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

 

　　我们所有的知识把我们更带进无知

 

　　我们所有的无知更把我们带进死亡

 

　　可是接近死亡，而不是接近上帝

 

　　——艾略特

 

　　藏匿于人类中的恶比包医百病的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深得多，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的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管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必须正视人性中的幽暗，由此才可以开始新的探索。而幽暗的人性一再告诫人不可轻信社会福音、人间天国之类的许诺。这样就给社会制度、现世政权祛魅，从而为信仰精神、彼岸世界留空间。

 

　　——齐宏伟

 

　　我不信通过制度改变可以消灭苦难、饥馑、贫穷，但我坚信一个人通过生命改变，有了信念、希望与博爱，可以多一份对抗不公正的勇气和承当苦难和耐力。

 

　　——齐宏伟

 

　　一

 

　　齐宏伟的书，几年前就买了，对于营养人的好书，总是留着慢慢享用。我老是觉得自己的灵魂饥渴，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为此而感到郁闷而又焦灼。

 

　　就在最近，客居S城，心境一下空了起来，我第一次集中阅读他的七本书以及博客里的系列文字，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心灵受到的惊艳与震撼是那样强烈，泪水瞬间流下，惊喜，赞叹，玩味，不安，我在房间里徘徊着，一会儿躺下来品读，一会儿站起来踱着步子，再一会儿伏案记下灵感，单位长长的幽暗的走廊里里来回走着，我仿佛听到了另一颗寂寞的心魂，喁喁自语，那是远方的灵魂。所谓激动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时光，那些痛苦，纠结，盘绕，唯独心底这片心魂生发真实的回响。我的眼前浮现出聂赫留朵夫在旅馆的房间来来回回走的情形，浮现出伊凡的辩论和阿辽沙纯真的眼神，那些精神难题长久折磨着我，一次又一次把我的心灵逼入暗角，促我寻找生命的那一线亮光。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细读书稿，灵魂猝然相遇，不断地颤栗与苏醒，经过了漫长的幽暗、践踏，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除了重复鲁迅式的沉郁、悲怆、孤峭和寒郁以外，一颗颗伤痕的心能否在基督里重新归正？

 

　　社会剧变，阶层固化，道统断裂，价值沦丧，压力陡增，奔波辗转，环顾当下，蝇营狗苟，人的生存是否太实际、太功利，太沉重了！？蔑视别人的处境和尊严，是一个彻底丧失了尊严的无赖群体，几乎没有真正的良知和关怀可言。见惯了人性的丑恶，各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让人身心俱疲。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就象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压抑苦难，中了黑暗的病毒的心，从根本上就彻底黑暗了。个体怎样度过茫茫暗夜？这个问题就此诞生。

 

　　以什么精神姿态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如何面对生命本身？类似的精神问题无不折磨着一代又一代的仁者、思者和圣者，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鲁迅、张中晓、林昭、海子、穆旦、史铁生、张承志等等，他们大都反对以暴力抗恶，对于个体的自由与生命尊严都持悲悯和虔敬，这些正是最优秀的文学传统。

 

　　齐宏伟凭着自由和生命意识的敏感发现了中国人心灵的病毒，然而他既没有选择苟且麻木，也没有选择疯狂独我，而是拨开荆棘，继续前行，深入暗河上的求索。他果然是一个敏感的人，不仅对文学艺术敏感，更主要是作家精神世界荒芜的敏感。他以“属灵”的眼光洞察到了人性幽暗、人类的苦难和人生的困境，对于后鲁迅时代极权和物欲对于个人精神价值和生命尊严的摧残和奴役，给予精神的照亮和抚慰，那就是回到神圣价值，蒙受光照，接受精神洗礼，有了价值之光的透视，才具有向死而生的勇气，也才有新生命才可以开始。

 

　　我无法知道，齐宏伟在这样的精神困局里熬炼了多久，但读了他的《文学、信仰与我》后，还是明白了一点，在有限的几千字的描述里，我真切感受到他曾经为这个问题苦苦挣扎和辗转反侧过很久：

 

　　我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但为何总觉得自己还不错呢？我有很多肮脏、丑陋却为何一再推给社会和世界呢？一个满脸肮脏的人，却仰着脸对全世界的人说：“你们看，我的脸多干净！”西方学中的忏悔精神似乎一下子也触动了我。我这才明白很多时候知识学说、体系是每为了掩饰人性的罪恶，人性本善的假设完全可以成为指责社会的借口。

 

　　人的错误，尤其是经历过“文g e”以后的中国人错误在于把罪的责任推诿给环境或他人，而不愿自己承担，于是就倾向于把罪和恶当成一种实体，好为上帝的缺席与自己的放纵寻找借口。

 

　　齐宏伟之所以关注人的精神和灵性，主要和他自己的思想求索有关。那些年，我也常常感受到生活的苦难和人生的毫无意义，身心很累，当信仰和现实的生活发生碰撞，特别是一些惨烈的事情遭遇到是时候我却深深感受到人生的无力，却可怕的陷入一种虚无的深渊当中。那些来自环境、学术、亲情、友情、爱情、信仰、思想等带来灵魂撕扯密集遭遇和折磨着我。

 

　　阅读齐宏伟，是一种心魂的震颤，这个世界，原来可以是这样，我终于从压抑的文明和人性中超越出来。犹如酷热之后的天气渐渐转凉，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渗透生活的空虚感，也烟消云散。读齐宏伟，其实就是读自己多年以来复杂的心路历程，几本书一口气读下来，读到最后竟不知不觉感到内心在变化，裂口在融合，一个人，只有精神和心灵上的真正强大，才会真正宽恕和解脱自己的心灵。而我的痛苦在于，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度里，谈何真正的宽恕和信仰？鲁迅当年即如此，他站在“人的立场”而非“神的立场”，他很清楚他所面对的是“无物之阵”的绞杀。如果有上帝，苦难与邪恶又是从哪儿来的？我也陷入这个问题之中。

 

　　2003年初冬，我读鲁迅，体会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S城肃杀、萧条、冷落，无穷无尽的黑暗、凄然和阴郁，人的面部全是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一点儿生气。我在孤独绝望里挣扎，贪恋着已经逝去的温暖。哀莫大于心死，生命在凄风苦雨的漫漫长夜中一点点被剥蚀，心魂的火花在孤静中黯然。一方面是精神、灵魂的空寂、落寞，另一方面是是对人生、世间芸芸众生生命终极意义的探求与思索。不知不觉之间，十多年过去了，灵魂里散发着寒意。

 

　　不过自从邂逅齐宏伟的那刻起，我觉得自己不再孤军奋战，一个70后的精神同道，刮骨疗毒，正在直面时代的精神难题，并且以亲证的方式迎接人性的残忍和时代的挑战。当我阅读他的信仰经历时，自己不禁惊呆了，这简直和另一个“我”相遇：热爱文学，执著爱情，寤寐思服，忧郁感伤，崇尚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的个人奋斗精神，崇尚启蒙精神，坚信理性，曾借禅宗的启示“安心”，反思自由主义，推崇存在主义，批驳进化论学说，质疑历史理性，以理性批判上帝，尤其推崇鲁迅式的英雄主义和个性独立精神，深味鲁迅式悲凉，敢于袒露个我心魂，撕开生存的裂口，即便遭遇绝望，也偏要效仿鲁迅“反抗绝望”，拒绝任何权威和精神拐杖，在寂寞的暗夜，独自担当精神的创伤，舔着自己的伤口，依然要做“真的猛士”和“真的人”……天哪，这个齐宏伟和我曾经的精神困惑何其相似！

