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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卑微和痛悔中遇见神

2015-02-15 作者:孙新宏  
来源:作者原创我也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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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

  1.以赛亚书57:15,“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上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2.腓立比书2:5-11,“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信主多年的人,在平淡无奇、看似枯燥的日常生活中,常会在心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唉,这么多年了,神怎么不像我初信的那时候,向我说话和显现呢?神到底在哪里?”

  神体谅人的软弱,所以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用一些神迹奇事,引领我们归信。这就是我们在初信时,感到上帝“很神很真”,也最容易大发热心的原因。然而,我们很快就复归平凡枯燥的生活,在其中神似乎向我们隐身了。

  为了寻找激动人心的“神显”时刻,骄傲的人性会从上帝的“荣耀”中,从令人惊叹的“自然规律”和宏伟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求一位掌管宇宙和历史的庄严上帝。我们会拿牛顿、爱因斯坦和霍金等科学巨人所发现的“上帝”,拿汤恩比和斯宾格勒等历史学家所相信的“上帝”,向人们大肆宣扬,企图赢得“知识阶层”和“社会名流”皈依上帝。学理工出身的我,在神学院度过四年的研究生学习后,1994年写毕业论文就是以大量一流科学家相信上帝的“事实根据”,从方法论上证明“基督教信仰能催生和发展近现代科学”。我也喜欢读世界历史,1995年初曾跑到北大的研究生宿舍,向人吹嘘汤恩比、雅思贝尔斯所相信的“上帝”,拿历史巨著《凯撒与基督》来论证基督胜过世界的所有君王。

  但是,当我遇到真实的生活困难时,这些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所理解的上帝对我没有半点帮助。古希腊哲学家说的“不动的推动者”,中世纪秉承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经院哲学所谓的的“第一因”,近现代康德哲学所敬畏的“天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法则”,大多只是无关痛痒的饭后谈资,并不能改变我自己半点的真实处境。我曾一度加入“追星族”,向一些名家“讨教”,但是我遇到的几乎全是“名人”的根深蒂固的“傲慢”,与毫无同情心的“自私”,也不止一次遇到名人的“训斥”;除了自讨没趣外,我从名家身上,看不到多少闪光之处。出于意料的是,给我提供具体真实帮助,与我一同度过十几年没有任何固定收入生活的人们,恰恰是我过去最看不起的没文化、没地位的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主内平信徒。我在寂寞无助时,正是这些善良平凡的主内弟兄姊妹,亲自跑到我家问寒问暖,替我想办法、出主意。我能拿到护照走出国门,也全是这些没地位的主内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和奔波的结果。我妻子说,“难以想象,二十多年没工资、四处漂流的生活我们也过来了,神没让我们缺乏。神通过这些平凡信徒,让我们终于买了房子,孩子也上了重点中学。看来,神是在平凡和卑微中显现的。”

  是的,神是在平凡和卑微中向人显现和说话的。有了近二十年的艰难体验后,我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神学观点。马丁路德一生有很多风险,他的体会是,经院哲学从上帝的“荣耀”,即从宇宙和逻辑的规律中,假借哲学、科学和逻辑来论证出的“上帝及其属性”,与人的生存无关痛痒;只有在十字架的受难中走近人类的上帝,才能搭救人类。所以,路德一直反对哲学家的“荣耀的神学”,提倡圣经启示的“十字架神学”。帕斯卡在数学和物理上是天才,然而神向他显现后,他体会到,“哲学家的上帝不能救人,只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才能救人”。哲学家看似令人钦佩,但他们找到的最多是个没有人格化的“第一原理”,“不动的推动者”,或其他哲学上的“假设”,这种“上帝”同圣经启示的活生生的上帝是不一样的,根本都不能助己助人。例如,爱因斯坦笃信一个掌管宇宙规律的上帝,但终生没有变成基督徒。霍金多年从科学上论证出有位上帝,天主教最初向他鼓掌,但现在他宣布否认这位上帝。所以神学家PaulTillich说,“从哲学上证明上帝,与否认上帝一样荒谬”。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圣经人物,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不是哲学家和圣贤,圣经毫不隐瞒他们的缺点和软弱。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中,遇到的是位真实的上帝。这位上帝“真”在哪里?我们今天就来看以下三方面:真在平凡处,真在卑微处,真在人的痛悔处。

