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对童年唯一的印象，无非集中在几个童话的段落里。

　　遗忘了伊索寓言，以及丑小鸭的蜕变过程，对天方夜谭的情节也日趋模糊。然而，每当想起穿着新装的皇帝在小孩面前表现出来的窘况，想起众大臣的软弱、虚伪、阿谀奉承等人性的劣根性，仍被深深刺痛；每当想起那个孩子的勇气和单纯，便看到了希望，在那个小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

　　从前，我在自己的生命中立下了一座简单的碑，这座碑上镌刻下3种人生的格局∶要么成为一个穿着新装的皇帝，要么成为丧失良知却独揽大权的臣宰，要么成为那个捍卫真理、言明真相的小孩。

　　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成为这3种人之中的任何一种。

　　我想，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中，稍微有些良知和理想的人，都愿意和《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小孩一样，以言明真相作为自己处世为人的根基。

　　于是，你看到了鲁迅的呐喊，听到了柏杨的呼声，得到了巴金所写的3字遗言“说真话”，也读出了许多的愤怒与对“事实”的忠诚……这些声音，使我振奋，支撑着我走过青春岁月中最艰难的一段。

　　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正视这些声音，或者说，每个人都能坚持内心基本的道德底线，坚守最根本的良知的声音，大地就离天堂不远了。

　　我还想，那个小孩仿佛是为中国人所写。那个小孩的声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为欠缺，同时，又是最适合在这里发出的。

　　忘记了自己穿着开裆裤

　　当小孩子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时候，他是用声音发言，且以童真的声音发言，也就是“道”出了真相。

　　我认为这个“道”很重要，它不仅仅是人的自然反应，更是源于某种精神或力量的推动，使孩子能看出真相与事实，从而勇于面对这个充满谎言和欺诈的世界。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道”和“真”紧密相连。圣经也严厉地指出∶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也就是说，一切谎言及邪恶、诡诈、嫉妒、贪婪，都是魔鬼对人的欺骗与玩弄。

　　于是，我的并不成熟的世界观逐渐形成：善恶不两立，绝对没有中间地带。

　　当我如此设想，便已无形中将自己划定为善的拥有者和维护者，他人则与善绝缘。

　　于是，我便可以光明正大进行反思与批判，朋友善意地称我为“愤青”。我以为真理在握，或以自己为正确，毫不留情地对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与事件，提出质疑和批判。从“三鹿事件”、汶川地震暴露的房地产商的邪恶，到富士康九连跳显明的社会问题——我无一不感受到精神的苦难，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结，自以为独上高楼。

　　我记得一年前，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只要你不同流合污，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就是难能可贵的。

　　我当时很藐视，心里想，这位老师经历过文G，他的话依然是表面文章。对我来说，凡是经历文G的人，大都患有严重的“精神萎缩症”。

　　这样，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言明真相的小孩子，成人世界的所有人都是那个赤裸而不自知的皇帝。所以，我始终不愿离开我的自闭的童年。我身边的许多人，建议我寻求心理的医治和调节。然而，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者身上。

　　直到有一天，我领悟到：当那个小孩子看到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时候，忘记了其实自己也穿着开裆裤。

　　往自己头上射一颗子弹

　　我为什么信上帝，为什么信耶稣，我也不知道原因。

　　其实，起初很简单，是一种功利化的信仰：渴求我的疾病被医治。我当时身处童年的尾巴，心智逐渐开启，一种莫可名状的意识困扰我许多年，医学不能解释，更不能治愈。

　　我妈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她没有复杂的想法，只有爱心和智慧，能够把最平凡的事处理得非常精彩。我的爸爸也是。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很单纯向主祈祷，没有太多复杂的要求，仅仅求上帝不要让我作恶梦，不要让我半夜惊醒就好。但我常常清醒一段时间之后，便又陷入昏睡状态，并且时常在梦里见到血腥与狰狞的场面。梦醒后，疲惫不堪。

　　滑稽的是，在医院的几个月，更加剧了我的愤怒情绪。最终，我放弃了医学治疗。出院时，我违心地买好礼品，送去院长家。那种“被”潜规则的感受很不好，如同四肢被绑在架子上，然后受着多人的唾弃。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氛围，唾沫星子到处都是。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金庸武侠的“丐帮”里，新任帮主上任要被大伙儿吐痰。金庸是说，导致人精神贫困的原因，在于我们始终处在唾沫星子横飞的世界里。

