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正统神学简论
前言
自中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过程中因着不同观点和方法论的出现，导致人们在神学上的观点出现了不同，而这些观点的产生带给人们不同程度的神学思考，接下来针对“新正统神学”进行主要阐述。
“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虽然可说为“新”的，但它并不“正统”。新正统主义是对自由主义没落的一种反应。[1]新正统派认为自由派神学对现代思想太过妥协，甚至丧失了福音的真义。“新正统神学”在欧洲又称为“危机神学”或“辩证神学”。所谓“危机”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基督教面临着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世界，自由主义神学已将基督教神学引入危境,亟需一种新神学作为转机。所谓“辩证神学”,兰姆（Ramm）是如此定义的：“它相信神与人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它的层次是于存在主义模式中的，它只容许一种逻辑，就是是与非辩证的逻辑，是不断的提出断言和反断言，依此而说，神学上的真理就无法达成，除非建立起矛盾式的式命题和反命题。”[2]
对新正统神学的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的丹麦神学家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而新正统神学真正的创始人乃是瑞士的卡尔巴特(Karl Barth)，以及同时期宣传新正统神学的瑞士神学家布仁纳(Emil Brunner)，尽管巴特与布仁纳在某些神学观点上不尽相同，但他们把欧洲神学及美洲神学合成为新正统神学的人。[3]他们都希望重拾之前新教神学的主题，如人的败坏、因信得救、神的主权与超越性等，但他们所表述的内容与我们今天改革宗信仰具有很多不同之处。
一、主要代表人物
（一）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祁克果1813年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城，是丹麦的一名神学家，也是存在主义的始创者，而新正统神学就是建基于存在主义。[4]祁克果看到当时教会没有属灵生活，只是死背教条的形式主义，为唤起个人信徒对真理有一情感上的交托，这真理就能改变他本身存在的方式，从此而产生出来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这个名词。[5]他的神学受到他父亲很大的影响，他曾在哥本哈根大学研读神学，由于他觉得自己不配成为一名牧师，所以一生都没有正式接受按立为牧师，后来他成为一名著作家，专门针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辩论，他认为黑格尔把正宗的基督教变成了文化性的基督教精神。另外由于他个人的一些人生经历，导致他整个的人生态度与信念是反社会的，在他看来社会的本身是罪恶的。祁克果的思想特点是个人性的，主观性的。
（二）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
巴特1886年出生于瑞士巴塞尔城，父亲是一间改革宗神学院的教授。巴特年少时，就决意日后要成为一名神学家，尽管巴特出身于正统派的家庭背景，但是他却受教于当时著名的自由派神学家哈纳克（Harnack）与赫曼（Herrmann），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特看到自由神学否定罪和肯定人性本善的错谬。于是，巴特开始放弃他所学的自由神学，开始重新研读圣经及改教者的教义。在1919年，他出版了《罗马书注释》，其内容对前两位老师的自由神学进行了反驳，此书的出版算是新正统主义的诞生。
（三）布仁纳（Emil Brunner,1889—1966）
布仁纳1889年出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后就读于苏黎世与柏林两大学的神学院，后又来到美国的纽约协和神学院。他当初受的是新神派神学教育，当巴特在1919年出版了他的《罗马书注释》后，布仁纳公然响应巴特神学，而当在他30岁左右的时候，就自然神学的问题，他与巴特起了争执而分道扬镳。布仁纳是摒弃自由主义的先导者，也反对正统主义，作为一名辩证神学家，他像巴特一样，是建基于祁克果的思想方法之上的。[6]
二、新正统神学的观点及评价
（一）关于神的启示
由于新正统派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认为圣经不是神的启示，圣经只是神话语的工具，是为耶稣作的见证，圣经不能客观地等同于神的话语，圣经的作者只是写出他们有关神启示的经验，在读圣经的时候，人可以经验到神的启示，对于读圣经的人来说，当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使他们得到救恩，此时他们所读的才算是神的话语。
巴特将神的话语分成了三个方面：1、“启示的话语”（Revealed Word），是神通过使徒及先知所说的话来启示祂自己；2、“书写的话语”（Written Word），是人为的启示的积存，因为圣经是经人所写成的，所以圣经就不能视为与神的话语相等；3、“传讲的话语”（Preached Word），是神话语的宣告，当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圣经便成为神的话语。[7]
巴特不相信真理能以教义命题来陈述，他认为人若能遇到真理，是透过神在基督里把自己启示出来。巴特反对自然界的“一般启示”，他认为大自然的一般启示是无法向人启示神的，只有父藉着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启示自己。虽然启示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认为今天仍有启示的存在，因为今天人们仍能经历到神启示的话语，因此这个启示仍然还会继续下去。
另外新正统神学认为有些在圣经中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看成是“历史事件”，就像我们从电视或是其他新闻媒体上所看到的“新闻”一样，没什么太大价值；而有些事情的发生，例如有关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历史意义”。[8]