  一.神在平凡处向我们说话。

  真神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不是高言大志、慷慨激昂的“道德命令”,而是在真实具体的生活中,顾念我们的艰难、体谅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克服具体困难的上帝。圣经很少有长篇大论的哲学论证,似乎缺少哲学家的慎密与高屋建瓴,但是他们针对的是真实具体的生活,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与真实的生活处境。哲学家慎密的宏篇巨制可以让我们惊叹,让我们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但他们在写作时抽出的是他们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我们不敢去接近他们的真实生活。很多名人,你只要去接触或研究他们的生活,都有很见不得人的龌龊、傲慢、自私、酸臭甚至专横霸道。但是看似普通的耶稣,我们越研究越了解他,越发觉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逼人、又为人赎罪的光彩。圣经的话语,看似普通,却既高超,又针对的是具体的普通人。这让我最想起宗白华评价孔子的话。黑格尔热衷于构建庞大的哲学体系,看不起中国的四书五经,说中国经典只是些“零星的生活格言”。但在西方哲学中遨游多年的宗白华晚年终于如此评价孔子说,“孔子的思想既高超,又很实际。”用中国圣人的话,我们可以如此评价圣经:“极高明而道中庸”。

  因此,上帝往往在平凡处向我们说话。

  在平凡的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有理智、有感情、有肉体需要的人,不是理想化和纯理智的“抽象人”。这就是我们常识所说的“平平淡淡才是真”。上帝临到我们,固然可以通过哲学道理来启迪我们的理智,但更多的是通过普通的人们,从理智、感情、意志与身体需要上,全方位地帮助我们。所谓的“名人”其实对我们帮助得很少,帮助我们的都是“凭良心”的普同老百姓。中国圣人讲的道理都是对着完整的人,不是只有理智的“抽象”人。这就是中国圣人高于西方学院式哲学家的地方。托斯陀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揭露了黑格尔等的抽象化哲学没有触动人真实的生存根基。然而,黑格尔在还是觉察到了自己的局限:庞大的唯心论哲学体系,一旦付诸实践,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理念化的哲学体系,由于讨论的多限于人的思维层面,所以在多维的现实生活中,可行性很小。理念化的哲学,以及理想化的“人”,如拿破仑这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理念”,只能停留于审美领域。

  说到“基督徒的体验”,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会问,“神在哪里?我怎么感觉不到他对我说话?”。上帝的确在天上,基督现在也的确在上帝的右边,但是上帝和基督通过圣灵向我们世人说话。从来没人看到过上帝,但是神的灵却常常感动一些普通的信徒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感到神存在的真实。在华人新移民中,很多人一降落在美国的机场,面临的都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谁来帮助他们?大多都是素不相识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这些新移民都说,“教会里好人多,去教会吧”,但是很多人一读圣经就没兴趣,一听道就在下面瞌睡。后来有些人和我熟悉后,就说了实话,“孙牧,说实话,教会的人都是好人,但说的上帝呀、基督呀,太虚无飘渺了吧,神到底在哪里?”神在哪里?就是他的灵感动了这些教会的人,他们才乐意奉献出时间、衣物和金钱来帮助你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我们没见过上帝,但基督徒的身上折射出神的形象和基督的生命,正如保罗说,“无论是死是生,总叫基督身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腓立比书1:20-21)。基督徒固然不能完全代表基督,但他们可以部分活出基督的生命,由此我们可以瞥见基督。福州有个林牧师,他父亲少年就参加了儿童团,长大后入党,做了多年干部。但林牧师的父亲生病时,那些过去共事多年的“g e命同志”竟没一个来看他,来看他的全是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林牧师的父亲临终前告诉子女,“基督是真的,你们要信他”。在中国,很多干部家庭出身的基督徒都向我作过类似见证。

  美国是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很多事都要靠自己,没人来和我们多说话;我们寂寞孤独时,也没有国内那么多的人可以聊天说话。但是,总有些不厌其烦的基督徒,来把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办事少走很多弯路。上帝正是通过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向我们说话。我过去喜欢独自思索,不想多到教会去,说“教会都是老年人、病人和妇女们才去的”。但越不去越孤陋寡闻,灵命越不长进。所以希伯来书10:25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在聚会中,我们会看到神在其他人身上的亮光;我们遇到难处时,神会通过这些普通的信徒的口,向我们说话。

  家人没来加州前,我最焦心的是如何租到便宜的房子。问了许多华人中介,我也没找到负担得起的房租。我祷告了多次后,神居然借着一个十几个人的基督徒聚会处来帮助我----这种小聚会点我过去都是不屑一顾的。七八个弟兄姊妹都一齐出动,四处为我托人打听。最后,香港的孙弟兄为我找到了又便宜、所在学区也适合刚从中国来的孩子的房子。然而,两个月后,就连这么便宜的房租我也出不起了。这时,神又通过普普通通的广东人陈弟兄,为我找到了现在的张海伦大姐家。

