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是斯密思想的一体两面，共同构建自由秩序。国富论的基本问题是“看不见的手”，道德情操论的基本问题是“无偏的旁观者”。二者共同指向苏格兰保守主义哲学与基督信仰。读国富论要警惕实用主义，读道德情操论，要避免唯理论，斯密的思想的整体是一个三一模型：道德、市场、基督神学。

当下的人们弥漫着一种“土豪式的”幸福感，并且演化为某种外在的自信。对此，约翰·密尔在差不多150年前曾经挖苦过：“宁做不满的人类，不做满足的猪猡；宁做不满的苏格拉底，不做满足的蠢人；如果蠢人或猪猡有相悖的观点，那是因为它们只看到问题中事关他们自己的那一面。”

按照密尔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对蠢货的定义给出一个比较有价值的解释。是的，所谓蠢货，就是凡事都只关心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利益，但却从不对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利益进行必要的审视与怀疑，以至于这样的蠢货总是想把世界压缩在他们愚蠢的小脑袋里。在这里，重要的工作是对自己的怀疑。一个人关心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利益，短期来看问题不大，毕竟我们不过是人。但中长期以来，由于每个人都拥有灵魂的想象力，每个人都有可能看见一个更大的世界，或者有可能看见一个更遥远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此时此刻的视角和此时此刻的利益有某种警醒。

“你们要常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耶稣最重要的提醒。可是有几个人真正把这样的话语听进去呢。当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我们几乎是攒足了精神和力量，朝着更大的愚蠢和更大的狭隘，狂奔而去。

无论肉体还是灵魂，人生除了绝望，一无所有。信仰才是逃离绝望的惟一道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看待人生。冯友兰说，“在传统中国，一个人子孙满堂，他可以把子孙视作他自己的生命扩展，然后平静地死去，不去操心他的灵魂是否在死后继续存在。”但问题是，子孙是子孙，我是我，生命怎么可以被他人替代呢？每个人的死去都是惟一事件，另一个人的诞生，完全不能平复我的死亡的悲伤与绝望。

如果我没有对耶稣复活的绝对信心，此时此刻我就在死亡的恐惧里。无论我娶多少女人，生多少孩子，我的死亡问题都是挥之不去。因为我是惟一的，我的死亡事件也是惟一的。我必须而且只能由自己承担自己的死亡问题，别人无法代替。

感性的人们，行尸走肉，享乐是他们的目标。理性的人们则深知世界由苦难构成，人性充满了无力感和无知感。经由理性主义的建构，一个人获得信仰的跳跃，终于超越感性和理性的绝望水平线。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克尔凯戈尔认为，一个从未深度展开理性主义思考的人，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仰。而一个靠着简单粗糙的感性生活打发时光的人，他们全部的快乐和全部的激情，可能就来自于一次酗酒之后的酣睡，或者是一次性交后的困乏。仿佛只有把自己处理得筋疲力尽，生命才会得到安顿。所谓诗意的栖居，更多的时候是在给自己寻找放纵的机会。所谓安放心灵，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人们试图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木头人。

克尔凯戈尔说，人不能透过客观性获得真理，真理只能透过主观性得以呈现，传统哲学将真理当成客观知识所展开的追求，是最大错误。多年以来，唯物主义、主客观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将我们可怜的大脑变成垃圾桶，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能理解真理的主观启示和方法论主观主义。

再辛苦，也要唯美地活着。有人说，审美底线的丧失，才是真正的丧失。托尔金说，一个邪恶的力量，他的外在特征，一定是丑陋的。魔鬼来临之后，它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砍伐绿色的森林，修建一些奇形怪状的、狰狞的房子。

关于”Fair play”，关于社会公平，关于均贫富，一开始可能只是文人之间的谩骂，发展到最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杀戮。多少杀人越货的流氓，假公平之名。某种意义上，这才是我们两千年的历史主旋律。共同富裕，或者公平，是所有左倾知识人的梦想。也是人的集体心病，是无数人为之奋斗的理想。Fair play，这一句英文，当年被林语堂先生翻译为费厄泼赖，林先生的意思是，中国人的词语系统里，并无平等、公正的概念，需要从头开始建构。仓促推出一个社会的简单的粗糙的公平概念，并不见得有好处。而鲁迅先生这样的左派文人似乎没有读懂林语堂的意思，大骂林语堂是畜生、神经病。双方立即吵了起来，一直吵到现在。

从终极坐标，到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每个细分后的场域，都存在着必须依赖的基本问题。思考基本问题是危险的，因为这是永恒的未知之域；但回避和失去了基本问题，同样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永远的无知与永远的停滞。

所谓中国式学者，裁缝而已。一管一锥，一剪一裁，缝缝补补，了却今生。没有视角（perspective）、没有参照系（reference）、没有基准点（benchmark）、没有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靠经史子集归纳与总结，看似浩如烟海，其实是一块破布，看似文史哲兼修，其实样样不专业，只有皮毛功夫。

自由是什么，并不是一种能够简单定义的事物，思想史上关于自由的定义，比星星还要繁多，谁也不能说服谁。多少罪恶，假自由之名。原因在于谈论自由的价值尺度和坐标系存在多样性。谈论自由要回到比自由更高的维度，维度不确定，自由就不确定。自由的先验语境是什么？在什么前提条件下，自由成为可能。

所以，一个真正有思考能力的人，当他有幸读到这样的句子：“真理让人得自由”，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的捆绑都会在一瞬间离去。我想要自由吗，如果我想要自由，惟一的前提条件是，我必须首先认识真理。

如果我在惟一真理的意义上模凌两可、自以为是，但我同时却在自由的问题上大声疾呼、勇往直前，那么我所追求的自由就一定不再是自由，而是一团看上去很美的罪恶了。

每个人谈论自由都是头头是道，但每个人在介入自由的建设过程中，却都是自由的破坏者。某人在上个世纪40年代谈论自由的水平，完全不输给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人。但一旦权力在手，首先扼杀的就是自由。人性是如此幽暗，经不起轻轻试探。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谁在此时此刻，敢说自己不是下一个某人呢？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出在人们对自由的向往，而是人们对惟一真理的漠视。所以必须再次强调，当一个人不认识真理，他所呼唤的自由，一定就是罪恶。事实就是这样，这样的人性论和这样的认识论，适用于每个人。

【注】本文来自苏小和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苏小和，基督徒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