　　能怎么办呢？我记得尼金斯基在精神分裂前夕写了一句悲伤的话：“有钱的人到处搜刮金钱，小人物只有往自己头上射一颗子弹。”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表面上，似乎讽刺软弱的小人物没有资本面对现实，最后只能饮弹自尽。若联想一下，就会发现他的意思原来是∶从长远来看，一些人并不贪图看得见的财富。他们以看得见的金钱为最低的需求，他们要以爆炸性的思想，令自己和世界被重新认可、重新整合——但也有一种可能，当这种被认可和整合的梦想破灭，便只能义无反顾走向毁灭。

　　我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遇见一个转弯，幸运地找到了避风的港湾——我走向了上帝，但那时还只是按着我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之后几年，我身体的状况明显好转，这可以称为“神迹”。然而，灵魂深处的病源，依然存在。这个病源，依然是小孩子只是看到了赤裸裸的皇帝，忽略了自己的开裆裤。

　　此时，我是以并不全备的“上帝观”来看待人与大地的关系。在我的认识里，上帝有绝对主权，对这个世界进行报复性的毁灭。可怜而软弱的人类，没有丝毫理由可辩解，一切灾难都是人咎由自取。于是我高举宗教的大旗，勾勒出天堂和地狱的鸿沟，对现实进行一翻狂轰滥炸。

　　那个小孩子幸福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很肯定，这个小孩子成年后，可能患上严重的忧郁症或精神分裂症，也可能与现实妥协，成为一个赤裸的皇帝，或一个丧失理想的大臣。

　　那个唯一看到“真相”，或是唯一说出“真相”的人，生活在人群中就如同异物，幸福是不存在的，幸福指数依然是零。并且，他所认为的真相，也许仅仅是他所看到的，而不是他者看到的真相。从这个角度讲，皇帝和小孩，其实都已经丧失了“看得见”的能力。

　　遇到了来寻找我的耶稣

　　有一天，新结交的好友与我聊起了彼此的“私生活”。他调侃地说：“白天尽力讨好上司，下班后玩女人，晚上回去看康德。”

　　他并不是在说他自己，他是在描述：许多人的思想和生活处于严重的割裂境地，言行不一，精神与肉体无法联合。

　　但也有可能，他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苦恼和悲愤：一方面，强盛的求知欲和内心的道德感，促使他在这个浮华的年代，依旧能观望康德的星空；另一方面，他又无力抵御外界的诱惑，无法战胜私欲的牵引，像大多数人那样，让自己变成了作家陈韵琳所说的“双面亚当”。于是，再美丽的星空，也始终与他的生活遥不相干。

　　这种矛盾中的尴尬，众生皆有。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参《罗马书》7∶19），“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参《罗马书》7∶18）。这是人类史上最简明又最精彩的自我认知宣言。

　　尤为可贵的是，说这话的犹太思想巨匠保罗，不是说“我们”，而是说“我”。这样的主语，这样的自省以及忏悔，与大部分中文作家的习惯迥异。

　　我习惯于用“我们”表达某种愤慨，其实是将“我”独立于“他们”之外。从前，朋友善意地批评我：众人皆醉你独醒。当时我还愤愤然，现在越来越明白朋友的意思了。

　　当然，这不单纯是话语转变的问题。有这种话语转折的人，他自己首先是一个被拯救者，对自我有明确的认识。于是在忏悔的眼泪中，开始与自身，也与周遭的事物产生一次和解。

　　事实上，从前的保罗如我一样，以自己的“看见”为“真理”，发“义怒”逼 -/迫基督徒。但是，当他真遇见了耶稣基督，遇见了真光，他就扑倒在地，先是向世界而死，然后向真理而活。改变就这样产生了。而我也和他一样遇到了来寻找我的耶稣，他让我真看见了他，认识了他。

　　这种关于“看见了”的故事，圣经里还记述了很多。肉身的看见，永远看到的只是他者的赤裸，而看不到自身的狼狈。只有灵性的看见，是看见了真理的光，并在这真光中看见了自己的本相，从而走向生命的自由。

　　这样，夜深人静，也许可以暗自设想，安徒生设计的小孩和皇帝，本没有身份差别，他们都有赤裸的一面，只是自己并未看到或承认。

　　那个小孩和皇帝，其实就是你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