 

　　不同的是，我囚在恶劣生存处境中的时间太久，有过“愤青”的彷徨与自戕，无法张扬个体的的灵性，相同的还有，我们不约而同都“绝望”了，或许是在寒冷中习惯了，已经不再习惯温暖。生存的压力，生活的欲望，生命的尊严，心灵的焦灼，荒寒的世界，严酷的环境，内心的黑暗和荒凉，使得我们不由得质疑鲁迅思想启蒙和人性g e命改造的效果，虽然我们没有一开始就信靠上帝，甚至也曾有把原因都归结为环境和他人的时候，但是我们都敏锐地感受到，鲁迅所依持的精神资源已无力承载心魂的伤痕，苦苦思考鲁迅生命哲学“内向超越”的困境，信仰后也同样受过灵恩派和唐崇荣牧师的影响，真的很奇妙。在这个冷漠、荒寒的世界上待久了，在这个被权力宰割、被利益切割的世界上待久了，灵魂散发着冷气，尤其是长期耽溺于存在主义式的荒谬、恶心与冷漠中，沉浸在鲁迅“精神界战士”的呐喊中，就会中了怨恨的病毒，找不到滋养自己灵魂的食物。

 

　　某些学者长期片面推崇鲁迅“反抗绝望”的哲学，过分张扬人的自由意志，而无视严酷社会给人造成的精神内伤，无视深渊里灵魂的呼告，实际上无意间遮蔽了脆弱不堪的自己，难道都要向鲁迅笔下的人物受伤后如孤狼般在角落里舔着自己的伤口或终于无牵挂地死去？难道都象象卡夫卡那样孱弱、自虐、自卑？精神之路和救赎之途在哪儿？克尔凯郭尔说得好：“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由于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当然有人会说，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不需要借助上帝来给怜悯，得以一辈子安然享受上帝给的温床，就象鲁迅那样坚持“反抗绝望”，而拒绝一切来自他人或者上帝的怜悯和同情……我是鲁迅爱好者，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话，问题是象鲁迅那样坚韧象尼采的“超人”那样强大，一般人难以做到，绝大多数人，需要寻找希望与寄托，需要有个信仰来支撑自己直面人性的幽暗和人生的苦难。正如加尔文所说：“一个人若知道他在一切事上都有神的指引，如果人知道他的工作是神交付他的，人必能以忍耐克服所遭遇的一切困难、不幸、失望和忧愁。”

 

　　真的很感恩，是信仰让我们从爱情的死结里挣脱出来，从文学虚幻的审美主义里突围，从启蒙主义和理性的枷锁里突围，脱离了罪的辖制！这个世界需要爱，需要信仰！但是，为什么就是难以进入信仰呢？正如齐宏伟所说的：

 

　　说到底我不愿意失去堕落的权利，也不愿接受基督教清规戒律的束缚。我是一个君子，但不放弃做小人的权利！我觉得恶还是有力量的，不愿意在价值上完全否定他。这是我怎么也无法理解列夫·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鼓吹忍让顺从的原因。

 

　　站在基督教语境下，当然可以这么说，可是中国人无法信仰的原因不止此，恐怕还与传统文化的心里沉淀有关，尤其是中国有近百年的民族屈辱，要想一步迈到“勿以暴力抗恶”的向度上，确非不易。但是引进神性纬度，至少可以给我们以启迪，除了在社会制度层面寻求改造以外，不要忘记了还有心灵这个层面。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就象列夫·托尔斯泰笔下描述的的伊凡·伊利奇一样：

 

　　他感到他的痛苦在于，他正在钻进那个漆黑的洞穴，而更痛苦的则是那个洞他钻不进去。妨碍他钻进去的是，他认定他的一生是光明正大的。对自己一生的这种自我开拓拽住了他，不让他前进，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

 

　　托翁一度强调道德勇气，自省自察，然而这与大卫强调的向死而生的信仰勇气不一样，他的晚年还是以痛苦告终。我自己也有一个“洞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苦苦思索人生的意义而不得，也曾一厢情愿认为自己是个无辜者，天性善良，但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个“我执”导致的错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旧的精神世界一下坍塌了，让我很久沉思一个问题，社会的罪恶和人生的苦难仅仅是专制造成的吗？陀氏说：“很清楚和容易理解，藏匿于人类中的恶比包医百病的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深得多，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的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这一番话就象闪电一样在心里起了作用，把我头脑凌乱的思绪汇合一处。知识的傲慢和权力的傲慢一样，都让人无法真正顺服、谦卑和爱，因为自我的傲慢妨碍了灵魂通过世界进入信仰。我终于摆脱了理性的怀疑，走向信仰，获得了平静和快乐。我终于明白，如果不舍“己”，消融“我执”，所谓的爱不过是利己主义的爱，那只是列文和伊凡般的教条主义的爱，爱的只是抽象的人群，而无法真正去爱生活里的具体的个人。自此以后，我不单是从社会制度层面思考问题，也开始有意识从心灵、精神层面思考问题。笔者也有漫长的心灵挣扎和短暂的慕道经历，因为心灵难宁，但是阴差阳错般转向了佛教禅宗以求“安心”，真是造化弄人。

 

　　在这个夏天的午后，重温《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之后又购得《信与思》、《书中之书讲演录——<</FONT>圣经>文化今读》和《彼岸的跫音》。那些深刻的文字，不玩味技巧，重在切入精神困境，“贴”着作品，“顺”着作家，化为美，传达出微妙的生命体验，把人带入纯净、清澈、灵动和美好之中。越读，越沉浸于其中，那一刻你会发觉生存的重压在减轻，精神的视野在开阔，生命的尊严恢复了，内心的灵性开启了。

 

　　齐宏伟的解读细腻细致，不过分张扬，不晦涩高深，灵敏而不浮泛，娓娓道来，缓缓深入，悄无声息中而又有着精神思缕的潜流，渐入佳境。犹如他的生命和信仰，借助文字袒露个我灵魂的肉身，很多文字和思想也淬炼着灵性的气息。他以自己的阅读体验和众多大师和作家的心魂形成对话，文本敞开，充满了庄严的境界和最微妙的慧识，这种耐心，这种态度，不取巧，质朴而踏实，难能可贵。虽是学术专著而非教牧类书籍，文字不晦涩，确有圣灵走过的痕迹。读这样的文字，分明是暗夜里的光。

 

　　在寂寞的晚上，我仿佛触摸到了齐宏伟的精神脉搏，对于这些充满神恩的文字感到敬畏，对他所开辟的灵性境界感到深切。齐宏伟就是这个时代精神的游魂，在南京温暖而又清丽的气候里，他用阅读和谛听的方式和世界对话，用默祷和歌吟的方式和世界相遇。他是给文学带来灵性和颤栗的人，2005年初春季初读他的书时，他的文字如寂静的春江汩汩的流水，猝不及防就从我的心头流过，难以忘怀。我厌弃了那种规矩“论文”，奴性写作，厌恶装腔作势，厌恶洋八股、土八股，厌弃了没有灵魂挣扎毫无痛感的文字，打开齐宏伟的书，一种温暖、挚爱、润泽扑面而来，灵魂颤栗。肉体和灵魂脚步的速度有时是不一样的，肉体走太快了，就会把灵魂走丢了。齐宏伟的灵魂在跟着他行走的步子，他洞察到这个时代严酷的精神处境，分明感到国人魂对这种变化的不适应，他决意在信仰方面重整河山。

