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1.以赛亚书57：15，“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上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2.腓立比书2:5-11,“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信主多年的人，在平淡无奇、看似枯燥的日常生活中，常会在心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唉，这么多年了，神怎么不像我初信的那时候，向我说话和显现呢？神到底在哪里？”

　　神体谅人的软弱，所以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用一些神迹奇事，引领我们归信。这就是我们在初信时，感到上帝“很神很真”，也最容易大发热心的原因。然而，我们很快就复归平凡枯燥的生活，在其中神似乎向我们隐身了。

　　为了寻找激动人心的“神显”时刻，骄傲的人性会从上帝的“荣耀”中，从令人惊叹的“自然规律”和宏伟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求一位掌管宇宙和历史的庄严上帝。我们会拿牛顿、爱因斯坦和霍金等科学巨人所发现的“上帝”，拿汤恩比和斯宾格勒等历史学家所相信的“上帝”，向人们大肆宣扬，企图赢得“知识阶层”和“社会名流”皈依上帝。学理工出身的我，在神学院度过四年的研究生学习后，1994年写毕业论文就是以大量一流科学家相信上帝的“事实根据”，从方法论上证明“基督教信仰能催生和发展近现代科学”。我也喜欢读世界历史，1995年初曾跑到北大的研究生宿舍，向人吹嘘汤恩比、雅思贝尔斯所相信的“上帝”，拿历史巨著《凯撒与基督》来论证基督胜过世界的所有君王。

　　但是，当我遇到真实的生活困难时，这些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所理解的上帝对我没有半点帮助。古希腊哲学家说的“不动的推动者”，中世纪秉承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经院哲学所谓的的“第一因”，近现代康德哲学所敬畏的“天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法则”，大多只是无关痛痒的饭后谈资，并不能改变我自己半点的真实处境。我曾一度加入“追星族”，向一些名家“讨教”，但是我遇到的几乎全是“名人”的根深蒂固的“傲慢”，与毫无同情心的“自私”，也不止一次遇到名人的“训斥”；除了自讨没趣外，我从名家身上，看不到多少闪光之处。出于意料的是，给我提供具体真实帮助，与我一同度过十几年没有任何固定收入生活的人们，恰恰是我过去最看不起的没文化、没地位的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主内平信徒。我在寂寞无助时，正是这些善良平凡的主内弟兄姊妹，亲自跑到我家问寒问暖，替我想办法、出主意。我能拿到护照走出国门，也全是这些没地位的主内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和奔波的结果。我妻子说，“难以想象，二十多年没工资、四处漂流的生活我们也过来了，神没让我们缺乏。神通过这些平凡信徒，让我们终于买了房子，孩子也上了重点中学。看来，神是在平凡和卑微中显现的。”

　　是的，神是在平凡和卑微中向人显现和说话的。有了近二十年的艰难体验后，我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神学观点。马丁路德一生有很多风险，他的体会是，经院哲学从上帝的“荣耀”，即从宇宙和逻辑的规律中，假借哲学、科学和逻辑来论证出的“上帝及其属性”，与人的生存无关痛痒；只有在十字架的受难中走近人类的上帝，才能搭救人类。所以，路德一直反对哲学家的“荣耀的神学”，提倡圣经启示的“十字架神学”。帕斯卡在数学和物理上是天才，然而神向他显现后，他体会到，“哲学家的上帝不能救人，只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才能救人”。哲学家看似令人钦佩，但他们找到的最多是个没有人格化的“第一原理”，“不动的推动者”，或其他哲学上的“假设”，这种“上帝”同圣经启示的活生生的上帝是不一样的，根本都不能助己助人。例如，爱因斯坦笃信一个掌管宇宙规律的上帝，但终生没有变成基督徒。霍金多年从科学上论证出有位上帝，天主教最初向他鼓掌，但现在他宣布否认这位上帝。所以神学家PaulTillich说，“从哲学上证明上帝，与否认上帝一样荒谬”。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圣经人物，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不是哲学家和圣贤，圣经毫不隐瞒他们的缺点和软弱。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遇到的是位真实的上帝。这位上帝“真”在哪里？我们今天就来看以下三方面：真在平凡处，真在卑微处，真在人的痛悔处。

