承载的是神的无所不在的爱。其次，从文学写作者的角度看，《圣经》是最完美的文学。对我而言，还是惟一完美的文学。比如它的想象力、它的整体结构——从头到尾惊人的一致性，它严谨而又无比美妙的语言，它巨大的张力，它精妙的比喻，它对典故的妙用，以及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那种高洁而精致的美，等等。
只需列举几个世界文学史上深受《圣经》影响的伟大作家的名字，就足以证明《圣经》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了。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陀思妥耶夫斯基、塞万提斯、狄更斯、鲁益斯，等等。当然，《圣经》对这些作家的影响，并不是单纯的文本层面的，而是全方位的，是精神向度的，更体现在它对一位作家的神圣的价值观的建立。狄更斯就曾说过，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与新约的结合（大意）。
世上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深刻而全面地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因此，也可以说，世上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深刻而全面地影响了世界文学。这就是《圣经》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若是没有《圣经》、没有《圣经》的影响，世界文学的版图就一定会改变，就一定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因此，《圣经》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更重要的是，它记录的是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它的作者是神。因此，对我而言，或是对我们而言，它的神圣价值比它的文学价值更重要。有个研究英语文学的学者说过：“《圣经》之所以影响英国文学如此深远，其原因并不只在于《圣经》是一个文学作品，更在于《圣经》记录的是神的话语。”《圣经》的文学性与“神爱世人”的价值观，千百年来，使无数人“在锡安之歌中找到了生命的音乐，在加利利的比喻里找到了安慰。”
这种“神爱世人”的价值观不仅是西方文学的主流精神，更是我们当下时代所需要的。具体地说，每一颗心灵都需要爱，而只有来自神的无限、无价、至善、至美的爱，才能真正给予人心灵的安慰。这是我写作的主旨，也是我作为基督徒不可回避的使命。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写作理念就是表达爱，它包含了我对受造的万物及所存在的事物的基本态度，也是一个基督徒作家对时代需要的一种当有的回应。
附：【沙光简介】
沙光：基督徒诗人神本主义作家
原名：朱雅楠
出生：1966年12月
籍贯：黑龙江省望奎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重要诗人之一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执行主编《中国诗选》（中国现当代重要诗人研究资料）
·《基督教汉语文学》期刊主编
·《中国当代基督教汉语诗歌大全》主编
沙光：同为基督徒作家，我在社会底层深深地感慨于当这个民族在缺失了信仰的同时，泛行于惯性中的即是恶，甚至越恶越乐。然而，通读您的著作《在爱中行走》、《赐我甘露》、《奉你的名》及《史怀哲传》这四部曲，我发现贯穿其中的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爱，甚至您没有加以任何间接的写作策略。请您谈谈，您是如何面对当下社会的罪恶现状抒写爱的主题的？
华姿：因为这是生命本身的需要。
有个记者曾问我，我要表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爱？我回答他说，这种爱就是我在《奉你的名》中反复提到的那种爱：上帝之爱，或基督之爱，或造物主之爱。
试想，除了凭借爱，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整体的人类，还能以别的途径获得幸福吗？对于一个人来讲，若是没有爱，这个人恐怕很难快乐；对于一个家庭来讲，若是没有爱，这个家庭恐怕很难和睦；而对于这个世界来讲，若是没有爱，和平根本不可能实现。同样，若是没有爱，和谐社会又怎么建起来呢？健全的制度当然重要，但仅有制度是不够的，还需有爱的补充。“没有爱的权力是草率的腐败的”，而没有爱的制度则可能是冷酷的无情的。只有爱能让我们幸福——这应该是一个真理，不是一个道理。即使我有很多钱，但如果没有爱，我肯定很难找到幸福感——很多人应该都有这个体验。所以，以我的价值观来看，人其实就是为了爱与被爱而活着的。
我在《在爱中学会爱》的后记里，写过一段话：“我所理解的爱的关系，包括这几个方面：我与造物主，我与万物，我与人，我与自己。我就活在这些关系中，没有一刻我是单独活着的。”无论面对何种破损的生命关系，爱都是一种最好的修复剂，它不仅能使人与神和好，也能使人与人和好。所以说，爱是生命本身的需要。
爱除了是生命本身的需要外，同时也是社会的需要。因为种种社会不公，现在很多人心中的戾气很盛，怨怼和仇恨充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恶性事件，跟这种戾气是有关的。有的人把刀举向了自己，有的则把刀举向了别人，甚至是无辜者。我想，爱是可以清热解毒的，是可以帮助人消除戾气的。就如《新约圣经》所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包容。戾气消除了，心才会和平。心和平了，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理性地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但必须强调一点，爱绝不意味着放弃对公平和公正的追求，也绝不意味着对不公平和不公正视而不见，更不是是非不分，也不是放弃审视和批判，而是要以理性的精神和态度去对待，多一点逻辑，少一点情绪化，该感激的时候感激，该肯定的时候肯定，该质疑的时候质疑，该批评的时候批评。
