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我的意料，卡尔·楚门的《路德的人生智慧》出版简体中文版之后，并没有在教会内引发应当有的关注，这实在是让人感叹。

 

 

 

        路德的智慧对今天教会的意义 

 

 

        这是作者卡尔·楚门写作的一本小册子，这位学者的著作主要偏向于历史写作。他在论述历史写作的一本书《History and Fallacies》中特别提醒，历史研究常常会出现时空倒错的问题（anachronism），也就是历史写作常出现的倾向：将今日的处境（尤其是观念）不加分辨地读入过去的人和观念中。

 

        因此，当他讲述路德的人生经历时，是要尽可能地进入那个处境中，讲述路德如何面对教会的挑战，如何处理称义、圣道、圣礼等等神学议题。这些议题以及带来的纷争，对当时的基督徒和教会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正如作者所说，路德的写作本来就有很强的教牧性，去理解路德如何处理信仰生活当中的具体问题，如何得到安慰，或是安慰信徒，以及面对软弱和挣扎，这对今天深陷实用主义文化当中的教会来说，本身不应当很有价值吗？

 

        当然，路德眼中的世界与我们今天有显见的不同。他眼中的世界，魔鬼活动猖獗，正在对上帝的国度进行着各种搅扰、破坏和攻击，就像马太福音11：12节的原意所表达的，天国自施洗约翰成为前锋开路之后，就遭遇到了激烈的攻击。如今，中产阶级为主的教会除了承认宣教会遭遇挑战之外，几乎只接受“岁月静好”和个人道德更新，并不分辨什么国，也看不到人类引以为傲的种种宏大建制背后，难道不是魔鬼正在引诱人远离上帝吗？

 

        唯名论对实在论的冲击 

 

 

        另一个从路德时代开始的哲学观念的变化，发展至今，已经深深地改变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这就是唯名论对实在论的冲击。唯名论的出现，引出了一位意志层面高于理性的上帝，这位上帝不欠人什么，也完全不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这样的一位上帝如何能与有罪的人会遇，人如何有确据？

 

        楚门告诉我们，路德在改教之前已经是一位负责举行圣事的神父了。按照中世纪教会的教导，饼和杯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他的绝望和恐惧是，一个罪人怎么能用污秽肮脏的手制造、触摸上帝。

 

        而宗教改革以来，一种新的灵性焦虑因应而生。唯名论占据上风以后，哲学的焦点主要在认识论而非本体论，神学开始专注于上帝的意志，而不再专注于他的存在，人们不是为上帝可能不存在焦虑，而是怀疑他可能不遵守诺言。

 

 

        常有人疑惑，保罗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如此明白，为何到了路德那个时候要如此大书特书。但事实上路德和我们今天一样，都是要在生活当中处理超越的上帝与我们相遇的问题。他的思考和写作是要回答一个基本的神学性、生存性的问题，“我在哪里才能找到一位恩慈的上帝”。

 

        如果说两者之间有明显的时代差别，主要是视角上的。路德的神学观念非常强调客观的，外在于人的角度。而今天的教会，视角常常是存在主义的，从“我”发出的。

 

        唯名论渐成主流之后，人们认为，上帝如此超越，以至于世界和人都不需要他了。人类种种生存性的问题，似乎已经透过科学和人类建制的种种方案有了答案，人类不能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多了。伴随着这种乐观而来的消费主义，以及以自恋为特征的个人主义也深深影响着教会。

 

 

        整个世界一度充满了过度实现的千禧年式的乐观。说“一度”是因为就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人们亲身经历到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那样的普世欢腾的局面，到今天的骤然回到全球经济乏力，政zh i紧张的局面。

 

        这种历史的变局让人措手不及，也是对新自由主义和神学上的时代论一个巨大的打击，教会和整个等待救赎的世界，目前仍处在已然和未然的居间状态。当我们认为只需要上帝为我们做不多的事情，其他事情我们能做得更好的时候，我们沮丧地发现，我们期待上帝做的事情，他还没有做。可以观察到的是，目前的教会正陷入深深的这种焦虑当中。

 