　　一．神在平凡处向我们说话。

　　真神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不是高言大志、慷慨激昂的“道德命令”，而是在真实具体的生活中，顾念我们的艰难、体谅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克服具体困难的上帝。圣经很少有长篇大论的哲学论证，似乎缺少哲学家的慎密与高屋建瓴，但是他们针对的是真实具体的生活，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与真实的生活处境。哲学家慎密的宏篇巨制可以让我们惊叹，让我们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但他们在写作时抽出的是他们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我们不敢去接近他们的真实生活。很多名人，你只要去接触或研究他们的生活，都有很见不得人的龌龊、傲慢、自私、酸臭甚至专横霸道。但是看似普通的耶稣，我们越研究越了解他，越发觉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逼人、又为人赎罪的光彩。圣经的话语，看似普通，却既高超，又针对的是具体的普通人。这让我最想起宗白华评价孔子的话。黑格尔热衷于构建庞大的哲学体系，看不起中国的四书五经，说中国经典只是些“零星的生活格言”。但在西方哲学中遨游多年的宗白华晚年终于如此评价孔子说，“孔子的思想既高超，又很实际。”用中国圣人的话，我们可以如此评价圣经：“极高明而道中庸”。

　　因此，上帝往往在平凡处向我们说话。

　　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有理智、有感情、有肉体需要的人，不是理想化和纯理智的“抽象人”。这就是我们常识所说的“平平淡淡才是真”。上帝临到我们，固然可以通过哲学道理来启迪我们的理智，但更多的是通过普通的人们，从理智、感情、意志与身体需要上，全方位地帮助我们。所谓的“名人”其实对我们帮助得很少，帮助我们的都是“凭良心”的普同老百姓。中国圣人讲的道理都是对着完整的人，不是只有理智的“抽象”人。这就是中国圣人高于西方学院式哲学家的地方。托斯陀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揭露了黑格尔等的抽象化哲学没有触动人真实的生存根基。然而，黑格尔在还是觉察到了自己的局限：庞大的唯心论哲学体系，一旦付诸实践，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理念化的哲学体系，由于讨论的多限于人的思维层面，所以在多维的现实生活中，可行性很小。理念化的哲学，以及理想化的“人”，如拿破仑这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理念”，只能停留于审美领域。

　　说到“基督徒的体验”，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会问，“神在哪里？我怎么感觉不到他对我说话？”。上帝的确在天上，基督现在也的确在上帝的右边，但是上帝和基督通过圣灵向我们世人说话。从来没人看到过上帝，但是神的灵却常常感动一些普通的信徒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到神存在的真实。在华人新移民中，很多人一降落在美国的机场，面临的都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谁来帮助他们？大多都是素不相识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这些新移民都说，“教会里好人多，去教会吧”，但是很多人一读圣经就没兴趣，一听道就在下面瞌睡。后来有些人和我熟悉后，就说了实话，“孙牧，说实话，教会的人都是好人，但说的上帝呀、基督呀，太虚无飘渺了吧，神到底在哪里？”神在哪里？就是他的灵感动了这些教会的人，他们才乐意奉献出时间、衣物和金钱来帮助你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我们没见过上帝，但基督徒的身上折射出神的形象和基督的生命，正如保罗说，“无论是死是生，总叫基督身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腓立比书1：20-21）。基督徒固然不能完全代表基督，但他们可以部分活出基督的生命，由此我们可以瞥见基督。福州有个林牧师，他父亲少年就参加了儿童团，长大后入党，做了多年干部。但林牧师的父亲生病时，那些过去共事多年的“g e命同志”竟没一个来看他，来看他的全是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林牧师的父亲临终前告诉子女，“基督是真的，你们要信他”。在中国，很多干部家庭出身的基督徒都向我作过类似见证。

　　美国是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很多事都要靠自己，没人来和我们多说话；我们寂寞孤独时，也没有国内那么多的人可以聊天说话。但是，总有些不厌其烦的基督徒，来把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办事少走很多弯路。上帝正是通过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向我们说话。我过去喜欢独自思索，不想多到教会去，说“教会都是老年人、病人和妇女们才去的”。但越不去越孤陋寡闻，灵命越不长进。所以希伯来书10：25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在聚会中，我们会看到神在其他人身上的亮光；我们遇到难处时，神会通过这些普通的信徒的口，向我们说话。

　　家人没来加州前，我最焦心的是如何租到便宜的房子。问了许多华人中介，我也没找到负担得起的房租。我祷告了多次后，神居然借着一个十几个人的基督徒聚会处来帮助我----这种小聚会点我过去都是不屑一顾的。七八个弟兄姊妹都一齐出动，四处为我托人打听。最后，香港的孙弟兄为我找到了又便宜、所在学区也适合刚从中国来的孩子的房子。然而，两个月后，就连这么便宜的房租我也出不起了。这时，神又通过普普通通的广东人陈弟兄，为我找到了现在的张海伦大姐家。