根据圣经，我们知道神的启示由“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构成，两者有极大的关联性来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一般启示”又称“自然启示”，因为神藉着大自然的创造来启示祂自己，这在圣经中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藉着祂所创造的天地来启示祂自己，但是由于人犯罪堕落的缘故，人的心刚硬不愿意认识神，即使看到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他们也不愿意承认有神，因此他们活在罪中却不自知。另外神也藉着“特殊启示”向祂的子民启示祂自己，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神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启示祂自己，在圣经希伯来书1:1-3“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以上经文告诉我们神在古时向人启示的方式，最终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启示这位独一的真神，除此之外，耶稣在世上拣选了12位门徒跟随祂，成为使徒，为要建立教会的权威启示，他们的这些启示都记录在圣经新约当中。
关于圣经的默示，我们看到圣经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 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两节经文说的很明白，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既然是神所默示，那就不会存在错谬之处。
我们看到圣经中教导我们有关神的启示与新正统神学所认为的神的启示有所不同，他们在否定“一般启示”的同时，将“特殊启示”也进行了片面化，甚至否定了圣经是神“特殊启示”的一种方式。新正统派更多的是“着重人类主观的经验，并以此为真理的范围。”[9]
（二）关于神
祁克果强调神是一位超越的神，是人所无法去了解的，人除了知道有这样一位神外，需要以内里的热情亲身参与神人的关系，才能认识神，这就是“信心的跳跃”，只有这样人才能真正认识神人关系。如果没有信心的跳跃，人即使拥有伦理的宗教，但绝不是正宗的基督教。[10]
巴特则是强调神的至高主权，神具有“绝对超越性”，虽然这个词与加尔文神学术语类似，但巴特却是重新诠释了这个词的含义。对巴特来说，神在时间与永恒中启示自己是“自由而爱的神”，神的爱意指他自由选择人类，并使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与自己相交，对于爱的自由性则指神对世人的爱是真实的、永恒的，但这份爱却不是出于必要，即使神不选择爱世人，他本身仍然是爱。[11]然而作为人无法了解神的慈爱与自由，只能藉着耶稣基督来发现。巴特强调神永远是“主体”而非“客体”，神是无限的、至高的“完全他者”，人不能将神等同于世界上任何的事物。只有当神亲自向人说话时，人才能够认识这位神。按照巴特的说法，神的本性使我们陈述祂的时候，必须穿上“矛盾”的外衣。“我们只有在求祂远离我们时，才能求祂靠近。”[12]
根据圣经，我们看到上帝是可以认识的，上帝是一位具有位格、思想意识及自由意志的神。祂虽不受这个世界的限制并远远高于这个世界，正如传道书5：2所说“神在天上，你在地下”，但祂又是完全临在的神，祂主动的与人建立关系。正如保罗在亚略巴古演讲时说“祂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徒17:27-28）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神与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民有特殊的关系，祂呼召亚伯拉罕并与他立约，拣选以色列民成为自己的百姓。另外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神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神藉着云柱、火柱来带领以色列民，这些景象都是神向人显现的真实迹象和见证。祁克果和巴特都过分强调了神的超越性而忽略了神的临在性，导致对于神的超越性有了比较极端的看法。
（三）关于基督
祁克果认为认识基督不能像研究历史人物一样来去研究祂，需要人踏出信心的跳跃来与基督相遇，以此来认识祂、经历祂，就像是昔日门徒遇到基督一样。
巴特的神学架构完全以基督为中心，但巴特不愿过多阐述耶稣基督关于降卑与升高的这种说法，巴特认为神本来就是超乎一切的，说神升高没有任何意义，另外巴特是从道成肉身的角度去说“上帝的神性”本身所包含的“上帝的人性”来肯定和提升人的人性。
布仁纳则与祁克果、巴特的看法不同，他坚持迦克墩信经所提到的耶稣基督所具有的神人二性。
如今神或许会藉着一些经历让我们来认识祂，但同时我们藉着阅读圣经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不是非要藉着所谓的“信心的跳跃”才能与基督相遇，因为上帝已差遣保惠师圣灵向我们启示真理、明白真理。
关于基督的降卑与升高，在腓立比书2：6-11讲到“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 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 神。”耶稣本与父同为创造者，但祂甘愿顺服父的旨意降卑成为人的样式，祂在十字架上受苦和死亡，但上帝把祂升为至高，并赐给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具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也具有百分之百的人性，我们看到他会饿会渴会疲乏（约4：6），神人二性不可分割，就如迦克墩信经中所说耶稣在一个位格内有两个完全的本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
（四）关于救恩
祁克果认为教义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经验。救赎是一种“信心的跳跃”，当人在绝望时才能与神相遇。
巴特认为“人人都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他说：“耶稣是每一个人的救赎历史。基督救恩范围大到足以包括佛教徒、孔教徒、神道教徒等。从拣选到弃绝、从弃绝到拣选之间的界限，可以很容易来回跨越，且可以互相交错。”[13]对巴特来说，“双重预定”并非指人的两种结局，而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位“被拣选与被惩罚的人”。[14]