而真实的情形又是，生命需要它，社会需要它，却又缺乏它，且十分地缺乏，就如我在《在爱中学会爱》的后记中所写的：这就是我所窥见的这个世界的真相：爱的缺乏，已然成为最深度的缺乏；爱的需求，已然成为最深度的需求。也因此，人跟人的相处、哪怕是两个相爱之人的相处，都变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以我的世界观来看，宇宙间的一切都源于神的爱，又存于神的爱中，并在它的推定下运行、运转，就像但丁所写的：“爱移动着太阳和其他的星辰。”我们来自神的爱，也朝向祂的爱。即使是宇宙间的万物，也是如此。
所以我说，是一种爱的力量推动着我，我必须去写。甚至，仿佛不是我在写，而是神的爱在借着我写，我只是一支笔。因此我在写作的时候，尽量体贴，使我的文字带着暖意和诚意，并以一种平等平和的姿态，与读者交流。神是我写作的引导者，祂在指引我，祂仿佛在说：要爱，要宽容，即使他（她）不认同你，即使他（她）反对你。
我想，我的写作哪怕只影响了一个人，只给一个人带来了一些益处，那就是给社会带来益处了。因为这个人一定会影响那个人，而那个人又会影响另一个人，慢慢地，就会影响更多的人。
至于写作策略，我想这跟我的写作观念有关。从年轻时起，我就不太在意所谓的写作技巧。不是不重视，而是不愿刻意为之。对所谓的炫技式写作，我基本上是敬而远之的。我自己喜欢的是那种真诚的质朴的表达。语言虽然重要，但若能让读者在阅读时忽略掉甚至忘掉我的语言，而只专注于我的人物、思想和情感，那么我想我的表达可能就是成功的。
沙光：基督徒作家的写作基本要面对两个受众群体，一个是面向教会内的受众，一个是面向社会上的受众，很明显，您的著作兼顾着两个阅读群体。您是如何在基督信仰语境中处理社会问题的？例如：您写作时思考过社会上的受众群体这个问题吗？
华姿：记得2009年底《南方周末》报道过，目前我国基督徒的人数正在迅速增长，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天津这些大城市里，而且以年轻人为主，其中很多是大学生、白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学者范亚峰认为：一是宗教问题的研究正在逐步脱敏，并从边缘开始走向主流；二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没有温暖，而基督教恰好强调爱、平等和尊重；对于知识群体来说，基督教所传达的爱、相信、宽容、盼望、公益这些理念，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还有一些寻求真理、追求终极关怀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向这个领域寻找精神资源。
学者孙毅则认为：因为基督教和日常生活的联系比较紧密，比如信仰与职业、信仰与婚姻、以及如何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关系，如何思考人生的意义以及活着的目的等，都能从中找到具体有效的指导。
我认为，人跟人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以为，人除了肉体的生命外，就再无别的生命；除了物质的价值外，就再无别的价值；除了情欲的满足外，就再无别的满足，乃至，除了眼前的这个国度外，就再无别的国度。但是，有的人却不同。他们并不排斥物质，但他们不能在物质里得到全然的满足，甚至也不能在这个国度里得到全然的满足。他们看见：人活着，除了物质的需求，还有其他的需求；除了肉体的渴望，还有其他的渴望；除了现实的满足，还有终极的满足。所以，他们的人生里必须要有信仰。
面对社会上的受众群体，我的写作就是立足于向读者介绍一个爱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基督掌权的国度，不仅在天上，同时也在现今的地上，并且在每一个肯选择基督信仰的人的生命内。如何借着写作，邀请读者进入到这个美善的国度中来，这应该是我在写作时考虑较多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基督徒处理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引人到基督的爱中来，让一切的问题都指向爱。
附：【华姿简介】华姿：诗人，作家，编辑。出生于湖北天门，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在湖北广电总台工作，任《媒体时代》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我们爱读书会”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少儿文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美国基督教文艺杂志《蔚蓝色》编委。
1981年开始诗歌写作。1985年参加“青春诗会”。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以诗歌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诗集和散文诗集：《一切都会成为亲切的怀念》、《月亮湾的女儿》、《感激青春》、《一只手的低语》等。
1995年以来，以散文随笔写作为主，主要著作有：随笔集《自洁的洗濯》、《赐我甘露》、《奉你的名》；散文集《两代人的热爱》、《花满朝圣路》、《一个人的田野》、《在爱中学会爱》；传记文学作品《在爱中行走·德兰修女传》、《唯独这样的人·史怀哲传》；感恩文学读本《做父母不容易》等。
曾被《青春》杂志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曾入选“当代散文十家”，并获冰心儿童图书奖、长江文艺散文奖、武汉市文艺基金奖、屈原文艺奖等。
沙光：对照您确立基督信仰前后的文学作品，我能读得出，您近年的文学写作有着自己的神圣的艺术追求，请您谈谈，置身当下，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神圣艺术存在的必然性与未然性？