　　我认识的华人教会只有很少几个。但神借着很有限的几位华人弟兄，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向我说话。最近几星期，神借着三件事情来帮我的大忙。从2002年在韩国首尔开始，每到夏天，我肚脐周围的皮肤就湿疹发痒，特别在夜里睡觉时痒得钻心。在国内我都上不起大医院，在这里没有医疗保险我也上不起普通的诊所。热心的潘大哥说，“遇热天皮肤有湿毒，那是你的肝上有热，我给你弄些黄连解毒片”。作为医生的郑大姐不让老公潘大哥多说话，怕开错了药方。礼拜一潘大哥为我送来两盒黄连解毒片，也为我联系好了皮肤科医生。但我吃了一天，居然感到不是那么痒了；两天后，痒止住了；第三天，皮肤开始正常了，还真灵。在国内我看了很多皮肤科医生，有些还是专家，都没有完全治好我的皮肤。没想到被圣灵感动，出于爱心的潘大哥，用普通的黄连解毒片，治疗了我的皮肤，我至少今年可以过一个舒适的夏天了。

　　前两星期，我同爱人说，“两个多月了，汽车该加机油了吧？一般三个月要加一次机油”。我开车时间不长，没经验。爱人的车开得比我好，但也没多少经验，她说，“现在车热，还不能打开机油盖子。不过没事，过几天再说吧”。我们两都没有要加油的意思。刚好，我们到ElMonte爱满地市时，碰到游大哥在修车行干活，他说，“哎，你们的车该加机油了吧？”我们两个说，“没事，过几天再说”。“停下来让我看看”。不料打开前盖一看，他吓了一跳，“看看，没一点机油了”。我们一看，机油完全烧完了，我们竟一点都不知道。游大哥等车冷下来后，一下子加了五瓶机油。回来的路上，我说，“好险啊，机油烧完后，车子随时会在路上爆了。今天要不是碰到游大哥，不知会出什么事故”。神借着游大哥的两句话，让我们避免了一起事故。

　　这两星期，我心情相当糟糕，感到自己对家人很失败。刘大哥和李大姐通过自己的经历，开导了我很多。叶牧师是位有爱心、很细致的人，总是耐心地劝道和帮助我。他们的好心与耐心的祷告，帮我改善了糟糕的心情。

　　二．神在卑微处向我们说话。

　　圣经一再说，上帝虽然高高在上，却俯就卑微的人。人们一直在渴望遇见神，但真神来到世界时，却是以最卑徽的方式出现在最底层（我不太相信这些年的历史考证，说耶稣出自“中产阶级”）。所以，我们只有在卑徽处，才可能遇到神，听到神说话的声音。

　　摩西是在四十年的降卑和孤独的牧羊旷野，听到神的话语、看到荆棘火焰的异象。四十年了，王宫的辉煌生活远去了，昔日作为王侯将相的故交大多离世了，眼下只剩下一片孤寂的旷野。在这孤独的四十年，摩西昔日为以色列民伸张正义的豪情不见了，他学会了彻底的降卑，“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超过了世上的众人”（民数记12：3）。这种降卑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神再次呼召他时，他感到一点都不行了，“神啊，您呼召别人吧，我是个笨口拙舌的人”。昔日在王宫能言善辩、深得法老与公主喜爱的摩西哪儿去了？四十年孤独的牧羊生涯，使摩西变成了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人，昔日的英雄气概和领袖才气不见了。但是，神使用的，恰恰是知道自己软弱、肯降卑放下的人。

　　以利亚孤身一人，面对的是国王王后及其支持的四百五十个巴力先知。靠着上帝的大能，他胜了这些巴力先知，但结果如何呢？辉煌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耀的高升，反而招致了更大的逼 -/迫。不仅如此，连亲眼目睹他胜利的以色列民也没有拥护他，他感到孤独极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以色列人背弃了你，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正是在沮丧和软弱中，耶和华向她说话了。然而，神并没有借着裂风大作、碎山崩石、地震与烈火等宏伟壮丽的自然现象说话，而是以“徽小的声音”说话。真神居然在人的失败和微不足道的自然现象中说话。

　　当人们问起何为基督徒的首要道德内涵时，奥古斯丁说，“第一是谦卑，第二也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谦卑正是耶稣的核心德性。