  我认识的华人教会只有很少几个。但神借着很有限的几位华人弟兄,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向我说话。最近几星期,神借着三件事情来帮我的大忙。从2002年在韩国首尔开始,每到夏天,我肚脐周围的皮肤就湿疹发痒,特别在夜里睡觉时痒得钻心。在国内我都上不起大医院,在这里没有医疗保险我也上不起普通的诊所。热心的潘大哥说,“遇热天皮肤有湿毒,那是你的肝上有热,我给你弄些黄连解毒片”。作为医生的郑大姐不让老公潘大哥多说话,怕开错了药方。礼拜一潘大哥为我送来两盒黄连解毒片,也为我联系好了皮肤科医生。但我吃了一天,居然感到不是那么痒了;两天后,痒止住了;第三天,皮肤开始正常了,还真灵。在国内我看了很多皮肤科医生,有些还是专家,都没有完全治好我的皮肤。没想到被圣灵感动,出于爱心的潘大哥,用普通的黄连解毒片,治疗了我的皮肤,我至少今年可以过一个舒适的夏天了。

  前两星期,我同爱人说,“两个多月了,汽车该加机油了吧?一般三个月要加一次机油”。我开车时间不长,没经验。爱人的车开得比我好,但也没多少经验,她说,“现在车热,还不能打开机油盖子。不过没事,过几天再说吧”。我们两都没有要加油的意思。刚好,我们到ElMonte爱满地市时,碰到游大哥在修车行干活,他说,“哎,你们的车该加机油了吧?”我们两个说,“没事,过几天再说”。“停下来让我看看”。不料打开前盖一看,他吓了一跳,“看看,没一点机油了”。我们一看,机油完全烧完了,我们竟一点都不知道。游大哥等车冷下来后,一下子加了五瓶机油。回来的路上,我说,“好险啊,机油烧完后,车子随时会在路上爆了。今天要不是碰到游大哥,不知会出什么事故”。神借着游大哥的两句话,让我们避免了一起事故。

  这两星期,我心情相当糟糕,感到自己对家人很失败。刘大哥和李大姐通过自己的经历,开导了我很多。叶牧师是位有爱心、很细致的人,总是耐心地劝道和帮助我。他们的好心与耐心的祷告,帮我改善了糟糕的心情。

  二.神在卑微处向我们说话。

  圣经一再说,上帝虽然高高在上,却俯就卑微的人。人们一直在渴望遇见神,但真神来到世界时,却是以最卑徽的方式出现在最底层(我不太相信这些年的历史考证,说耶稣出自“中产阶级”)。所以,我们只有在卑徽处,才可能遇到神,听到神说话的声音。

  摩西是在四十年的降卑和孤独的牧羊旷野,听到神的话语、看到荆棘火焰的异象。四十年了,王宫的辉煌生活远去了,昔日作为王侯将相的故交大多离世了,眼下只剩下一片孤寂的旷野。在这孤独的四十年,摩西昔日为以色列民伸张正义的豪情不见了,他学会了彻底的降卑,“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超过了世上的众人”(民数记12:3)。这种降卑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神再次呼召他时,他感到一点都不行了,“神啊,您呼召别人吧,我是个笨口拙舌的人”。昔日在王宫能言善辩、深得法老与公主喜爱的摩西哪儿去了?四十年孤独的牧羊生涯,使摩西变成了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人,昔日的英雄气概和领袖才气不见了。但是,神使用的,恰恰是知道自己软弱、肯降卑放下的人。

  以利亚孤身一人,面对的是国王王后及其支持的四百五十个巴力先知。靠着上帝的大能,他胜了这些巴力先知,但结果如何呢?辉煌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耀的高升,反而招致了更大的逼 -/迫。不仅如此,连亲眼目睹他胜利的以色列民也没有拥护他,他感到孤独极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以色列人背弃了你,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正是在沮丧和软弱中,耶和华向她说话了。然而,神并没有借着裂风大作、碎山崩石、地震与烈火等宏伟壮丽的自然现象说话,而是以“徽小的声音”说话。真神居然在人的失败和微不足道的自然现象中说话。

  当人们问起何为基督徒的首要道德内涵时,奥古斯丁说,“第一是谦卑,第二也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谦卑正是耶稣的核心德性。