华姿：文学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不管我写的是什么，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我觉得我始终是文学的。例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既是神圣的精神世界的展现，同时又是美的文学著作。
其实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题材不同罢了。既有乡村题材的文学，或城市题材的文学，那么也可以有宗教信仰题材的文学，就是以神为本体的文学。比如台湾就有一个文学奖，叫宗教文学奖。文学体裁有不同类别，但同一的文学体裁也会有不同题材的表现。就是说，我用的还是文学这个杯，只是里面装的东西不同罢了。你装的是乡土，我装的是信仰；你装的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意，我装的是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爱意。你是以当下的视角审视现在，我是用永恒的眼光面对当下；你看到的是社会表象，我瞥见的是人的心灵。你更关注现实——人外面的需要，我更关注内心——人里面的需要；你更关注生存的现实问题，我可能更关注生存的终极问题。
用旅美作家宁子的话来说，可能更明确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只有过“第一状态”(现实状态)和“第二状态”(理想状态)的文艺。而“第三状态”(神圣状态)的文艺却还是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但在西方文学艺术中，最能触动人类心魂并使我们对之产生崇敬之意的东西却常见于“第三状态”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相信“第三状态”的文艺也是一块美丽而富饶的精神之地。这地在21世纪应该进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视野。
其实我们的先贤早就说了：“文以载道”。对于这个道的理解，虽然通常都是思想或道理之类的，但我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或解释，《新约圣经》说：“太初有道。道成肉身。”孔子说：“大道既隐”。这个道就是上帝，或造物主。那么对我而言，“文以载道”也可以是这个道：上帝，或造物主。所以我现在的写作，就是“文以载道”。当然，事实上是“道”照耀着我的文。不然，我就像在黑暗中自言自语一样，无法找到写作的价值和意义。而对“神圣状态”的文学而言，“文以载道”正是其抵达神圣性的一个路径，而且也是一种必然。它对时代心灵的影响虽是未然的，但我相信，神在未来对中国文学的祝福必大过先前的。
沙光：我是因为把《圣经》当作美与爱的文学或哲学书，苦读了一年多仍旧难以进入深度阅读，后来听传福音者说，惟有信仰耶稣才能读懂《圣经》，基于这个方法论我开始参加崇拜，且是在死亡的门槛被主拉回来后接受基督信仰的。在此，想抛砖引玉地请您分享，您是如何走进基督信仰，之后又是如何蒙召承担起社会文化的救恩使命的？您如何看待网络福音事工？
华姿：记得苏小和曾说，他在五分钟之内就爱上了主。我没他那么快。我是听过一次布道之后，就被主吸引了，强烈地深深地吸引了，然后我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地走向祂、走近祂，最后爱上了祂。爱上了祂，就无法自拔了。当然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神在祂的爱里选召了我，是祂用祂的爱吸引着我，我才会像个孩子一样，一步一步地走近祂，进而更深地认识祂。
这个世俗世界的本质就是：无论看起来多么繁华，其实都是过眼烟云，就如眼下很流行的那句网络语言：神马都是浮云。但神的救恩却是永恒的。我的文字虽然平凡，但我希望它首先作为一件救恩的小工具而存在，然后才作为文学而存在。所以，我的书中始终透露着信仰的气息。这气息就像呼吸一样，是我的文字不能须臾缺乏的。
我现在的读者，基本上分为这样几种：新教的弟兄姐妹，天主教的弟兄姐妹，对基督教有好感或兴趣的朋友，或是追求真理与爱的朋友。所以我希望我的文字除了作为神救恩的一件小工具外，还能为神的大家庭的合一起一点小作用。我不能说我明确地听到了这种呼召，而是有一种感动，觉得我的写作应该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做点小事。
关于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我觉得，跟基督徒的道德责任一样，也是不可推卸的。因此，千万不要把基督徒的属灵追求与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会关怀对立起来。祈祷静思是神所需要的，行动也是神所需要的。就像小德兰修女和德兰修女一样，她们虽然不同，但当基督说“我渴”的时候，她们所做的，都是端给基督的一杯解渴的水。
人活着，不光需要物质，还需要信仰，以及信仰光照下的爱。信仰和爱的缺失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教养滑坡，人心也会因此饥渴和空虚。2010年春节前有个朋友从深圳回来，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只是一个小区举办宗教活动，参加者就出人意料的多，整个场所被挤得水泄不通。可见人们内心的需要有多强烈和急迫。其实心灵时刻都是需要安慰和帮助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增长，资讯发达。但这种日光下的繁荣，事实上，既不能掩盖、也无法填补人内心的饥渴和空虚。
因此，向万民传福音，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主耶稣交给基督徒的最大使命。而文化使命只是完成这个大使命的一种方式，或只是这个大使命的一部分。所有使命的践行都是为着这个使命。具体到一个基督徒作家，他的使命就是要在文学这个领域里彰显神的荣耀和恩典。因为耶稣所说的“地极”，除了地域层面的意义外，还有领域层面的意义。但是，如何文学地谈论耶稣基督，对我来说，仍然是需要好好学习的功课。