　　因此，上帝也最容易显现在卑徽的人中。施韦策出身上等家庭，年纪轻轻就获得神学博士、医学博士。他是世界级的管风琴家。施韦策相貌魁梧，体魄健壮。但是，他感到在上流社会中遇不到神，所以去了贫穷的非洲。在那里，他经历了上帝，实践了“敬畏生命“的伦理。爱因斯坦称施韦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圣人”。施韦策与特蕾莎修女是仅有的两位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评选过程中，没有任何争议的人。特蕾莎走向加尔各他的贫民窟。她说，“穷人是可爱的。在每一个穷人身上，我都看到了一个化妆的耶稣”。

　　是的，上帝常借着卑微的穷人向我们说话。卢云主教一生精彩非凡。他25岁就被祝圣为荷兰的主教，就成了耶鲁与哈佛大学的教授。在耶鲁和哈佛任教期间，他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其才华令人惊叹。在世人眼中，卢云坐上了人人称羡的高位。但是，他感到在这种一直往上爬的竞争生活中，无法遇见神。直到遇到一位心智障碍者，卢云才听到神在心中说话。于是，他辞去教职，决定放下一切去寻见神。卢云先参与秘鲁贫民窟宣教，1985年又在加拿大多伦多参与服侍心智障碍重症患者，直到1996年离世。

　　上帝也常常利用卑徽的人们来实行社会变革。例如，辛亥g e命就是由当时为士大夫所看不起的“走下层路线”的新学留学生发动的。梁启超与孙中山同为广东人。粱是新会人，孙是香山人，两地相聚不远，二人算是同乡了。但是梁最初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看不起“走下层路线”的孙中山。但是，上帝使用了孙。孙中山及其很多g e命党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梁后来转变了，康只能固执地自作清高。

　　人性不会倾向于在卑徽的人群中发现上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是羡慕比自己地位高、钱财多、名声大的人---“眼皮向上翻”，反过来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低的人---“狗眼看人低”。当人去“崇拜”比自己高的名人时，往往会鄙视、欺负和压榨不如自己的人。这就是上帝在第一条诫命中严禁崇拜人的原因。上帝总是顾念卑徽的人。“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人之道，补有余而损不足”。上帝的奇妙工作，很多是通过卑下的人来实行的。我们如果愿意放下自己，走入社会底层，往往能听到神的声音。

　　中国各朝代中，社会治理得最好的，可能是唐朝。华人在美国以“唐人”自居，华人聚居区叫“唐人街”，华人电视台叫“唐人电视台”。唐朝大治天下的秘诀在哪里？《贞观纪要》记载了唐太宗治理天下的秘诀。它记录了这么一句话，翻译为白话是，“上天高高在上，却顾念卑下者的需要”。贵族出身的李世民，却体验到了这句类似圣经话语。由于顾及到了社会边缘者，所以真正实现了“社会和谐”，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昌盛，使中国位于当时的世界之首。

　　衡量一个社会健康与否，不是看人均总产值与总收入，而是看z /-府和社会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美国尽管现在经济下滑，仍是世界第一。我初到美国，感到美国“各州不太均衡”。一位台湾来的萧大姐听成我抱怨美国贫富不均，马上解释，“我这些年的体验是，美国还是比较公平的。再穷的人，总能得到照顾，总能活下来”。不错，失业的人可以领导救济金和食物劵，穷人的孩子只要努力都可以读名牌大学，急诊病人和重病患者人可以先看病、后付钱。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尽管美国不能说是“基督教国家”，但在照顾弱势群体方面，确实接近上帝的旨意。

　　我喜欢读神学名著。单在韩国一年，就买了400多本英文原著。读了这些书后，感觉“脑袋大了”。但是这七八年，我遇到困难时，给我最多安慰与鼓励的，恰恰是“小韩国”的牧长们，与物质缺乏的非洲弟兄姊妹。我刚毕业的学校，可能是美国最穷的神学院，刚开始感到心里很不平衡。但是，正是这个穷困的神学院，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免除了我的全部学费。我在这所学校，获得了上上下下的鼓励，得到了装备。我在这所穷学校写出的论文，感动得富有的犹太弟兄拷贝了几十份，分给朋友们阅读。我忘不了这所穷学校对我的造就，忘不了韩国牧长对我的慷慨帮助，忘不了非洲弟兄姊妹的深情厚谊。

　　三．我们在痛悔中遇见神。

　　神喜欢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居；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们常常感到在这这信息爆炸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抱怨神不光顾我们，不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为自己的罪痛悔了吗？

