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教授在《论可能生活》中说：“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生活动力，这是明显的真理。如果不去或不能追求幸福，生活毫无意义，那种几乎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幸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所以，过于不幸的人有理由自杀。康德认为‘不可以自杀’属于绝对命令，这是不对的，这个想法只是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如果‘不可自杀’具有绝对性，只有当以‘生命’作为分析单位和最高价值时才说得通，可是，人的生命就是用来实现为‘生活’的，生活才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有效分析单位，没有生活的生命是无意义的，这正是人的存在有别于其他存在的地方。”（《论可能生活》，第14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04年的版本是作者的修订版，应该可以肯定，这是著者的比较成熟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是一种无视生命的绝对价值的观点，它忽视了生命只要存在，就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就不可能只有不幸，尤其不可能总是只有不幸。一个人只要自己努力，总是可以摆脱不幸，并且总可以在某些方面获得人生的幸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生命的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任何情况下，人都没有自杀的权利。除非生命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痛苦的根源，如晚期癌症患者。纵使如此，在现代文明社会、科学昌明的时代，人也应该选择有尊严的死——“安乐死”，也不应该简单的“自杀”，因为，这是一种没有尊严的死亡，而是一种伤害尊严的死亡。

还要提到一个人，就是朱光潜先生，他在《悼夏孟刚》一文中，称颂自杀说：“生的自由倘若受环境剥夺了，死的自由谁也不能否认的。人们在罪恶苦痛里过活，有许多只是苟且偷生，腼然不知耻。自杀是伟大意志之消极的表现。假如世界没有中国的屈原、希腊的塞诺（Zeno）、罗马的塞内加（Seneca）一类人的精神，其卑污顽劣，恐更不堪言状了。”（《谈美书简二种》，第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朱光潜先生的这一段文字，肯定了“自杀是伟大意志之消极的表现”，认为“死的自由谁也不能否认”，认为屈原、塞诺等的死有改善人类的“卑污顽劣”的作用，这种论调是极易引起人们尤其是意志薄弱、有轻生念头的青年的误解。

人可以自由选择一切，唯独没有选择自杀的自由。人世间有各种悲剧，有各种污秽，但是，自杀的悲剧是最不值得同情的。因为，这一行为是人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的反映，是人类的意志薄弱的表现。同时也是一个人粗暴地放弃自己的一切责任的懦弱的选择。这一行为既有违于人的理智，又有违于社会责任感的要求；既不能给自我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有不能给社会带来丝毫的效益。纵使是屈原的自杀也是如此。屈原的意义不在于他的自杀，而在于他的正直、救世的决心和意志的行为，以及疾恶如仇的品德。这和认为“自杀是伟大意志的消极表现”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看来，屈原的自杀是对恶势力的妥协，是不值得提倡的；而朱光潜先生认为“是伟大意志的消极表现”，则是对自杀的一种肯定，极易导致轻生者为自己找到合理的借口。

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次，自杀是对生命的极大的不尊重，是对生命本性的违背。生命体的本性，必然是求生的，自杀是自绝生路，是对生命本性的背叛。

自杀行为也是自相矛盾的行为。一个人既然可以连生命都不要，又还有什么理由惧怕生活中的困难、失意，又还有什么理由不能继续与社会的恶势力作斗争，又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为自己的理想、目标继续奋斗呢？而自杀者，以“巨大的勇气”作出的选择却是向困难低头，向恶势力妥协，放弃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所谓有勇气自杀，所谓“伟大意志的消极表现”，实则是战胜困难的勇气的不足，与恶势力斗争的意志发生了动摇，为理想目标奋斗的决心不够坚定。

因此，生命有多宝贵，自杀者就有多低贱；生命有多辉煌，自杀者就有多暗淡；生命有多美好，自杀者就有多丑陋。为了尊重生命，为了保护生命，为了生命的神圣的价值，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自杀的理由。而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该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对自杀绝不应有只言片语的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