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我们周围的教育越来越脱离教育的本义，许多家长开始探寻能够真正对孩子负责的教育模式，尤其是基督徒家庭，开始尝试多元化的路径。但是，主内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真正的“师者”缺乏。正如侯士庭在新书《喜乐流放者》中谈到的，基督化教育继续智慧的教导者，来缓解时下的基督教代际传承危机。你有什么思考和想法吗？读完本文发表一些看法吧！留言或者来稿都欢迎！ 

 

 

 

        今日基督教传递的危机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29：18）既然教育的本质在于传递，那么若对于未来的故事没有异象，就会导致危机。人必有一死的异象应是基督教传递的一个强烈动机。以色列人没有来生的确据，只能希望被子孙后代记念。对他们来说，传递取代了复活。我们许多人因着多少确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继续走上帝的道路，而感到欣慰。

 

        我对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记忆犹新，当时仿佛就要面临一场核灾难了。我就是在那时候决心委身服侍下一代，靠着上帝的帮助以最大的同情心为年轻人做事。这次全球危机也许触发了一种新的人类精神的激进主义，至今已衍生出许多形态，包括对理性主义的反叛。当然，那次危机帮助我彻底思考基督教教育的前景，同时也开始梦想创建维真学院。

 

        基督教传递的危机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议题：历史意识的丧失、不再信任传统权威、缺乏诚信的组织机构、个人的自主性，以及最重要的，在科技世界中对上帝的敬畏荡然无存。

 

        许多事情抵消了信仰传递的延续性：家庭的崩坏、家庭单位新兴模式的实验、转变中的女性社会角色，以及各种性反叛形式。一种新的信仰传递模式取而代之，可称之为“相信却不归属”（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传统上，罗马天主教教会和新教主要宗派的信仰传递，是以社会为基础来发展、存续宗教文化。不过，妇女g e命推翻了传统文化对性与生养的道德观念，导致母亲角色的崩解，而母亲原是宗教家庭价值观的主要传递者。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社会学家一致认为，这是与过去一刀两断的举动，尤以近三十年为甚。

 

        最近有一位法国天主教作家用他的书名提问：我们是最后的基督徒吗？

 

        那么，或许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需要重寻流放神学。因为就像耶利米等先知一样，流放也是我们的文化环境。当我们活在社会环境友善的世界里，会将信仰的传承视为理所当然，而不会刻意传递。可是，一旦社会环境对于信仰变得更充满敌意，真正的基督教传递就要从比较个人的层面着手了。

 

        在断裂的文化中传递基本价值观

 

 

        在今日，基督徒的见证似乎来到了十字路口。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相信组织性和社会性的信仰传递，而无法想象如果抽掉宗教组织、公开教会、神学院、大型特会和各种宣教事业，现有的基督教会变成什么样子。然而，如前所述，这些努力大多造就了公共事奉中的超现实主义，将焦点摆在大众传播上。

 

        不过，传递信仰要想更为亲切，所需要的是个人对上帝的经历和对此经历彻底的回应，以致内心最深处被触动。这样的传递是在关系中进行，体现出一种整全的信仰和信靠的生命。

 

        过去的教会成员普遍认为，只有神父、牧师或教会领袖才能拥有与上帝亲近的经历，而且一般基督徒不太需要参与信仰的传递。或许大家并未深入了解上帝所说的话：“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11：25）。犹太教的圣殿体系倒是真的把这些事“藏起来”，不让那些传扬耶稣教导和传递他的爱的老百姓知道。尽管如此，奥古斯丁认为“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住着那位主”。

 

        我们每个人都直接向基督负责，而且都需要培育和引导，好叫信仰的传递变得更亲切。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更深地认识上帝，进而认识自己，并在各种关系和情感上经历福音的和好特质。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明白，人要察觉到，现实地活着，不仅是活在世上，更要接受那位永活的、有位格的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与升天，我们得以靠着圣灵与上帝亲密同行。但是，组织化的宗教却倾向于将这双重实质中觉得会冒犯人的内容挪去，又以自己机构的实用主义来取代圣灵。

 