　　历史上的每次灵性大复兴，都伴随着人们的深深忏悔。韩国从面积上看，只相当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但是却差派出世界第二多的宣教士。我在那里体验了一年，常听韩国领袖们说，“是上帝访问了韩国”。上帝如何访问韩国，向韩国的弟兄姊妹们说话？最近几天，我每晚睡觉前，总是读SamuelHughMoffett博士的《韩国的基督徒》一书。Moffett博士曾是美国长老联合会在韩国的代表，也是我在韩国母校的副院长。他说，韩国的第一次灵性大复兴，可以追踪到1907年。当时人们在读经和祷告时，受到圣灵的催逼，忍不住公开承认自己的“羞耻与混乱”、“骄傲与硬心”，与“缺乏信心”。当负疚的心灵面对审判的亮光时，每个罪都在祷告时得到公开承认。按自然的想法，羞于启齿的罪只需“向神认就够了”。但圣灵降临时，负罪感降到每个受感的心灵，世界的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在弟兄姊妹们前的公开忏悔。祷告会结束后，“基督徒挨家挨户地拜访邻舍，承认在哪些方面得罪了别人。宣教士与基督徒一起承认缺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亲密团契”。当时英国的《伦敦时报》，把韩国的这次大复兴比作18世纪约翰卫斯理的灵性大复兴。

　　中国文化缺少深刻的忏悔意识。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中国人如鲁迅，可以大加赞赏托斯陀耶夫斯基，但受不了《卡拉马佐夫弟兄》中的“灵魂拷问”。中国人可以“认错”，但一般不会像《罪与罚》的主人公那样“认罪”。在我们看来，《罪与罚》的主人公是个善良的大学生，他在几乎饿死的情况下，杀死了作恶多端、敲砸勒索的女房东，完全是“替天行道”。但是，这位主人公一直内心作痛，有股抗拒不住的负罪感。这是圣灵在“俄罗斯灵魂”中的催逼。按基督教的看法，“伸张正义”的“g e命者”即使有再多的理由，都没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所以，这位大学生祈祷后，主动到警察局自首。到西伯利亚流放前夕，这位大学生跪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大声忏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日本都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受圣灵感化的“德意志灵魂”总是在忏悔，没经过圣灵洗礼的日本民族不仅拒不认罪，而且认为受其侵略的亚洲国家应该感激他们。前西德总理勃朗特二战时是反纳粹战士，但在华沙的犹太人公墓前，他跪了下来，替整个德国认罪。屠杀犹太人的，正是勃朗特反对的纳粹，勃朗特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但受到圣灵洗礼的德意志灵魂认为，德国没有阻挡住希特勒这个“疯子”，参与了世界大战，说明人人都沾染了屠杀犹太人的罪，连勃兰特都不是清白的。作为国家元首，勃朗特有义务为整个德国人认罪。同样，把耶稣钉死的不仅仅是当时的犹太公会、法利塞人与暴民，世界的任何人都在耶稣的受死上有份。有幅世界名画，显示出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行走时，人人都从家里的窗口探出头来看热闹。因此，我们人人都需要忏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不在于前者比后者“好”，而在于前者面对罪能够忏悔。上帝从来不会抛弃忏悔的个人与民族。所以，历史学家如此评价勃朗特总理的“华沙一跪”，“跪下去的是勃朗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民族”。

　　中国有“天道远，人到迩”的古老说法。正是因为我们缺少深沉的忏悔，所以上天似乎离我们很远。即使变为基督徒后，我们在认罪时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真诚的忏悔者，如果对其他人认罪认错，会被当作“自我招供”的证据受到利用、嘲笑和鄙视。于是，人们不敢在人前“透明”了，只会说“认罪只对着神就够了”。但是，圣灵的催逼不仅迫使我们向神认罪，也要向得罪的他人认罪。只有在坦诚的认罪中，弟兄姊妹才能经历真正的亲密团契生活。我们不要怕别人利用我们的“认罪”，要勇敢向得罪了的弟兄姊妹认错。上帝正是在我们的诚心痛悔中，走向我们的内心。上帝会保护和托住真诚的忏悔者，不让我们被恶者利用、鄙视和欺负。当忏悔的灵降临我们时，我们会离神更近，会在内心深处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举头会看到湛蓝的天空。

　　当我们似乎听不到神说话的声音时，要反躬自问，“我与神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我在哪些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了人？”。要对神认罪，对家人认罪，对得罪了的弟兄姊妹们认罪。作为神人之间的祭司，牧师还要为会众在神面前认罪。灵性越高超的圣徒，越感到自己是个“罪魁”，上帝也因此与他们更近，对他们说话更多。

　　在这纷乱嘈杂的当今世界上，上帝并没有停止向我们说话。他借着平凡的人，卑微的人向我们说话，对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神在我们的为罪忧伤的痛悔中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

　　姚松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