 

　　尽管齐宏伟没有某些批评家那样的大名，单就我个人而言，他却是我难得的精神兄长，读他的文字，能真切感受到他笔端流露出来的自由，就象小鸟一样轻盈，阳光一样温暖，青草一样芳香。哦，南师大有幸聆听他讲课的学生有福了！

 

　　是什么原因让这位精神兄长敏感窥见了人性的幽暗、人生的荒寒和生存的逼仄？能直面困境并且走上救赎之路，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丝毫不掩饰对齐宏伟的喜爱，谨以此文表达对于一个属灵青年学者的尊敬。在我看来，他是后鲁迅时代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之一，也是继刘小枫、余杰、摩罗之后再次打动我心灵的青年学者，不过这一次被打动更加深沉、持久和博大，而不只是呐喊过后的虚脱与蜕变，我有理由相信他经受试炼后比前二人走得更远！

 

　　二

 

　　当前的文学灵魂纬度匮乏，它们似乎只能揭露人性的丑恶和灵魂的狰狞，世界的残酷和荒凉，暴露“下半身”的肉欲狂欢，而难以带人一起在真相的暗夜中仰望真善美爱圣的星空，也难有在人性深渊中超拔而出的精神气度，更没有穿透一切黑暗的价值之光。

 

　　齐宏伟没有艰涩难懂的理论，没有枯燥无力的阐释，没有术语名词的罗列，这是他的亲切之处，他本人所信奉的是深厚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也就是说，他是带着价值关怀和信仰热情来描述现实世界缺失的事实。他的精神视野从百年中国文学的狭窄逼仄的精神格局中挣脱出来，不再仅仅关注民生疾苦，世事之苦和肉身之苦，而开始关注人类的终极之苦、精神之苦和困境之苦。齐宏伟拒绝精神不“在场”，思考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从而在精神荒原上一起寻找灵魂的出路。

 

　　二十世纪中叶，人们不再相信外在境遇的改变和社会制度的改变能根本解决人类的存在问题。二十世纪文学过多描写人性的丑陋、苍白，关注生活的无聊、空虚，透视生命的困惑和矛盾，其实不过把人类的内在世界给外在化了。

 

　　鲁迅从西方窃取各种思想意在：“——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为了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已达到“求火若渴”的地步。当我们的文学还停留在沾沾自喜的地步，是否失去了“窃火煮肉”的勇气？非但如此，我们不仅不肯承认自己“失败”，而且不肯敞开自己的学习，老是炫耀学来的那些知识性的东西，以证明我们“胜利”啦，学萨特、学海德格尔，学罗兰·巴特，学德理达，学拉康，学后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zh u义，但这都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的“经验”，真正要学的是“经验”背后的东西，比如《圣经》。我们在“学习”知识过程中不断遭遇“失败”，不断改变我们自己，由此渐渐获得一种反省和自觉，慢慢建立起自己的“经验”，用鲁迅的话来讲，盗西方的火，火并非目的，目的是要拿它“煮自己的肉”，在他人的烤炙和自己的煎熬中认清楚自己。我们最好还是“谦卑”一些，跟随齐宏伟，继续学习西方文学，“煮当下文学的肉”，看看究竟差距在哪儿：

 

　　戈尔丁《蝇王》——魔鬼就在我们的内心。恶的人本性，诸如放荡、邪恶、残酷、傲慢、互残、嗜血的动物性本能、自我中心、自以为义等。

 

　　梅尔维尔《白鲸》——人性的非理性，独断、独行、偏执、任性、渎神、狂妄。

 

　　斯蒂文森《化身博士》——人，到底是黑白分明，一成不变的非善即恶，还是既善亦恶，时善时恶？答案：人无法控制自己的人性之恶。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人类不幸（堕落）的根源是什么？内因是自由意志薄弱，外因是魔鬼的诱惑。自由意志可以给人与人类命运搏斗的伟大信心，对人类起复兴作用，同时也要对人性的幽暗加以警惕。

 

　　所罗门《传道书》——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对财富、美名、寿命、权力、地位一切的追求，皆属虚空，惟有信靠神，人生才有真正的满足。

 

　　卡夫卡《变形记》——人的异化的生存状况，扭曲的人性，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

 

　　艾略特《荒原》——生活在废墟中，精神的荒原，孤苦无援的个人面临无边的黑暗战栗不止，丧失信仰的芸芸众生的精神状态。

 

　　索尔仁尼琴《癌症楼》——人性在极权生活状态下所受的伤害、扭曲、病态，人类的高贵精神在困境中苏醒。

 

　　列夫·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个体的人面对死亡时的孤独、无奈、虚无、荒诞感，“他哭的是自己的孤苦无告，自己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酷，以及上帝的不存在”。

 

　　《圣经·约伯记》——人为什么受苦？好人为什么也受苦？上帝既然全能全善，为什么还要他所垂爱的义人受苦？如何面对苦难，尤其是那些无缘无故的苦难？

 

　　歌德《浮士德》——人生的悲剧和人生的意义，最后发现，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目标，可以满足人心。人生的五大悲剧：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zh i悲剧、美的悲剧、事业的悲剧。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兽性的我”和“精神的我”之间的挣扎，堕落、反省、忏悔、救赎。

 

　　史铁生《昼信基督夜信佛》——终极性迷茫，是信靠基督，还是佛陀？依史铁生看，基督教诲的初衷是如何面对生，而佛家智慧的侧重是怎样看待死。基督与佛法的根本不同，集中在一个“苦”字上，即对于苦难所持态度的大相径庭。前者相信苦难是生命的永恒处境，其应对所以是“救世”与“爱愿”；后者则千方百计要远离它，故而祈求着“往生”或“脱离六道轮回”。而这恰恰对应了白天与黑夜所向人们要求的不同心情。

 

　　奥威尔《一九八四》——高度集权的社会能把政zh i渗透进一切可能的领域，甚至人性最深处，这正是乌托邦的可怕之处。

 

　　安徒生《海的女儿》——她并没有真正死去，反而越来越接近永恒，这是她学会去爱而为自己创造的灵魂。灵魂就是爱，爱即是成全，即是牺牲。

 

　　辛格《傻瓜吉姆佩尔及其他故事》——他的小说有不少以性爱为题材，他认为“在爱情和性爱中比在任何其他关系中，人的本性显露得更充分”。但他不耽于色琴描写，而重在探索和揭示激情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他用作品发现了人类生存的普遍真实境况，人并不是像别人或自己想象的那样时刻靠着理性活着，而是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制约。所谓人类的自由其实是非常可笑的概念，说到底人何曾真正自由过？世界的丑恶不是不要信仰的理由，恰恰是需要信仰的理由。

 

　　塞林格《麦田的守望者》——“上帝”之死导致的精神荒芜：悲凉、绝望、冷漠、对死亡的恐惧在这块麦田上持续生长，谁来守望这块麦田呢？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关乎命运与性格的悲剧，一首人性的悲歌，揭示出社会的罪恶与本质。他的《李尔王》揭示了人性的脆弱和黑暗，也看到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而不自知。黑暗完全淹没了他，使他发现根本不可能进行自我救赎，哪怕通过自我牺牲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已经被完全清理出历史舞台，没有任何发言机会。