        在现代世界的消亡中，尽管文化已然呈现断裂，我们仍要传递关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我已看见一种新的“壁垒”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占据人心。

 

        世俗化横扫北半球，基督教人口据点朝着南半球移动，形而上观念的系泊处已然丧失，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测：假如上帝已死，一切皆可允许。全球化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失去过往历史也使我们盲目，将自我缩减到只剩下科技意识。这些趋势正在将我们熟悉的标记一一移除。

 

 

        以古典教育来传递

 

        近来，此危机已促使一群教育哲学家推动回到古典公民教育的“派代亚计划”（the paideia project）。“派代亚”一词原意是希腊城邦中为较优渥家庭提供的教育训练，让男孩在接受一段漫长而全备的个别指导过程后，成长为有见识的好公民。这个过程背后的动机是神话中的诸神会守护指导人类，好比守护雅典文化的雅典娜女神，会指示和照顾雅典人。

 

        然而，亚历山大大帝迅速拓展希腊化时代的帝国疆土，堪与今日的全球化相比。人类存在的规模随之大幅扩展，于是聪明的希腊人（如西塞罗）必须重新思考，自己不仅是小城市的公民，而是一名世界公民。诚如柏拉图所言，希腊化教育灌输的个人文化——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如今看来像是“必朽之人所获得最宝贵的恩惠”，是人余生拥有的“上好”价值。

 

        倘若派代亚教育在过往的焦点是（现在仍是）公民利益，那么初代的基督徒作何回应？

 

        生活在派代亚文化中的新约圣经作者，将个人指导的观念作了进一步延伸。他们指向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派代亚”。基督的确应许门徒，圣灵会作他们的保惠师（Paraclete），成为他们的“派代亚”，并在他们生命中动工。对基督和内住之圣灵坚定不移的委身，不仅影响后来的沙漠教父建立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引导中世纪修士建立修道院制度。

 

        相较之下，我们当代基督徒的委身显得苍白无力，于是现在有些人在寻求更热切、更个人的指引——或许是心灵导师、心灵密友或属灵导师的指引，为了更严肃地面对自己的呼召。因为如果我们的福音派精神不回到根本，而是变得更政zh i化，那么我们对信仰就会变得随便、反复无常、思想分裂又虚伪不真。要是这样，当信仰传承到下一代，下一代却难以维持，我们也无须惊讶。

 

        初代教会及家庭从两方面获得信仰的教诲：个人和群体。使徒保罗十分关心父母如何教育子女（弗6：4；西3：21），初代教会也指派教师去教育初信者（徒13：1；林前12：28；弗4：11）。

 

        一世纪末，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已经使用“基督教教育”一词了。后来，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详加阐明父母应如何教导子女，并且建议全家共餐之时为很好的起点。公元二世纪末，教会要求预备受洗者接受为期三年的信仰教育见习。之后，奥古斯丁阐明“如何开始宗教教育”。然而，直到古罗马晚期结束以前，基督徒仍是个别接受教育训练。马洛（H.I.Marrou）指出，基督教学校至中世纪才开始发展。

 

        或许我们需要回溯起点，回到偏向个人的教育模式，结合异象与基督受死又复活升天的叙事——那才是基督徒生命的根本。没有委身就没有传递，没有坚持的委身就没有真正的传递。

 

        我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面对这个呼召的挑战。有一位出身宣教士家庭的牛津大学学生告诉我，他的信仰似乎与生活毫无相干，而且没有意义。再加上他爱上了一位非基督徒女孩，也考虑与她结婚。我和他约定每周五一起午餐，如此维持了一年。

 

        理性的辩论对他似乎没有用，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自己的内心既阴郁又寂寞，对于基督徒朋友的委身、关心与不住的祷告，他心为所动，不过他并未因此而被说服。后来他自愿申请到南极从事气象相关的工作，在那里他可真的是独自一人跟上帝在一起，一年只有一次机会收发邮件。

 

        两年后他回来，完全变了一个人，虔诚委身于基督，并且正在成为重要的基督徒领袖。

 