  因此,上帝也最容易显现在卑徽的人中。施韦策出身上等家庭,年纪轻轻就获得神学博士、医学博士。他是世界级的管风琴家。施韦策相貌魁梧,体魄健壮。但是,他感到在上流社会中遇不到神,所以去了贫穷的非洲。在那里,他经历了上帝,实践了“敬畏生命“的伦理。爱因斯坦称施韦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圣人”。施韦策与特蕾莎修女是仅有的两位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评选过程中,没有任何争议的人。特蕾莎走向加尔各他的贫民窟。她说,“穷人是可爱的。在每一个穷人身上,我都看到了一个化妆的耶稣”。

  是的,上帝常借着卑微的穷人向我们说话。卢云主教一生精彩非凡。他25岁就被祝圣为荷兰的主教,就成了耶鲁与哈佛大学的教授。在耶鲁和哈佛任教期间,他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其才华令人惊叹。在世人眼中,卢云坐上了人人称羡的高位。但是,他感到在这种一直往上爬的竞争生活中,无法遇见神。直到遇到一位心智障碍者,卢云才听到神在心中说话。于是,他辞去教职,决定放下一切去寻见神。卢云先参与秘鲁贫民窟宣教,1985年又在加拿大多伦多参与服侍心智障碍重症患者,直到1996年离世。

  上帝也常常利用卑徽的人们来实行社会变革。例如,辛亥g e命就是由当时为士大夫所看不起的“走下层路线”的新学留学生发动的。梁启超与孙中山同为广东人。粱是新会人,孙是香山人,两地相聚不远,二人算是同乡了。但是梁最初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看不起“走下层路线”的孙中山。但是,上帝使用了孙。孙中山及其很多g e命党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梁后来转变了,康只能固执地自作清高。

  人性不会倾向于在卑徽的人群中发现上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是羡慕比自己地位高、钱财多、名声大的人---“眼皮向上翻”,反过来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低的人---“狗眼看人低”。当人去“崇拜”比自己高的名人时,往往会鄙视、欺负和压榨不如自己的人。这就是上帝在第一条诫命中严禁崇拜人的原因。上帝总是顾念卑徽的人。“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人之道,补有余而损不足”。上帝的奇妙工作,很多是通过卑下的人来实行的。我们如果愿意放下自己,走入社会底层,往往能听到神的声音。

  中国各朝代中,社会治理得最好的,可能是唐朝。华人在美国以“唐人”自居,华人聚居区叫“唐人街”,华人电视台叫“唐人电视台”。唐朝大治天下的秘诀在哪里?《贞观纪要》记载了唐太宗治理天下的秘诀。它记录了这么一句话,翻译为白话是,“上天高高在上,却顾念卑下者的需要”。贵族出身的李世民,却体验到了这句类似圣经话语。由于顾及到了社会边缘者,所以真正实现了“社会和谐”,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昌盛,使中国位于当时的世界之首。

  衡量一个社会健康与否,不是看人均总产值与总收入,而是看z /-府和社会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美国尽管现在经济下滑,仍是世界第一。我初到美国,感到美国“各州不太均衡”。一位台湾来的萧大姐听成我抱怨美国贫富不均,马上解释,“我这些年的体验是,美国还是比较公平的。再穷的人,总能得到照顾,总能活下来”。不错,失业的人可以领导救济金和食物劵,穷人的孩子只要努力都可以读名牌大学,急诊病人和重病患者人可以先看病、后付钱。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尽管美国不能说是“基督教国家”,但在照顾弱势群体方面,确实接近上帝的旨意。

  我喜欢读神学名著。单在韩国一年,就买了400多本英文原著。读了这些书后,感觉“脑袋大了”。但是这七八年,我遇到困难时,给我最多安慰与鼓励的,恰恰是“小韩国”的牧长们,与物质缺乏的非洲弟兄姊妹。我刚毕业的学校,可能是美国最穷的神学院,刚开始感到心里很不平衡。但是,正是这个穷困的神学院,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免除了我的全部学费。我在这所学校,获得了上上下下的鼓励,得到了装备。我在这所穷学校写出的论文,感动得富有的犹太弟兄拷贝了几十份,分给朋友们阅读。我忘不了这所穷学校对我的造就,忘不了韩国牧长对我的慷慨帮助,忘不了非洲弟兄姊妹的深情厚谊。

  三.我们在痛悔中遇见神。

  神喜欢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居;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们常常感到在这这信息爆炸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抱怨神不光顾我们,不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为自己的罪痛悔了吗?

