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质的沼泽再突围
2006-12-05
作者：夏维东
来源：信仰之门我也要投稿
卫慧的《上海宝贝》、张抗抗的《情爱画廊》，这两代作家皆以赤裸裸的姿势向欲望委身。
钱很重要，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这个商品时代。一个人通过努力、采取正当的途径摆脱贫穷，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好一些，天地良心，天经地义。智慧的所罗门王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言》10:4）可见“勤奋刻苦爱劳动”是美德，也是致富的途径。
隐士们或许会为了显示“高风亮节”而嫌“铜臭”，吟诗作赋，挥毫泼墨，风雅得很。可假若陶渊明无闲钱买三两小酒喝喝，你看看他还能不能“悠然见南山”。一个饿得头昏脑胀的人无法悠然。培根对於财富的看法就很实际，他说“然而也不要有一种遁世的或乞僧式的对财富的轻视。”（商务印书馆《培根论说文集》1983年第二版，p127.）这是很健康的态度，比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见”可爱多了。
当我了解了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的生活时，我顿时厌恶起那些“站著说话不腰疼”的隐士们来。对於每个经历过贫穷的人来说，钱不仅意味著生存本身，还有生存的尊严。读阎连科的《年月日》我欲哭无泪，在那个贫瘠的山村，村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让下一顿饭有著落，甚至卖大腿上的皮去换钱。也许有些吃饱喝足了的人会站在某一个“精神高度”说：多可怜啦，他们像狗一样活著！把你放在那个环境试试，看你如何“诗意地栖居”？所以孟子跟梁惠王谈为政之道时，什麽理论都撇下了，也不谈“性本善”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要设法让人民“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问题在於“衣帛”和“食肉”都不成问题之後的问题。众所周知，大陆这十几年来经济发展很快，相当部分的人脱贫致富了。按管子的理论，“仓禀足而後知礼仪”，社会风气应该相应大为好转才对，可事实上恰恰相反。最近这两年我回去过两次，物质的丰富使我惊讶，但精神的贫乏让我更惊讶。精神的贫乏已经跟物质的丰富成了反比，“笑贫不笑娼”这句古老的“格言”正是眼下现实的写照。民间还流传著这样的“大团结”歌谣：“十亿人民九亿商，齐心合力骗中央；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十亿人民九亿疯，还有一亿练气功；十亿人民九亿愁，还有一亿当盲流。”造成这样的风气，原因很简单：钱，燃烧了欲望。
文化界顺应潮流，看看最近的畅销书就知道文化界在干什麽，卫慧的《上海宝贝》、绵绵的《糖》、铁凝的《大浴女》、张抗抗的《情爱画廊》，这两代作家皆以赤裸裸的姿势向欲望委身。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倍受好评，被誉以“新现实主义”的杰作，那是怎样的现实啊：一个城镇的一把手孔太平，侄女被镇上的大富翁洪塔山奸污了，他为了不让镇上的经济受影响，居然说服自己、侄女和侄女的家人放弃告发那个衣冠禽兽。我看过小说，百思不得其解：谁跟谁分享艰难？我只看见高尚与卑鄙在金钱的泥沼里同流合污。难怪有人把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改成“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难怪生长在沂蒙山区的老作家张炜愤然说不如穷一点。
因为盲目追求金钱的欲望实在太可怕了，也太可怜了。本来赚钱是为了活著，结果却变样为活著为了赚钱。本末的颠倒，导致一场严肃的生存奋斗的正剧，演绎成疯狂的多幕滑稽剧本。这些年来大陆高官腐败的案例不可胜数，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呢？以身体和生命作本钱铤而走险在“黄与黑”的道路上，恶性案件层出不穷。不管这些严重影响社会风气的案例，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但那些人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那就是钱。官商勾结已经不是什麽新闻，更糟糕的是警匪一家，正如顺口溜唱的：“一等警察交警（交通警察）队，站在马路吃社会；二等警察刑警队，本身就是黑社会。”
对金钱无休止的贪欲事实上是由於精神的空虚。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充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感，带著巨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中，那是个辉煌的理想主义时代；四十年前的中国人忙著造神，忙著建构人间天堂和营造真实的人间地狱，那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时代；三十年前的中国人经历剧痛和等待“拨乱反正”的“止痛药”，那是个破碎的理想主义时代；二十年前一直到现在的中国人呢？在“开放的视窗”中窥见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於是国家忙著经济建设，个人忙著奔小康，这是一个理想主义没落的时代，“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人跟动物毕竟不一样，必须要信点什麽才能活得踏实。