        检讨目前教会的状态，可能有很多总结。但是楚门一直提醒我们，宗教改革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宗教改革的精神对今日教会的健康极其重要。他认为，宗教改革代表一种运动，也就是将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置于教会生活与思想的中心。这个定义的三个特定层面：1）教会强调基督并他钉十字架；2）强调圣经是我们宣讲基督时所依据的基础和准则；3）教会强调得救的确据是所有基督徒的正常经验。

 

        三个特定层面（也就是三个“唯独”）的前两个，展现了改教家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并不是今天常见的存在主义的（司普罗总结说，今天的整个文化都是存在主义的），用约翰·弗兰姆《神学方法论》的划分，是规范性和处境性的，而第三个层面则是主体性的。但是，这三个视角并不是互斥的、割裂的。人在圣灵的引导和光照下，获得真知识所需要的平衡的视角。

 

        神学应该是教牧性的，是对信仰的投入性反思。宗教改革思想的三个层面，首先回应的是在信仰生活当中充满焦虑的路德的困惑。一位人们无法用理性去把握的上帝，却透过十字架上的基督，向人启示自己。他与他们的子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应许要成就的，都透过圣经的话语做了见证。而透过上帝所赐的信心，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们得以确认自己的身份，并以此作为自己面对此世各样环境和挑战的动力。

 

 

        今天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标志是以内在性为特征的自恋，教会缺乏对此足够的警醒认识，让这种罪酵在个人敬虔主义的全团发了起来。外在的、客观的印证、标准完全被内在标准取代，上帝的灵与人的灵因此已经缺乏清楚的区分。自由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我们就进入到了路德所说的“可怜的牲畜和无理性的猪”的状态。加尔文表达得更客气一点，怠惰：因为骄傲，没有意愿改变，又深深处于缺乏平安的恐惧之中。

 

        路德晚年看到了教会的问题，却已经没有时间来处理了。但是从他开始的改教家们继续在牧养中完善神学，带领教会。改教家们认为，得救的确据是所有基督徒的正常经验，这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正是一剂良药。

 

        既是所有基督徒的正常经验，就是普遍的。正如楚门观察到的，在今天这个迷恋个性化的时代，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问题和危机，而上帝则太普通。这位上帝可能不知道AI，可能不了解同性恋是先天性的（持论者并不清楚先天是什么），抑郁症则是大脑的某个构造引发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人类一如既往地想要用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罪酵在每个时代的发作有不同形态，但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今天中国教会的内在危险是，看不到人类罪性亘古未变，迷失于处境中寻求“新”；更看不到福音的大能是每一代人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将上帝护理的鲜活历史视为“旧”。 罪酵在每个时代的发作有不同形态，但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们要摆脱困境，需要的是转向，正如路德强调上帝启示的优先性和客观性，在当时是一种转向。卡森说，关于“信心”，今天更为常见的意思是“个人、主观、私人的宗教选择”，而在改教家们看来，则是“肯定、确知自己蒙神悦纳”。我们今天该如何选择呢？

 

        楚门提醒说，信心的确据绝非仅限于“安抚良心的镇静剂”而已。由于确据强调是上帝出于主权与恩典的作为，因此会吸引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无条件展现慈爱怜悯的上帝身上。路德和改教家们诉求的是让这样一位上帝成为焦点。而上帝的恩典和我们爱的回应之间存在着联结，我们知道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以爱来回应。转向之后，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将被重塑。独行其事的上帝向我们发出无条件的、完全的爱，因此让救恩白白地临到了我们。

 

        奇妙的是，我们可以确知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在路德看来，这样的经验来自于客观性：上帝的道和圣礼。来自于他在历史中的作为——对应许的确认——和圣灵在教会当中的作为。

 

        有意思的是，和今天不一样，路德并不认为这种经验的基础来自于你我的个人经验或是情绪高潮。但就是这样一位强调客观性的改教家，他的文字却热辣、尖酸、火热。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他剖开了我们的内心，将我们在基督之外的生命真相暴露无遗，“那生命是一出愚蠢的闹剧”。 

 

        个人生命当中充满着活泼的（有时候是痛苦）的体验，又有着自身之外的坚实基础，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信仰经验吗？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不拿起来读呢？

 

        （本文内容主要参卡尔·楚门的《路德的人生智慧》、《宗教改革，过去现在与将来》，邓乐山译，台湾：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1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