        这件事深深鼓励我继续在维持忠诚与信赖关系的情况下，不住为他人代祷，也在他们处于绝望之时，委身陪伴他们走过谷底。如果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断时续、肤浅、冷酷，而且缺乏同理心，那我们其实不能够为他人祷告。如果我们没有将真理丰富地存在心中，并在亲密的关系中怀着同理心将它表达出来，就无法将我们自称相信的那些价值观传递给别人。

 

 

        家父十分钟爱“以诺与上帝同行”（创5：22）的观念，这句话如今刻在他的墓碑上。他从这句话想到其他几位信心之父：挪亚也与上帝同行（创6：9），亚伯拉罕蒙召行在全能上帝面前（创17：1），这些个人的经历象征以色列的圣约生活，从出埃及到进入应许之地，然后到流放异邦。

 

        这段信心旅程的引路之光是对上帝的敬畏；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让我们活出经历上帝的整全生命。

 

        同样，我们在寻求自身异象的旅程中所需的引导（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要委身于圣约的生命。因为如果智慧是将知识有效地应用到生命情境中，那么思想和行动、言语和作为就不容许有表里不一的情况。

 

        无父的时代亟需智慧的教导者

 

 

        智慧的教导者必须具备敬虔的正直品格，家父在这方面是我很好的榜样，激励我起而效法，也帮助我看见，许多今日文化上的精神分裂主要原因在于无父，好比一整代的以实玛利在世上游荡，在道德的旷野里无人庇护。

 

        耶稣使用的“阿爸，父”一词，是否为以色列的祈祷生活中独特的称谓，对此学者众说纷纭并无定见。不过，这个称谓当然是独一无二的！唯独神子能使我们放胆说出主祷文，因为只有他能教我们祷告。我花了许多年默想主祷文，这段祷文使我更具体地明白属灵儿子身份的意义。儿子的身份使我们了解，门徒训练在四福音中都居于显著位置，并由我们神圣的主亲自教导。

 

        然而，新约各个作者在同一福音的延续中，也使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方式来阐明门徒训练。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要保持足够的弹性，来面对各种环境和偶发状况，好使我们的信仰传递充满活力，并可以激发他人。“是这样，但也是那样”的辩证依然持续，因为我们愈住在那位“蒙爱者”里，就愈能笑看基督徒生命中的吊诡。

 

 

        我们能够像《诗篇》作者一样，在情感的完整范畴内挥洒生命，有时沾沾自喜，接着痛苦迷惘，之后又在心灵深处重新获得方向。

 

        与此同时，我们除了按照日常节奏走过年岁生命的四季，也按照上帝进入我们世界的神圣节期而活。身为人类的我们拥有许多重复的节奏，好比吸气呼气，睡下醒来，吃喝禁食，相爱和生育，养育子女和放手让他们自由发展，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借由守圣餐、庆祝主显节（Epiphany）、降临节（Advent）、大斋期（Lent）、复活节、五旬节、耶稣升天节（Ascension）和诸圣节（All Saints Day），我们的灵得以滋养培育。

 

        我们的身份确实是安息日的身份，所以在七日中的那一日，我们停下周间的俗世活动，感谢那位创造及拯救的主。年复一年，牧师带领我们不断强化属天启示的实在，为使我们得以改变，愈发合乎基督的形象。我们的儿女也会观看、模仿，并且延续家族的礼仪，效法父辈的行为。

 

        不过，若是灵性节奏在时间上反复无常，或是因言行不一在道德上变得软弱，那么与过去的连结就无法持续了。

 

        尽管以色列文化成为使用文字的文化，口头传递对于以色列人的生活仍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朗读圣经的是祭司还是父亲，口头传递的行为都是位格性的。讲道的口述传统也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包括印刷品在内，因为我们至今仍能展读诸如多恩（John Donne）、清教徒们、卫斯理（John Wesley）、司布真（C.H.Spurgeon）等人的讲章而大受激励。就连巴赫的清唱剧都是为了配合主日证道而创作的，因此演奏起来格外鲜活，又多姿多彩。

 

        在当今的世俗化向全球蔓延以前，这些传递方式一直保存在国家和民族的架构之中。

 

        （摘自《喜乐流放者》，上海三联书店，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