 

　　雨果《悲惨世界》——冉·阿让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报复，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后来他又从主教大人那里体会到了仁爱、善良、悲悯，从而传播善良和仁爱。

 

　　奥古斯丁《忏悔录》——生存的空虚与罪的缠绕。尘世和天国是绝对对立的，人由于亚当的原罪（滥用自由意志）而远离了上帝，因而具有自私和趋向邪恶的倾向，人只有信仰、热爱和顺从上帝，才能从原罪中拯救自己。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脱离尘世的罪恶的“人间之城”，进入幸福的“上帝之城”。

 

　　但丁《神曲》——人在追求超越的过程中，容易受到豹（象征肉欲）、狮（象征骄傲）和狼（象征贪婪）的诱惑，要人类的自身美德（节制，智慧，勇敢，公义和神奇美德（信、望、爱）来克服。原罪衍生出种种罪恶，人有七宗罪。其次序为色欲、饕餮、贪婪、懒惰、愤怒、妒忌以及傲慢。

 

　　班扬《天路历程》——基督徒背负着世界的重担，从此踏上了艰难而勇敢的历程，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找救赎。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性幽暗的发掘，罪恶，洁白，苦难和自由，悔罪，救赎与新生的渴望等等。魔鬼所有的诱惑其都藏在人性深处，人也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会时时刻刻热爱真理追求自由，人为了一戈比可以出卖整个世界，为了一分钟的快乐可以出卖天国。无神论是一种堕落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真理。更有趣的是，人类的堕落是一种上升式堕落，人类自己成为神，就逐渐驱逐了神。就表现人性恶的深度和复杂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通过上述作品，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当下中国文学作品的不足。

 

　　这些西方作家敢于表达自己的理想，普遍关注人性的幽暗，罪恶与本质，以及思考如何救赎。西方文学固然关注人在社会上怎样安身立命，但更重要的是在关注世界的罪恶和人性的幽暗，人怎样才能心灵安宁，怎样使人生的罪孽得到救赎。正如齐宏伟所说，“他们固然一方面会去思考人在社会上怎样立身处世，但更重要的他们是在关注面对世界的罪恶和人性的幽暗，人怎样才能得到心灵的安宁，怎样使痛苦的灵魂得到赎救。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张力而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才是他们写作的题旨所在，为心灵的痛苦寻找药方而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乌托邦才是他们求索的目标”……单有现实关怀不足以使但丁、弥尔顿和班扬创作出深邃神奇的《神曲》、《失乐园》和《天路历程》。他们以诗人情怀开创出了一个和社会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心魂世界，这个心魂世界虽和现实世界有千丝万缕联系，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都是诗人以博大深邃的想像力对彼岸世界的想像。是以上帝为中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19世纪俄罗斯社会最深刻的精神危机而陷入心灵焦虑并为此苦苦寻求救赎时，当代中国作家正忙碌着做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创作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困惑，实现了自我拯救，而我无法看到中国作家以“在场”的形式思考，更无法看到灵魂的挣扎。这不仅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拷问作家心灵正视苦难力度的问题，而注视苦难，需要真诚、信仰乃至生命。有多少中国作家正视人类的精神炼狱，从而关注人类自由精神的匮乏？

 

　　当代文学缺什么？这个话题曾经引起文学界的讨论。尽管当代作家的产量很高，也出现了一些似乎不错的作品，但与那些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品相比，差距仍然很大。那种用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和信仰写作的独创之人，仍然很少，绝大多数作家已经陷入“整体性的精神低迷和意义匮乏”之中，身处剧变中的作家无所适从，已经没有整体把握自己时代的能力和直面现实的勇气。文学评论家刘再复也曾指出：

 

　　作家的思维空间被缩小到只能与现实社会对话，而审视社会人生只能用世俗视角(不能用超越视角)，这样，作家的想像空间和文学内涵就剩下“国家、社会、历史”之维，文学变成单维文学。这种单维文学，缺乏下列几种非常重要的维度：

 

　　(1)缺乏与“存在自身”对话的维度，即叩问人类存在意义的本体维度；

 

　　（2）缺乏与“神”对话的维度，即叩问宗教以及与之相关的超验世界的本真维度。

 

　　（3）缺乏与“自然”（包括人性内自然与物性外自然）对话的维度，即叩问生命野性的本然的维度。

 

　　因为上述三维度的薄弱，因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两个大的局限：缺乏想像力和缺乏形而上的品格。

 

　　我的阅读感受，凡是伟大的作家，必然与信仰和灵魂问题有深刻的关系。俄罗斯的大作家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如此，鲁迅、沈从文和高行健，也是如此。中国作家和这些作家根本的差异就是心灵境界的差异，而不是艺术技巧的差异。齐宏伟认为：

 

　　以前我们太把文学局限在下界、社会、尘世、物质等范围里，而忘了文学的灵性。读《圣经》、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廓尔、舍斯托夫，基督教神学迷人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我。原来有一种学问不是关乎头脑而是关乎心灵，不是关注社会，而是关乎存在。以前所推崇的启蒙精神和理性精神病不是西方文明的精髓所在。《圣经》、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廓尔、舍斯托夫一直强调启示和理性对立，这种对立惟有在信心中得到调和。以前追随理性和自明，其实也参与了惊心动魄的“上帝之死”终至“人之死”的事件。我们追求了一百多年的自由，这才发现自由的境界在神圣的范和真理的约束之中，仅仅有g e命的激情和破坏的冲动只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灾难。启蒙精神把神圣规则推翻了。怪不得欧文·白璧德说从卢梭开始人性走向扩张，人类走错了路。

 

　　中国文学缺乏一个不能缺乏的维度，那就是终极的维度，本体的维度，神性的维度。缺失了这一维度，文学只是巴别塔在风中伫立，诉说旷代的忧伤。借用齐宏伟一段话说吧，中国也许没有“上帝之死”事件，但难说没有价值之死，精神之死和道统之死？一代又一代作家或知识分子在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满足，自我陶醉，自我神话，某些存在主义者在滥用自由意志，他们却很少警惕自我的有限性。这个时候，去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吧，他会给你答案。

 

　　三

 

　　玩弄文化，语言游戏，感官刺激，躲避崇高，丧失自我，自我阉割，缺乏透视人性的力度和深度，失去感动，陷入荒凉、残忍和黑暗，没有出路，没有挣扎，没有疼痛，没有内心生活，没有灵魂活动，没有亮光，这些都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病症。

 

　　中国社会从近代以来受过很多苦难，精神上受过很多伤害，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只是从苦难中跳出来，冷眼旁观。齐宏伟曾感叹道，“为什么俄罗斯大地的苦难得到了表现和倾诉，而这块土地的苦难却没有在汉语作品中得到充分表达？几千年来，这里的人想吃饱饭都很难，而文学却一直在风花雪月中玩弄情调，瞒着和骗着，到底还有没有脸来面对这苦难深重的大地？”我不禁要问：

 

　　中国为何如此多的苦难，中国文学却缺少悲剧精神？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何显得有些轻飘？

 

　　苦难意识和终极之思为何难以确立？

 

　　如何穿越鲁迅那种力透纸背的痛苦和绝望？

 

　　文学如何面对灵魂深处的叹息、挣扎、不安和拯救？

 

