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耶稣不曾写过书，他在地上用指头画过字（约8：6），也随尘土被风早已吹去。但主的灵感动他的仆人，叫他们“想起主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6），并要求“都写出来”（启1：19）！这就是后来新约的源头。事实上，一部教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字宣道史。耶稣在世所行的这一切，正是因为都记载在圣书上，才得到门徒的相信，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正是圣经所记的“那一位”（约1：45）。初期教会使徒的讲道，主要也是本着文字记载的圣经（徒2：14-36），并“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徒18：24）。
马丁路德改教，在当时被宣告为非法。故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困居在威登堡内。请问宗教改革如何进行？回答是除了他恒切祷告，其次就是他作文字宣道。藉着印刷机的帮助，将无声的文字，随风的翅膀飞到远方，把改教的信息，传遍整个欧洲。同样，加尔文也然，从二十四岁始，即从事文字宣道，其影响之大，至今不衰。那时，圣经被译成多种不同的方言，福音广传，复兴临到。

事实上，福音的进程必与文字事工同伴同行。福音文字既为教会建立坚固的信仰根基，造就信徒生命之改变，同时可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动力。现代中国的发展，也受到基督教的文宣之惠。在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份期刊便是传教士为中国教会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912年基督教最早期成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更就是开拓了中国出版业的先河。基督教在中国的出版物，曾传播了维新思想，和合本《圣经》的出版，促进了新文化运动，这些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不争之实。

文字的力量不言而喻。有人甚至说，“教会注重文宣的程度，决定教会是否有前途”！历史给我们看见，没有文字工作，就不会有基督教的正常、持久之发展。谁都知道托尔斯泰的小说是充满基督教情怀的，于是有一位名人这样下定论：只要托尔斯泰的小说不在俄国的土地上消失，基督教就不会在俄国的土地上消失！相比之下，在中国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充满浓重佛教色彩的小说几乎家喻户晓，所以，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通就远远超过同是外来文化的基督教文化，除了时间因素之外，我认为文艺作品对中国百姓的文化渗透力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今天有人还以为佛教才是中国的国教哩！这点是正在谋求福音处境化的中国基督教在方法论上应引以为鉴的！假如《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在中国是充满基督教色彩的精神产品，那么若排除政zh i原因，基督教与中国民众的亲和力将会大大增加。

文字宣道实在是主的恩惠。当腓利挨近太监，与他对话，解释，谈论耶稣，进而领了他归信基督，其对话的接触点正是源于文字的书卷。而这本书卷自然出于神的启示，但也凝聚着多人的心血和代价。

有一位神学教授这样说：在普通恩典的知识架构中，人借着文字发展了文明，成全了文化，也肯定了人的存在意义。就如诺贝尔和平奖苏辛尼津受奖时所言：文字是艺术的尖峰，是真理的表态。而在救赎恩典的认识架构中，文字可以确定福音真理诠释和宣扬的可能、必然、实在和延续，文字也成了福音无声而有力的伙伴，将福音真理带到各处，是福音使者行列中不可或缺的成员，让人的思维得着启发、挑战和规范，也因此克制了人思想虚浮的荒谬、暴戾和败劣。这是文字和文字事工的实际功用。没有文字工作者就没有文字事奉，没有文字事奉，福音的渗透力和持久力就打大折扣。

自复堂之后，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很重视文字事工，不但成立文字出版委员会还设立相应出版部门，每年为全国教会供应不少信徒喜欢的属灵书刊。但在这众多书刊当中，由中国教会牧者自己撰写的书稿比例还是较低，从目前所出新书和《天风》等刊物也可以看出，中国都会内基督徒作者无论就数量还是写作能力而言都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与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神学教育以满足基层堂点传道力量为重点、培养目标过于单一有关，也与更与整个教会群体对文字圣工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有关。譬如我们常见有肢体捐重金建教堂，但至今还未听见有信徒为某一出版物肯投入较大资金，更少见教会牧者能给信徒有清晰的这方面的引导和属灵的看见。

其实，在教会里讲道的人固然不够，但文字布道却能弥补用口宣讲的不足。今日教会能著书立说的人凤毛麟角，追根究底，原因除了上面所言之外，还有现有的年轻传道人自身的思考习惯、文字功底以及内在抱负和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有的人确是因为神学基础脆弱，圣经知识不够，无所畅言，无语可传，既无读者共鸣之向，又无领导群思之能；有的人有一定思想和文字基础，但身兼数职的他客观上确是因为整天忙于事务堆里不能自拔，无心思考，无意写作；有的人却是自我保护意识过强，因为惧担文责，苟且求生，不敢言所欲言，不敢有的放矢。即便倘有片言只字，也是畏首畏尾，隔靴挠痒；也有的人认为灯下爬格子是静坐冷板凳的苦差,既难以有轰动效应，也无大利可图。故不如在上千人的教堂中去声情并茂地讲道，也许可以赢得当场掌声，效果“立竿见影”，甚至可能赢得“布道家”的美誉。总之，文字工作有人不行、有人不愿、有人不敢，这样，教会文字事奉力量不软弱才不合情理！

常有人夸别人有写作之恩赐，叹自己无写作之才干。实际上比恩赐和才干更先的是作者的默想和思考能力。写作技能仅是流露人思想之管道，只有灵感和文思泉涌才可能“下笔有神”。而一个神的仆人没有在宝座前沉思、聆听、自省，就不可以看见“那从天上来的异像”。既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撒上3：1），能传给他人的只能是“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了！”（诗19：3）基督徒写作人必先是个灵修者，必先是个聆听者，必先是个默想者。因此，从某从意义上讲，我们首先缺少的不是文字写作者，而是一些在施恩座前等候和寻求的人，一些在教会工作中思考和揣摩的人，一些在羊群中间深入和聆听的人。

《宗教事务条例》已经规定，无论是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都可以申请出版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这样一个条款实际上已经为基督教的文字事工的开展创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目前，国内少数教堂已经有了自己的堂刊，不少地方两会有了自己的《会讯》，在沟通交流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稿源紧张，编辑大都感叹难为无米之炊，归根到底，中国教会参与文字事奉的人实在太不够了！抑或是我们没有发掘那些能拿起笔杆子为主的国度辛勤耕耘的人。

现今工商各界，无不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手段以及文字广告等作宣传工具扩大其影响，作得有声有色，收效颇宏。互联网、电视等一切媒体的基础是文字工作，而一向以自称对人进行“终极关怀”的教会则在文字事工方面来说似乎比社会落伍许多，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基督徒为文的唯一目标是为真理作见证。当我们进行神学思想建设，让教会能与时代对话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对圣经进行系统研究，消化基督教正统神学教义著述的时候；当我们对异端邪教需要进行驳斥，要努力提高信徒信仰素质不使他们飘来飘去的时候；我们需要文字工作者，需要文字出版事工，需要动员全教会对文字事奉的热情参与、关注和代祷。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