在圣经中我们知道神在创立世界前就已拣选了我们，如以弗所书1：4-5“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其中的“我们”不是指世上所有人，而是对于那些得救之人说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他们是灭亡的，如犹大书第5节“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所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神在基督里所拣选的。
（五）关于罪
布仁纳反对人的全然败坏、罪性的遗传，因为他认为亚当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有人与基督相遇时，罪才可以克服。
对于我们而言，完全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亚当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人物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罪的产生正是由于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亚当是我们的代表，所以当他犯罪时，我们都犯了罪。（罗5：12）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遗传了罪性。然而只有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时，我们的罪才能在基督里得到赦免，因为神设立耶稣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罗3：25）
结论
“新正统神学”虽是对当时“自由主义神学”的回应，主张回到宗教改革时期正统神学中，但由于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在发表圣经教义的看法时与正统信仰的教义还是产生了差异，导致信仰教义的偏差。如今，“新正统神学”对很多人的神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我们仍要坚持归回圣经，坚持神的启示具有“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两种方式，同时坚持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是圣灵的有机默示，是神的话语。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既具有“超越性”又具有“临在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既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也具有百分之百的人性，神人二性不可分割。耶稣基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我们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特别拣选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此恩典临到他们，因神具有具有绝对的主权，祂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祂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着亚当一人犯罪，世人都遗传了罪性，因此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只有藉着耶稣才能蒙拯救，罪得赦免。
[1] 殷保罗：《慕迪神学手册》，姚锦燊译，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449页
[2] Bernard Ramm:《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Theology》,Grand Rapids:Eerdmans,1966,P35-36
[3] 殷保罗：《慕迪神学手册》，姚锦燊译，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540页
[4] 殷保罗：《慕迪神学手册》，姚锦燊译，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541页
[5] Gordon H.clark.Ph.D：《新正统派神学思潮》，赵中辉译，电子版：第三章，新正统派神学。
[6] 殷保罗：《慕迪神学手册》，姚锦燊译，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545页
[7] 殷保罗：《慕迪神学手册》，姚锦燊译，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543页
[8] 简河培：《认识现代神学》，赵中辉、宋华忠译，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2，29页
[9] 简河培：《认识现代神学》，赵中辉、宋华忠译，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2，35页
[10] 罗杰·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97页
[11] 葛伦斯、奥尔森：《二十世纪神学评介》，刘良淑、任孝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85页
[12] 简河培：《认识现代神学》，赵中辉、宋华忠译，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2，26页
[13] 简河培：《认识现代神学》，赵中辉、宋华忠译，台北：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2，37页
[14] 罗杰·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