　　真正的文学，一方面贴近苦难深渊，关注正义、关注弱势、关怀人生，另一方面仰望星空，超越精神的暗夜，给人带来灵魂的惊艳和颤栗。但是我们当下的文学呢？对现实环境充满了厌恶、恐惧和绝望，又没有超越环境的精神资源作为依持，这使得当代一些作家，比如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等等，缺乏对最高生活意义的体验和建构，也缺乏对基本价值和自我精神力量的信仰，这样的作品只有一个结果：绝望、荒凉和荒诞，没有一丝精神亮光，更缺乏悲剧的力量。能否创造出和社会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心魂世界，这是中国作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齐宏伟的《文学·苦难·精神资源》一书，以基督教生存观为观照，从中国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切入，深刻剖析了鲁迅、许地山、林语堂、冰心、老舍、萧乾、曹禺、钱钟书、金庸、贾平凹、海子、刘震云、余华、老鬼、史铁生、北村等十六位作家的精神资源，反思中国文学灵魂失落与追寻的出路，回归人的生存之思，文学的终极之思和语言的超越之思。

 

　　齐宏伟的批评风格，让我很容易就想起王晓明，他们对文学中的非文学因素的注意，超过了对艺术形式自身的分析。王晓明从许多作家身上观察到“想象力的萎缩乃至精神创造力的枯竭”，读来惊心动魄。在对20世纪文学精神斫伤清理的过程中，他总是感叹，在一些作品里看不见作家的灵魂，读不到灵魂的颤动。他敏感地发现，一些作家有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也有对现实的不满和精神的困惑，但是，他们又似乎并没有明确知道自己的精神性的生存出了问题，丧失了认同的依据。摩罗曾经称王晓明为“灵魂溃灭的观察家”，令我惋惜的是，这位优秀的精神观察家，也没有将悲观的追问进行到底，之后就转向文化研究去了。齐宏伟接过王晓明和摩罗的思路，一直致力于开拓新的精神资源，引进了基督教信仰资源，果然开辟出了一片绿地。

 

　　你看看，他以信仰资源对于作家精神世界的剖析，带着“属灵”的眼光有惊人的发现：支持许地山创作的倒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唯道德意志论，林语堂以理性把握信仰骨子里却是道家精神，冰心把超验之爱寄托于家人、集体、国家或领袖身上，老舍的国家信仰其实是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萧乾为寻找精神寄托而信仰，曹禺笔下人物的忏悔是建立在“我本善良”基础上的，钱钟书欲在理性范围内探究上帝与时间、永恒的关系。这样的分析，很是到位。通过这些个案的分析，大约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中国现代作家在接触基督信仰时，由于多种原因，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碰撞，或者把信仰当成了知识，以理性精神不断观察、判断、反省、推演而归信上帝（林语堂），或者缺少对生存真相的透视和个体灵魂之思，难以创造出泰戈尔那种传达灵魂声音的语言（冰心），或者易把国家、民族和领袖偶像化而毁弃生命价值（老舍），或者靠功利信仰而不是凭借信心与上帝建立关系（萧乾），但无论是萧乾以苦难质问上帝，曹禺揭示的人的生存困境，还是钱钟书透视了人性的邪恶与虚荣，还有金庸的逍遥精神和贾平凹的废都精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匮乏神圣与超越的景观，缺少质疑自身信念和不顾一切的行动，退回到明哲保身和逍遥达观的老路。

 

　　特别对鲁迅的剖析，最为透辟。鲁迅是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史上对人性幽暗和生存苦难有巨大超越能力的天才，然而由于他的精神资源先天不足，不自觉地走向“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中国文化传统、近代启蒙精神、中国严酷的生存处境和个人经历，带给了鲁迅的精神“内伤”，鲁迅内心世界存在着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矛盾就说明了关键的一点——绝对价值如果不建立在个体上，自我就被切割，就会把自由意志和恶的绝对化，也解构了自身抗争的意义，无形中夸大了专制权力的作用，其人生哲学难从政zh i哲学的阴影里挣脱出来。鲁迅一方面张扬个我生命意志，做主宰自我的主人，一方面又发展出“一切都是中间物”的生命哲学（与佛禅影响有关），这矛盾的背后确实受到中国传统“内向超越”模式的牵扯。与耶稣基督相比，鲁迅拒斥神性、拒绝宽容、蔑视肉体。我们要问：通过思想启蒙和人性g e命就可以改造这个沉沦、扭曲的世界吗？鲁迅虽对国民、国家、文化、历史、社会、人性有批判，但并没有从纯粹价值立场进行反思。于是，我们看到，启蒙思想虽然给鲁迅提供了透视，鲁迅虽然也曾敏感地对启蒙反思，同样也带来了遮蔽。面对晦暗不明的人性深渊，鲁迅难以真正的个体价值自觉批判和反省，无法从文化论反思上升到生存论反思，也无法从国民性批判进入到人性批判的层面。齐宏伟提醒说，今天，很多学者夸大了鲁迅式的个人主义，而忽略了这一精神资源内部的矛盾对鲁迅精神带来的内耗和限制。笔者阅读过大量的鲁迅研究著作，如此深入鲁迅的精神矛盾而进行透彻剖析者，实在太少了。

 

　　齐宏伟从一个个作家的文本入手，来展开他的命题与思考，他通过文本直接和中国作家对话，抵达灵魂与信仰。从灵性纬度（或者神性纬度）剖析中国作家的文本，新颖独到，似一道闪电劈开尘世，照亮某种庄严、沉醉、酣畅的境界，瞬间顿悟让人脱空虚和狭仄而投入更为宏阔的存在，那种存在比现世更真实、更瑰丽，就是信仰的境界。齐宏伟妙就妙在不图解，不说教，而是对话，让真理自然呈现。他用基督教资源来激活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精神资源，而非把它作为西方理论和西方道统引进，而是拿它来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精神资源进行对话，颇多思想的火花。比如他将北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三甫绫子放在一起比较，指出北村的“灵性写作”着急于布道，人物苍白，缺乏优美的语言艺术的叙述深刻的刻画，作品多骨架缺血肉，又从小说三要素（环境、情节、人物）对照分析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北村的《愤怒》，此种见解，令人印象深刻。

 

　　从基督教资源的角度切入分析中国文学，并不少见，不过有的蜻蜓点水，有的浮光掠影，但大都有个共同点，就是缺乏生命体验，灵魂挣扎和精神升华，基本上不是基督徒。比如刘小枫、邓晓芒、刘再复、马佳、尹振球、王本朝、杨剑龙、刘青汉、摩罗、张文举等。齐宏伟融合了他们身上的优点，研究更深入，情感更投入，而且有圣灵的做工，全书的优点更值得学习：比较文学视野，价值现象学思路，深刻的“问题意识”，细致的文本解剖，“同情性理解”，情感的投入，生命的体验相结合，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这本书近年以来是分析中国文学的罕见力作，力透纸背。

 