在一个缺乏纯正精神信仰的国度，当理想一个接一个破灭，人们必定会寻求一种理想的替代物，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於是以“亚宗教”面目出现的特异功能“应运而起”。这近二十年来大陆此起彼伏的“气功热”事实上是信仰真空状态的隐喻。中科院士何作庥认为这是人们缺乏科学知识所致，所以需要加强科普教育。窃以为何院士的理由不够充份，近二十年来的教育普及程度和知识的传播远非以前能比，然而气功热正是近来兴起的。而且，信奉特异功能的人士当中，受过理工科高等教育的比比皆是。有个“F-L-/G”信徒是物理学博士，为了给L-H=Z的谬论“光年是时间单位”圆场，不惜词不达意、强词夺理地胡言乱语。可惜这些“亚宗教”的教主们很快就被揭露是一群似是而非的欺世之徒，特别是对於那些宣称是救世主的“救主”，圣经说他们：“是贼、是强盗”，人们的“信仰”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一个人在精神上一次又一次地受骗，那种感觉绝非“窝囊”所能形容，那是一种痛到麻木，麻木到再不觉得疼的感觉，用鲁迅的话来说叫“心死”。唯一不骗人的只剩下钱了。钱不仅是财富，更是权势、名望与能力的象徵。以前中国人“学习雷锋好榜样”，现在的榜样是比尔盖兹了。
钱的重要性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很重要，但并不意味著一切。古罗马人将财富比喻成impedimenta，意为累赘和行李。行李对於旅人而言，固然重要，但太重了，会把旅人活活累死。如果该旅人不想被累死，又不想放弃过重的行李，唯一的办法就是守著行李不动，这样一来，他的身份就不再是旅人，而是一个等死的守财奴。所罗门描绘了守财奴的命运：“他从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传道书》5:15）我相信一般人都能明白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道理，但忙於挣钱的人一般不愿去想这个问题，就像不考虑信仰一样。
那麽人能永远拥有的究竟是什麽？物质的一切终将归於尘土，包括人的身体，但人还有灵魂，还有精神，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也是人总是不由自主要去寻求“信点什麽”的内在呼求。我们在见证了主义的坍塌之後，我们在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之後，我们在目睹了“亚宗教”的骗局之後……是该回归那个生命源头与永生归宿的时候了。两千年前，那位伟大的人子在人类黑暗的历史深渊里振聋发聩：“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他从死中的复活注释了那是贯通生与死的永恒之光。
这个神圣之光使我们自物质的沼泽中突围成为可能。
□作者来自安徽，现居纽泽西，从事统计分析工作，业余写作。
原载于海外校园43期http://www.oc.org
卫慧的《上海宝贝》、张抗抗的《情爱画廊》，这两代作家皆以赤裸裸的姿势向欲望委身。
钱很重要，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这个商品时代。一个人通过努力、采取正当的途径摆脱贫穷，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好一些，天地良心，天经地义。智慧的所罗门王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言》10:4）可见“勤奋刻苦爱劳动”是美德，也是致富的途径。
隐士们或许会为了显示“高风亮节”而嫌“铜臭”，吟诗作赋，挥毫泼墨，风雅得很。可假若陶渊明无闲钱买三两小酒喝喝，你看看他还能不能“悠然见南山”。一个饿得头昏脑胀的人无法悠然。培根对於财富的看法就很实际，他说“然而也不要有一种遁世的或乞僧式的对财富的轻视。”（商务印书馆《培根论说文集》1983年第二版，p127.）这是很健康的态度，比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见”可爱多了。
当我了解了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的生活时，我顿时厌恶起那些“站著说话不腰疼”的隐士们来。对於每个经历过贫穷的人来说，钱不仅意味著生存本身，还有生存的尊严。读阎连科的《年月日》我欲哭无泪，在那个贫瘠的山村，村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让下一顿饭有著落，甚至卖大腿上的皮去换钱。也许有些吃饱喝足了的人会站在某一个“精神高度”说：多可怜啦，他们像狗一样活著！把你放在那个环境试试，看你如何“诗意地栖居”？所以孟子跟梁惠王谈为政之道时，什麽理论都撇下了，也不谈“性本善”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要设法让人民“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问题在於“衣帛”和“食肉”都不成问题之後的问题。众所周知，大陆这十几年来经济发展很快，相当部分的人脱贫致富了。按管子的理论，“仓禀足而後知礼仪”，社会风气应该相应大为好转才对，可事实上恰恰相反。最近这两年我回去过两次，物质的丰富使我惊讶，但精神的贫乏让我更惊讶。精神的贫乏已经跟物质的丰富成了反比，“笑贫不笑娼”这句古老的“格言”正是眼下现实的写照。民间还流传著这样的“大团结”歌谣：“十亿人民九亿商，齐心合力骗中央；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十亿人民九亿疯，还有一亿练气功；十亿人民九亿愁，还有一亿当盲流。”造成这样的风气，原因很简单：钱，燃烧了欲望。