在我看来，网络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公共平台，谁都可以用。别人用它来传播文化，我们用它来传播福音。在很久以前的时代，我们的使徒需要在广阔的大地上行走，不停地行走，才能把福音传播出去。但现在，我们除了仍然需要在大地上行走外，同时也可以在网络上行走。相比在大地上的行走，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在网络上的行走更有它的优势。而且基于目前的环境——你不可能在主流媒体上传福音，所以网络是一个值得我们珍惜的平台。
沙光：面对时下国民道德滑坡的忧困现状及其精神颓丧的社会语境，您如何看待基督信仰者对国民道德重建之责任的担当？
华姿：对于今日基督信仰者在社会中的道德责任问题，我认为，无论是对于这个社会的道德复兴，还是道德提升，基督信仰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祂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做光做盐。
在登山宝训里，主耶稣为人类建立了一套最精致最良善的道德规范。作为一个基督信仰者，有责任将这些道德规范活出来。一个社会若没有道德规范，人将浑然不知是非与对错；一个社会若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人就会任意而行。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富饶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匮乏的时代；是一个昌盛的时代，却也是一个萧瑟的时代；是一个镇定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失魂落魄的时代。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是道德的滑坡很严重，不夸张地说，在有些方面，几乎接近崩溃了；二是道德相对主义流行。所以，基督的信仰者若能最大限度地活出主耶稣的道德规范，那么，也就为这个世代树立了一个道德标竿，也就尽到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当然，在一个相对的时代里讲绝对，在一个标准多重或混乱的世代讲绝对标准，肯定是很难的。
然而，我们还是要活出基督的爱，并使其成为这个时代向善的力量。没有宗教信仰作为核心的道德，一定是脆弱的。所以，基督信仰者有责任在这个不以信仰为基础的道德系统里，活出爱，活出在信仰光照下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因为这就是主耶稣的命令。
沙光：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请您向读者简介一下您的爱的四部曲中的第四部也是最新一部：《史怀哲传》的主题人物——史怀哲博士。
华姿：作为20世纪“伟人中的伟人”，阿尔伯特·史怀哲既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也是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和伟大的行动家。他在青年时代就拥有哲学、神学和医学三个博士学位，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管风琴家和巴赫研究家。
史怀哲这个名字几乎成了“人类爱”的代名词。在少年的时候，他便被非洲人民的苦难所震撼，因此，21岁时他立下志向：30岁之前为学术和艺术而活，30岁后为直接服务于人而活。为此，30岁时他开始学医，38岁时他毅然前往非洲，成为一个以行动实践信仰的丛林医生。
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史怀哲以不知疲倦的直接服务于人的方式，践行着他对基督的追随、他对生命的敬畏，以及他与生命的休戚与共。可以说，他是真正“为了人而成为人”的人，也是真正“在最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人”的人。
1953年10月，因为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热爱，以及在为非洲人民服务上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史怀哲获得了1952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与其同一个时代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评价史怀哲博士，他说：“史怀哲是我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像他这样理想地集善于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他是充分发挥了充沛的精力与多方面的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并为人类开创未来的人之一。史怀哲没有说教，也不幻想他的行动为无数人的典范以及给他们安慰，他所做的一切，仅仅出于内在的必然性。无论如何，毕竟许多人都有一颗损坏不了的善良的心，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认识到史怀哲的伟大。”
他是医生、他是牧师、他是学者、他是教授，他是思想家、他是演奏家，他通晓农学、人类学、热带植物学。他拥有哲学、神学和医学三个博士学位，他还是建筑师、园艺师和修理匠，他还是农夫、木匠和泥水匠，他还是饲养员、兽医和工头，他惟独不是“知识分子”——那种除了空谈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肯做的知识分子。他在非洲行医四十年，所做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因为他在非洲的行医的目的就是为了传达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就是免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