　　当代中国人心浮躁，文人也浮躁。那些冰冷绝望的灵魂，需要一道强有力的从天而来的光照进去。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和文学缺少苦难意识、宗教情怀和信仰意识，仅从中国文学就可以看出，那么多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却缺少淋漓的鲜血和深切的批判。我们的作家，能直面个体苦难的太少了，苦难意识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作家精神的“瓶颈”。苦难呼唤着中国作家建立苦难意识，苦难也逼中国作家正视“幽暗意识”。信仰不是取消了苦难，反而是承载和直面苦难和黑暗，是向死而生。文学当然可以暴露人性的幽暗与卑琐，但得以高贵和尊严的眼光；当然可以描述残暴和凶狠，但得以温柔和悲悯的心态。西方文学比我们多出些什么？向死而生的盼望和勇气，信念和气魄，深沉的反省和真挚的忏悔精神，向罪而生、向义而活的人格精神，独特的生命意识等等。受尽生活的苦难和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的思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到逝世以前，史铁生还在探讨佛和基督，但始终徘徊在信仰的门槛边，这是很遗憾的事。

 

　　当下给中国作家（知识分子）靠近基督信仰提供契机，我想说，让文学挣脱外部和心魔的缠绕，直面人类荒凉的生存处境，透视人性的幽暗，真正成为表达个体心魂和生命尊严的载体，从而为中国文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机遇。这一次，中国作家还会再错过吗？这一次，中国作家还会继续无视九十年代以后的精神困境吗？这一次，中国作家还会继续无视鲁迅个我心魂袒露出来的“神思”和“心声”吗？当代作家们普遍缺少了信仰，也导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的萧条与死寂。我觉得，有必要将鲁迅文学传统和“灵性文学”结合起来，把文学从庸俗社会学的窠臼和“下本身写作”的泥潭拯救出来，作家带着神圣立场、悲悯眼光、终极关怀和苦难意识等进行创作，不再止于描述人的生理性和社会性生活状态，而要探入到人属灵的、宗教的和精神性的灵魂状态，在作品中深入描画人在罪与义、肉与灵、此岸与彼岸、沉沦与救赎等各方面的挣扎与求索，不止于写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关注人与超验界的关系及人的立身实存和人生价值等。这样的写作立场，用刘小枫的话说就是“文学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渴望在场的肉身在者的忧心和关怀”。如此以来，中国文学多出几个闯将，文坛的格局将被打破。

 

　　四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体悟人类的精神活动、解救和改造人的灵魂是作家们的使命。好的作品的共同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对精神困苦进行了形而下的关注和形而上的思考。史铁生就曾说：“我一直相信，文学的根本，是为了拓展人的精神，是要为灵魂寻找一个美好的方向。

 

　　作家以他独有的宇宙视角和终极视角来看待一切的，在这一视角下，他俯视人生，描摹感受，对大自然的庄严和神圣感产生了与宗教相类似敬畏感和神秘感。他作品中描写的视野将大海、月亮、城市，天、地、人，浑然一体，可谓是通天达地，广阔无垠，他不但敬畏于渺远无限的大自然，而且敬畏于大自然本身的和谐生命律动。

 

　　文学的创作一贯关心人类生存的意义，执着思考关乎人类生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如人在何处、我是谁、人的命运、人本困境、人生意义等，因而弥漫、贯穿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这种精神很接近信仰。从信仰本身来说，它是一种深层的个体精神实践和体验，与活跃在生活表层的具体人类实践和经验相比，它含蓄、内敛，也因此而不易为人察。刘小枫曾说：“信仰就是毫无所惧地持有对生活的信赖感，就是在挚爱与希望受到现实的否定时仍然持重挚爱与希望。它使人察得一种超越性的心智力和感情素质，使人超逾存在的限定与伤害，进入神圣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又使人积极地、挚情地参与生活的更新，因为信仰也是对那种面临苦难、贫乏、痛苦、自弃而无动于衷的自由感的否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是靠与神秘世界有联系的感觉活着。这一神秘世界是看不见的，但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人之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正在于人需要这一“上层世界”。真正伟大的文学家不只是被动模仿自然，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上层世界”出来。但遗憾的是人类的成长往往以“上层世界”的丧失为代价，个人的成长也是。人们倾向于把世界弄得透明和寒冷，人成了一些数目字和螺丝钉，成了一堆物质。

 

　　我们有理由问：文学除了以极大勇气透视人类处境的某些真实状况，揭示人在深渊中的困惑与苦恼，考察生活与生命的悲剧以外，面对持续匮乏的精神危机和现代人的精神荒原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面对席卷全球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文学还能做些什么呢？

 

　　信仰是人类生活的根，而获得精神救赎的信仰又是由爱，由宽容，由悲悯，由善行，……由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感情和事物所构成的。

 

　　有了信仰，才使人超脱了人性中怨恨的死结，走向悲悯、宽容和光明的境界。有了信仰，就有了精神上的底子，有了足够力量弹跳，好更有力量反思这个世界加诸的种种限制。文学要捍卫生命的尊严，给人提供美好的人性。基督教创造论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部署奴仆也非主人，而是上帝的管家。史怀哲认为，所有戕害、践踏、侮辱和损害生命发展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恶的。

 

　　作家主要表达感情，往往调动艺术直觉，浸淫于生命体验。信仰诉诸于想象、祈念与虔敬，耽溺于彼岸世界。文学与信仰，同为灵性之物，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着的。文学艺术的感动，也是我们培养精神信仰、重建精神生活主要的资源。尤其是在匮乏的时代，精神信仰的坍塌，从而让作家失去更多的自由精神和人性的尊严。

 

　　回顾现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作家精神的“退化史”，导致精神萎缩和艺术衰萎的悲剧。作家是社会上最敏感的一类人，他们的创作应该最有可能冲出主流的限制，体现人类精神的丰富性，过往的文学史，也出现过类似鲁迅、沈从文、冯至、张爱玲、废名、萧红、施蛰存、史铁生、张承志、张炜这样的作家，然而似乎也有一些遗憾。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知识界发起“人文精神”讨论，其实就是讨论精神自救，抵抗虚无主义，渡过精神难关，而我以为，疗救心灵斫伤、精神退化的最好办法，就是走向信仰，冲出“主导意识形态”的拘束，因为精神认同，不能单靠理性建立。

 

　　在人本主义者“一切都是相对”的口号下，现代人陷入虚空、迷茫与找不着北的困境中。薛华博士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是人僭夺了创造者的位置，人要独立自主，作宇宙的主宰，因此西方国家已经迷失了方向，以致整个文化体系百病丛生，前景将是一片黑暗。价值丧失以后，绝望沮丧和焦躁不宁，正如作家德莱塞《美国的悲剧》所揭示的那样，人不能战胜环境，无论如何挣扎，社会似乎成了魔鬼玩弄人的战场，人成了巨大社会机器中的一粒微尘，人消失了。

 

　　文学根本无力拯救社会和人生，只有与神性联姻，语言恢复神圣意义的刹那，精神家园就建立了。写作，就是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文学本是可以陶冶人，唯有信仰才能改变生命！因为心存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终身苦役犯，去忍受那苦难的折磨。基督教因相信永生和人类灵魂不灭从而削弱了面对死亡的紧张感和焦灼感。文学若不转向爱，有何价值？文字越来越成为脱离生命体验的灵魂肉身，写作意义就是使语言成为灵魂的肉身。文学生于世界变成境界的刹那，文学不是一种专业，而是一种境界。

 

　　齐宏伟不仅是个学识渊博胸怀开阔的学者，还是个富有浪漫文学情怀的诗人，他创作了大量诗歌，比如《家》：

 

　　有一个声音虽不明确

 

　　却是心灵深处最弥久的感动

 

　　被呼唤的时候

 

　　才知道已经期待好久了

 

　　有一种伤口虽不流血

 

　　却在最黑最黑的夜里隐隐作痛

 