文化界顺应潮流，看看最近的畅销书就知道文化界在干什麽，卫慧的《上海宝贝》、绵绵的《糖》、铁凝的《大浴女》、张抗抗的《情爱画廊》，这两代作家皆以赤裸裸的姿势向欲望委身。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倍受好评，被誉以“新现实主义”的杰作，那是怎样的现实啊：一个城镇的一把手孔太平，侄女被镇上的大富翁洪塔山奸污了，他为了不让镇上的经济受影响，居然说服自己、侄女和侄女的家人放弃告发那个衣冠禽兽。我看过小说，百思不得其解：谁跟谁分享艰难？我只看见高尚与卑鄙在金钱的泥沼里同流合污。难怪有人把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改成“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难怪生长在沂蒙山区的老作家张炜愤然说不如穷一点。
因为盲目追求金钱的欲望实在太可怕了，也太可怜了。本来赚钱是为了活著，结果却变样为活著为了赚钱。本末的颠倒，导致一场严肃的生存奋斗的正剧，演绎成疯狂的多幕滑稽剧本。这些年来大陆高官腐败的案例不可胜数，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呢？以身体和生命作本钱铤而走险在“黄与黑”的道路上，恶性案件层出不穷。不管这些严重影响社会风气的案例，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但那些人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那就是钱。官商勾结已经不是什麽新闻，更糟糕的是警匪一家，正如顺口溜唱的：“一等警察交警（交通警察）队，站在马路吃社会；二等警察刑警队，本身就是黑社会。”
对金钱无休止的贪欲事实上是由於精神的空虚。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充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感，带著巨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中，那是个辉煌的理想主义时代；四十年前的中国人忙著造神，忙著建构人间天堂和营造真实的人间地狱，那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时代；三十年前的中国人经历剧痛和等待“拨乱反正”的“止痛药”，那是个破碎的理想主义时代；二十年前一直到现在的中国人呢？在“开放的视窗”中窥见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於是国家忙著经济建设，个人忙著奔小康，这是一个理想主义没落的时代，“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人跟动物毕竟不一样，必须要信点什麽才能活得踏实。在一个缺乏纯正精神信仰的国度，当理想一个接一个破灭，人们必定会寻求一种理想的替代物，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於是以“亚宗教”面目出现的特异功能“应运而起”。这近二十年来大陆此起彼伏的“气功热”事实上是信仰真空状态的隐喻。中科院士何作庥认为这是人们缺乏科学知识所致，所以需要加强科普教育。窃以为何院士的理由不够充份，近二十年来的教育普及程度和知识的传播远非以前能比，然而气功热正是近来兴起的。而且，信奉特异功能的人士当中，受过理工科高等教育的比比皆是。有个“F-L-/G”信徒是物理学博士，为了给L-H=Z的谬论“光年是时间单位”圆场，不惜词不达意、强词夺理地胡言乱语。可惜这些“亚宗教”的教主们很快就被揭露是一群似是而非的欺世之徒，特别是对於那些宣称是救世主的“救主”，圣经说他们：“是贼、是强盗”，人们的“信仰”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一个人在精神上一次又一次地受骗，那种感觉绝非“窝囊”所能形容，那是一种痛到麻木，麻木到再不觉得疼的感觉，用鲁迅的话来说叫“心死”。唯一不骗人的只剩下钱了。钱不仅是财富，更是权势、名望与能力的象徵。以前中国人“学习雷锋好榜样”，现在的榜样是比尔盖兹了。
钱的重要性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很重要，但并不意味著一切。古罗马人将财富比喻成impedimenta，意为累赘和行李。行李对於旅人而言，固然重要，但太重了，会把旅人活活累死。如果该旅人不想被累死，又不想放弃过重的行李，唯一的办法就是守著行李不动，这样一来，他的身份就不再是旅人，而是一个等死的守财奴。所罗门描绘了守财奴的命运：“他从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传道书》5:15）我相信一般人都能明白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道理，但忙於挣钱的人一般不愿去想这个问题，就像不考虑信仰一样。
那麽人能永远拥有的究竟是什麽？物质的一切终将归於尘土，包括人的身体，但人还有灵魂，还有精神，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也是人总是不由自主要去寻求“信点什麽”的内在呼求。我们在见证了主义的坍塌之後，我们在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之後，我们在目睹了“亚宗教”的骗局之後……是该回归那个生命源头与永生归宿的时候了。两千年前，那位伟大的人子在人类黑暗的历史深渊里振聋发聩：“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他从死中的复活注释了那是贯通生与死的永恒之光。
这个神圣之光使我们自物质的沼泽中突围成为可能。
□作者来自安徽，现居纽泽西，从事统计分析工作，业余写作。
原载于海外校园43期http://www.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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