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但记录在《圣经》中的神的特殊启示，其中有一些也可能以别的形式在世界流传。这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圣经》是神交托给他的选民以色列的特殊启示 (罗3: 1 - 2)。但早在神创世之初，神已开始赐下特殊启示，向人启示他的律法了。“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2: 1 - 3)。这是神关于安息日的启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 24)。这是神关于婚姻的启示。“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创4: 4)。亚伯知道用羊群中头生的和用羊的脂油献给神，这强烈暗示神已经向亚当、夏娃及其孩子们指示过关于献祭的事。正如柯莱特（Sidney Collett）指出的：“因此我们见到，人类从最早的年代开始，甚至在《圣经》尚没有产生之时，已有关于神和他的律法的知识了。” [1]  巴文克 (Herman Bavinck) 说：起初，特殊启示并非只给几个人，也不仅限于单一的百姓，乃是赐给当时所有活着的人。世界的被造、人的受造、乐园与堕落的历史、罪恶的刑罚、神恩典的最初宣布(创3: 15) 、以及公共的崇拜 (创4:26) 、文化的起步 (创4: 17) 、洪水、巴别塔的建造 …… 这些事件的传递往往以非常突出的方式出现在世上不同民族中间，就没有甚么大惊小怪的了。人类历史有一共同的起点，并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2]

     巴别塔事件后，神变乱人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在全地后 (创11: 1 - 9)，神的许多特殊启示也被带到各族各方。各民族最初的单一神崇拜、大洪水的传说等，都可能源于神早期的特殊启示。

     到了族长时代，神拣选了亚伯兰，要他从拜偶像的家乡吾耳城，向北越过2500公里的弯月形肥沃地带，经米所波大米、哈兰到达应许之地迦南。这是神计划的转捩点。通过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出埃及时，他们的子孙以色列人以一个民族的姿态登上人类历史午台。神要藉着他的选民以色列，将他的旨意、救恩传给全人类。另一方面，即便在族长时代，神的特殊启示也不仅限于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同时期、住在乌斯地 (多数《圣经》学者认为它位于现今阿拉伯北部) 的非以色列人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神的特殊启示的领受者。从《约伯记》可以知道，约伯的几个朋友虽然关于约伯为何受苦的议论不正确，但他们对神的全能、至上却有极深刻的认识。至于约伯本人，神称他为“我的仆人”，赞许“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伯1: 8)。当约伯遭到突然的巨大灾难时，他并不以口犯罪，仍伏在地上下拜，称颂神 (伯1: 20 - 22)。这恐怕不是许多熟读《圣经》的人能够作到的，可见约伯对神的认识之深。约伯自己也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伯29: 4)。既是密友，神一定经常与约伯说话。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来1: 1 - 2)。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传道、受难、复活、升天是神的特殊启示的高峰。但主耶稣在世上的言行，并没有全都记录在《圣经》中：“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1: 25)。

    可见，《圣经》记载的特殊启示中，也可能有一部分同时以别的渠道在人们中流传。承认这一点，会不会削弱《圣经》的权威呢？不会。关键是要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首先，只有《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的最系统、最全备的记录。从创世、人的受造、人的犯罪、堕落，神的儿子降卑为人、为人的罪受死、第三日复活、升天，到福音广传、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新天新地降临，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和神的救恩已经完整、清晰地启示在世人面前，使每一个回应神的启示、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的人，都能得到神的拯救，并成为神的儿女。

     《圣经》是神赐给人的完备和充分的特殊启示。所以，《启示录》的作者警告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甚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启22: 18)。这段经文中的“这预言”是指《启示录》这卷书，但也可以用来指整本《圣经》。旧约《圣经》以后有了新约《圣经》，为什么在新约《圣经》以后人们不再需要神的新的启示呢？因为，神的特殊启示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旧约作者预言主耶稣的降临，新约作者回顾主耶稣在世的言行、并盼望他再来。有什么启示比神的儿子亲自赐予的启示更权威、更完整呢？莫理昂 (Leon Morris) 写道：

     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和升天是启示的最高峰。在他里面，上帝与我们同在具有特殊意义，但是启示的过程并没有在耶稣升天时停止。在早期教会生活中，启示仍然进行着；它在教会的历史中 (大部分记载在《使徒行传》中) ，在历史的解释中 (使徒书信及《启示录》)。我们不用诧异，在耶稣的工作及决定性事件之后，启示依然继续，因为启示包括了事件和解释，这些事件尤其需要解释。有了对这些事的解释，这类的启示也就停止了，以后再没有启示赐下来。成型的正典也将主后的一些书卷纳入《圣经》中。[3]

     新、旧约《圣经》正典都不是“开放的正典”(open canon) 。当神的救赎告一段落、先知时代过去后，旧约《圣经》正典的写作也告完成；当主耶稣基督赐下启示、受难、复活、升天后，圣灵继续工作，让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他的言行写下权威的见证和解释。至此，新约《圣经》正典也随之完成 (本书第八章将有详细讨论) 。所以，新约《圣经》完成后，神不需要再赐下新的启示，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事实是：一方面，神的特殊启示不是只记录在《圣经》中；另一方面，这些以别的形式流传的特殊启示并不是有别于《圣经》的新启示，相反，它们的内容已经包含在《圣经》中了。所以，在《圣经》以外流传的特殊启示，不是补充《圣经》，仅仅是印证《圣经》。

    那种认为几千年前写成的《圣经》已经过时、人们需要新的启示的观点，是藐视神的权威，容易滑向“经外有经”的异端。《圣经》是神的最系统、最完整的特殊启示，它和那些自称是神的特殊启示的口传或文字就不可能是“互补”或“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验证与被验证的关系。神的启示一定不会相互矛盾，“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后2: 13)。与《圣经》相符的，可能是神的启示；与《圣经》冲突的，决不可能是神的启示。所以，《圣经》是检验一切以别的形式流传的特殊启示的唯一标准。处理好上述关系，我们就既能以一个较广阔的视野认识神的特殊启示，又能持守对《圣经》的敬畏，高举《圣经》的权威。

 

    * 这原是《圣经的权威》第二章的一节，是至今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我的论述是本于《圣经》的。但从维护《圣经》的权威的大局着眼，为了不分散读者对整本书的注意力，我决定将它从本书中删除，有机会来单独论述。

 

注   释

[1] Sidney Collett著，《真理的圣经》，香港：基督福音书局，1956年，第4页。

[2] Herman Bavinck 著，《基督教神学》，赵中辉译 (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89年) ，第28- 29 页。

[3] Leon Morris著，《我信启示》，汇思译 (香港：天道书楼，1992年) ，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