　　被触摸的时候

 

　　才一下子尖叫起来

 

　　这是让亚伯拉罕出离吾珥的呼唤

 

　　这是令拿因寡妇儿尸复活的触摸

 

　　这一声音犹如斧钺

 

　　这一触摸犹如闪电的欢歌

 

　　这斧钺向天劈去

 

　　这闪电向棺木击去

 

　　于是──

 

　　我看到天开了

 

　　那无限深邃的天空

 

　　原来封闭着

 

　　我看到死被吞灭

 

　　那无限悲凉的虚无

 

　　原来也是虚无呀

 

　　为何终生注定了漂泊

 

　　只因在这世上本没有家

 

　　用德国神学家马丁·布伯的说法，文学创作乃是为了与“我魂之魂”相遇，为了与系我魂魄的“形象”相遇。写，是听到了真理的召唤，写作是对此召唤的回应。

 

　　这首诗歌展示了眺望心灵的能力，据作者说，回家的温暖与安宁取代了旧我的悲凉，心灵深处那股流浪漂泊的荒凉感和黯然销魂的虚无感不知不觉消失了。这位敏感的诗人，流露出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在向某种可能性“敞开”从而通达“澄明”境界。于是，美就发生在从世界向境界转变的刹那。美不再是美，而是真理的生发。

 

　　没有人天生虔诚，齐宏伟也是一样，在人生的前十八年，经历了一无所知的幼年，不谙世事的童年，被学业填满的少年时光，不会思考，也曾经过理性思辩，也曾经历启蒙和存在的双重破碎，曾经有过令人惶恐的空虚，和常人一样，读书、上课、旅游、写作，还谈了不成功的恋爱（差点自杀，人比自己想的脆弱，不值得效法）。1997年有了信仰，对他改变非常大。他回忆这段经历写道：

 

　　夜深人静时的空虚，让你疼痛莫名，却无人倾诉，那这空虚当然是致命的。但是，倘若有一个永恒的存在时时刻刻都会倾听你的倾诉呢？倘若有一个充盈的彼岸世界亘古不变地向你敞开大门呢？结果绝然不同了。你知道总有一个安静而神圣的存在在静默地看着你，为你的纯洁、善良庇护，亦可能为你的狭窄、自私而叹息，生命自然而然地充满了意义，在通往归宿的流浪中，你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如此，生命强力与神圣精神相结合，神圣之光充盈弥漫于沉重的躯体之上，生命变得崇高、深厚，又何来空虚呢？当生命摆脱狭小的桎梏，走向一个更为宏阔的所在，当生命无论在收获欣喜或是陷入绝望时，都能够仰望那永恒的纯澈天空，与最为亲近、最为真实的所在进行心魂的交流，崇敬、忏悔、祈祷，生命将不再迷惘、彷徨，从虚空，走向充盈。

 

　　齐宏伟提倡“灵性文学”，在文字空间追求与灵性世界对话，这样的作品要叩问终极，而不一味纠葛于生活的柴米油盐。以荒寒叩询温暖，以丑陋逼视美丽，以黑暗回溯光明。文变固然染乎世情，但决定作品深度和厚度的，不能不说是作家的精神资源，是文本背后的那种独特的眼光和世界观。人为什么会觉得空虚？因为人有欲望，有机心。有欲望，就会想要满足它。让信仰在人的灵魂里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形成了一股能与败坏人性相抗衡的强力。是的，正如齐宏伟说，“相比于语言的惊艳，精神的颤栗更使我们久久伫立，凝望这丰盈之中不乏苍凉的人间。”

 

　　人堕落的真正内因，是人无法合理地驾驭自己的自由意志。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意去深入内心，认识真正的自己。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有叛逆、恶劣的坏血，所以，不必掩饰。仅仅依靠外部手段解决心灵危机和问题，最后除了轮回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人生整个的凄凉底色没有改变，这简直成了国人的大限。但丁认为，超越之门=人类自身美德（节制、智慧、勇敢、公义）+神启美德（信、望、爱），但丁渴望把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融合在一起，强调理性与启示的统一。浮士德在与魔鬼的对话中发出这样的概叹：“整个人类注定要承受的一切，我都渴望在灵魂深处体验感觉，用我的精神去攫取至高、至深。在我的心上堆积全人类的苦乐，把我的自我扩展为全人类的自我，哪怕最后也同样的失败、沦落。”人无法通过实现自身的欲望而达到真正的满足，人只能通过帮助他人才能实现自身的完满与灵魂的涅槃。

 

　　五

 

　　鲁迅最痛恨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上“无特操”。他曾经痛批这样的人是“伪士”、“辁才小惠之徒”、“做戏的虚无党”、“流氓”。鲁迅反复批判的道德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导致的道德虚无主义，也就是他最担心乃至常常因此感到恐惧和绝望的“国民劣根性”。

 

　　为在鲁迅看来，社会现实的改造直至文明传统的更新，关键在“人”，“人”的关键在“精神”，即通常所谓“人心”。人心坏了，外在的社会设施乃至文明的一切其他内容不管涂抹得怎样漂亮，都不可能真正好转，反而越来越坏。

 

　　鲁迅认为新知识分子的主要罪状，就是徒以种种好听的言辞“深掩其面”，“昂然曰利国利天下”，自己却“羞白心于人前”，不肯讲真心话。他们自以为是“英雄志士”，看上去也确实很高明，很悲壮，其实心里早就腐烂、污秽了。他们似乎城府很深，其实只有一个污秽的灵魂的泥潭。

 

　　郜元宝曾在《在祥林嫂的目光逼视下》一文中写道：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多秉承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敌基督”的价值——无信仰的世俗精神传统，即使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不乏信仰的迷惘与渴望，但至少在意识领域，这种迷惘和渴望是不允许存在，更不允许公诸于众的。中国现代启蒙意识形态正是由这些无信仰的知识分子构造，而坚守信仰的人始终被压抑在民间，除了“沉默的大多数”，有知识的公众一般并不知道他们也是知识分子，而那些被压抑者又那么耻于和追逐世俗价值的知识分子为伍。于是，中国现代知识界就十分清楚地划分为有信仰与无信仰两个彼此隔绝的部分，所谓现代中国思想，至今仍然仅仅指那一群无信仰的世俗知识分子的思想。

 

　　读鲁迅，特别有这样的感觉，他被内心的黑暗和“毒气”逼到极处，实在思考不了的时候，也曾想从佛教和基督教寻求支援，然而似乎并没有选择其中一种皈依。有些学者，比如摩罗，在他生命的精神追求过程中，也曾表现出对于基督教或者佛教的兴趣，但最后除了只发出“一无所赖”的感叹以外，也就停止不前了。到目前为止，他的精神难说走出那种茫然状态。

 

　　早在1908年写《破恶声论》时，鲁迅就对信仰有肯定性的言论，他曾发出激言：“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对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斥为“迷信”的各种宗教活动辩护，“盖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秘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那些“浇季士夫”高喊“破迷信”，鲁迅则针锋相对地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认为“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之所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充足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

 

　　鲁迅所谓“自己裁判，自己执行”，也只能适用于他这样极个别睿智的天才，而绝大多数人，假若没有宗教的终极审判和绝对公平的信念作支撑，是把握不好某种“度”的。比如当下某些追逐自我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离开了终极信仰，就蜕变成了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真理原则、信心原则和灵性纬度的重建对国人来说才是当务之急，再配合政zh i和制度的改良推进，这其实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深化和推进。