  历史上的每次灵性大复兴,都伴随着人们的深深忏悔。韩国从面积上看,只相当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但是却差派出世界第二多的宣教士。我在那里体验了一年,常听韩国领袖们说,“是上帝访问了韩国”。上帝如何访问韩国,向韩国的弟兄姊妹们说话?最近几天,我每晚睡觉前,总是读SamuelHughMoffett博士的《韩国的基督徒》一书。Moffett博士曾是美国长老联合会在韩国的代表,也是我在韩国母校的副院长。他说,韩国的第一次灵性大复兴,可以追踪到1907年。当时人们在读经和祷告时,受到圣灵的催逼,忍不住公开承认自己的“羞耻与混乱”、“骄傲与硬心”,与“缺乏信心”。当负疚的心灵面对审判的亮光时,每个罪都在祷告时得到公开承认。按自然的想法,羞于启齿的罪只需“向神认就够了”。但圣灵降临时,负罪感降到每个受感的心灵,世界的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在弟兄姊妹们前的公开忏悔。祷告会结束后,“基督徒挨家挨户地拜访邻舍,承认在哪些方面得罪了别人。宣教士与基督徒一起承认缺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亲密团契”。当时英国的《伦敦时报》,把韩国的这次大复兴比作18世纪约翰卫斯理的灵性大复兴。

  中国文化缺少深刻的忏悔意识。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中国人如鲁迅,可以大加赞赏托斯陀耶夫斯基,但受不了《卡拉马佐夫弟兄》中的“灵魂拷问”。中国人可以“认错”,但一般不会像《罪与罚》的主人公那样“认罪”。在我们看来,《罪与罚》的主人公是个善良的大学生,他在几乎饿死的情况下,杀死了作恶多端、敲砸勒索的女房东,完全是“替天行道”。但是,这位主人公一直内心作痛,有股抗拒不住的负罪感。这是圣灵在“俄罗斯灵魂”中的催逼。按基督教的看法,“伸张正义”的“g e命者”即使有再多的理由,都没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所以,这位大学生祈祷后,主动到警察局自首。到西伯利亚流放前夕,这位大学生跪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大声忏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日本都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受圣灵感化的“德意志灵魂”总是在忏悔,没经过圣灵洗礼的日本民族不仅拒不认罪,而且认为受其侵略的亚洲国家应该感激他们。前西德总理勃朗特二战时是反纳粹战士,但在华沙的犹太人公墓前,他跪了下来,替整个德国认罪。屠杀犹太人的,正是勃朗特反对的纳粹,勃朗特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但受到圣灵洗礼的德意志灵魂认为,德国没有阻挡住希特勒这个“疯子”,参与了世界大战,说明人人都沾染了屠杀犹太人的罪,连勃兰特都不是清白的。作为国家元首,勃朗特有义务为整个德国人认罪。同样,把耶稣钉死的不仅仅是当时的犹太公会、法利塞人与暴民,世界的任何人都在耶稣的受死上有份。有幅世界名画,显示出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行走时,人人都从家里的窗口探出头来看热闹。因此,我们人人都需要忏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不在于前者比后者“好”,而在于前者面对罪能够忏悔。上帝从来不会抛弃忏悔的个人与民族。所以,历史学家如此评价勃朗特总理的“华沙一跪”,“跪下去的是勃朗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民族”。

  中国有“天道远,人到迩”的古老说法。正是因为我们缺少深沉的忏悔,所以上天似乎离我们很远。即使变为基督徒后,我们在认罪时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真诚的忏悔者,如果对其他人认罪认错,会被当作“自我招供”的证据受到利用、嘲笑和鄙视。于是,人们不敢在人前“透明”了,只会说“认罪只对着神就够了”。但是,圣灵的催逼不仅迫使我们向神认罪,也要向得罪的他人认罪。只有在坦诚的认罪中,弟兄姊妹才能经历真正的亲密团契生活。我们不要怕别人利用我们的“认罪”,要勇敢向得罪了的弟兄姊妹认错。上帝正是在我们的诚心痛悔中,走向我们的内心。上帝会保护和托住真诚的忏悔者,不让我们被恶者利用、鄙视和欺负。当忏悔的灵降临我们时,我们会离神更近,会在内心深处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举头会看到湛蓝的天空。

  当我们似乎听不到神说话的声音时,要反躬自问,“我与神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我在哪些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了人?”。要对神认罪,对家人认罪,对得罪了的弟兄姊妹们认罪。作为神人之间的祭司,牧师还要为会众在神面前认罪。灵性越高超的圣徒,越感到自己是个“罪魁”,上帝也因此与他们更近,对他们说话更多。

  在这纷乱嘈杂的当今世界上,上帝并没有停止向我们说话。他借着平凡的人,卑微的人向我们说话,对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神在我们的为罪忧伤的痛悔中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

  姚松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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