 

　　齐宏伟在其博士论文中，考察了《圣经》、克尔凯郭尔、尼采、舍斯托夫、斯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鲁迅的影响，指出了他身上鲜明的生命意志、担当精神、“中间物”思想、死亡意识、忏悔和赎罪意识，应当说这些论述还是精彩的，但他最终提出鲁迅最深的精神资源不是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启蒙思想的人道主义，而是“希伯来精神”影响之下的“个”的精神和“幽暗意识”这一重要观点。这个结论就值得商榷了。

 

　　就说佛教吧，早在1907年至1908年间，大约受到章太炎先生的影响，鲁迅已对佛学有所关注了，归国以后民国初年蛰伏于北京绍兴会馆，“寂寞”中曾大量购读佛经，1913年年始日记中出现购读或借阅佛典的记录，1914年尤甚，《日记》所记该年书账，佛教经论等竟超过百分之八十，确属惊人。从鲁迅佛学藏书目录来看，偏大乘中观学说和如来藏学说，比如《中论》《涅槃经》《大乘起信论》《肇论》《华严经》等诸多经典，可以看出他对于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均有所留意。《中论》要人们看事物取“中观”不可偏于两边，《涅槃经》如来藏学说中蕴含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皆得成佛、涅槃具常乐我净四德等旗帜鲜明震聋发聩的主张，以及对本心迷失的哲学思索、中道思想、涅槃境界，都对鲁迅有很深的影响。如果一定要下结论，我觉得鲁迅最深的精神资源并非不是中国文化传统。有意思的是，齐宏伟在博士论文导论中以基督教文化“对话式超越”之路来反思鲁迅杂糅并置的超越路向：

 

　　但又必须看到，从基督教文化坐标来看鲁迅，鲁迅在人之为人如何超越和如何获得生存意义的思考上，采纳的还是启蒙思潮、浪漫主义、尼采的“人神”之路和中国文化传统通过章太炎而积淀在他人格深处的“内向超越”之路，而不是基督教文化的“对话式超越”之路。这并不是一场中西之争，而是杂糅并置的超越路向和单纯的基督教超越路向之争。“人神”之路和“内向超越”之路的前提是对人性秉承某种“光明意识”，信任所谓“依自不依他”的奋斗精神；“对话式超越”之路的前提是对人性采取某种“幽暗意识”，是“他救”而非“自救”。鲁迅拒绝“光明意识”前提，接受某种并非有机而是疏离的基督教式宇宙观，吸纳某种“幽暗意识”作为生存体验，却受到“内向超越”模式牵制，造成了他的“内伤”困境和“自虐”意识。他拒绝面向超验者进行“我”与“你”式对峙，从而完成价值对历史的超越，自由对任性的超越，赋予意义的牺牲对一无意义的受虐的超越，而偏要依靠自我从历史中掘出价值，从任性中开出自由，从受虐中成全牺牲，其精神资源最终陷入一无所赖的局面。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危机在他身上的体现”，笔者并不认同，因为这说到底是鲁迅自己制造并主动挑起的危机，放在另外一个学者，比如周作人身上，这一内在危机并不明显。但别忘了，鲁迅一生都在鞭挞没有“正信”的“伪士”和没有“特操”的“流氓”，所以，信仰问题对他而言才会构成尖锐，拷问，带来沉重压力，他才急于要借耶稣的“神人”之死来刻画他心目中的“人神”之生，把流淌着“魔血”的摩罗化身成“说真理”的“精神界之战士”。他随时随处展现的怀疑其实是因为他抑制不住总要去相信些什么，“鲁迅并不世故，他不可救药的缺点和优点都是他抑止不住要去相信他怀疑的东西，中国以往的文人却是多方克制才能不去怀疑自己相信的东西”。因此，他晚年才把斯大林和苏联神化了。

 

　　读到这段，不禁为齐宏伟的某些分析拍手称绝，鲁迅杂糅并置的超越路向带来了两灵的撕扯，即，到底是采取“内向超越”之路，还是采取“对话式超越”之路呢？笔者曾经信靠基督，但后来又对佛教禅宗深感兴趣，也曾遭遇类似的精神撕扯。当代作家史铁生就有“昼信基督夜信佛”的信仰方式。我猜测，鲁迅也有过类似的困惑吧，你看他笔下的过客，一方面是走，一方面似在疑惑，这或许是受到齐宏伟所说的“内向超越”模式牵制的吧？我不想裁判孰优孰劣，也是没意义的。但有一点似乎可以判定，鲁迅在《野草》时期受到佛教的影响很深，晚年的时候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很深。齐宏伟对佛教禅宗研究不深，断定这是造成鲁迅“内伤”困境和“自虐”意识的原因，显然是他对于自己文化传统过于隔膜的缘故。鲁迅是在什么意义上定义“人”和“立人”的?鲁迅是在“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语境中来谈“自觉至，个性张”的(见《文化偏至论》)。他将这一命题上升到了“宗”的高度，而不只是一般的经验性原则。鲁迅从来不作单向纬度上建构，这是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高明之处。只有回到鲁迅思想的本体，才有可能深入靠近他，否则就只会拿一种理论对他指手画脚。我有一个感受，作为基督徒的齐宏伟，就象刘小枫当年指控佛教是“伪价值”一样，他指控“内向超越”神话自我，并将这种“价值热情”覆盖鲁迅身上。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需要穿透黑暗的眼光，需要关注弱者的生命意识和担当苦难的悲悯情怀，鲁迅自己就有。有人认为鲁迅这种眼光、意识和情怀来自佛教的影响，但佛教固然认为众生皆苦，却要人了无牵挂、不再执著，但鲁迅分明在品位、担当这种大痛苦、大悲凉，决不追求佛道式解脱，而要执著于此世有限的人间。鲁迅对黑暗、残缺的关注大概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而他的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与基督教生存观倒有相近之处。

 

　　是的，难说鲁迅没有追求佛道式解脱，就肯定没有受到佛教禅宗智慧的暗示吗？鲁迅曾藏有佛教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在文字中曾熟练引用“以心传心”，可见他对于禅宗熟悉程度。执著此世，活在当下，本是禅宗的智慧，把彼岸拉到当下，将出世和入世联系起来，放下过去的烦恼、舍弃未来的忧思，把全部的精力用来承担眼前的这一刻。鲁迅的佛教藏书曾经让笔者大惊，惭愧，先生研佛为“证悟”，不为卖弄，这让爱引经据典的研究者不得诀窍，深入读《野草》就体味到鲁迅那种散发佛味的大幻灭，大悲悯，大欢喜，大证悟，而这种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是不能简单套用到基督教生存观上的。如果按齐宏伟的理解，鲁迅摆脱了所谓的“内向超越”模式牵制，改杂糅并置的超越路向为采取基督教“对话式超越”之路，又当如何理解鲁迅“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建构呢？鲁迅的眼光往往是多纬度的，在一种张力中思考，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这种眼光不是信徒能理解的。个人认为，在造就心灵和灵魂形式上无疑基督文化不可或缺，但是文化的多样性绝对不能排斥。我虽然信靠基督，但是，为某些对中国文化有偏见的基督徒十分担忧。

 

　　齐宏伟是基督徒，信徒的眼光往往是单向度执拗的。值得一提的是，尤其是中国的基督徒，多是一些网络作者或青年人文知识分子，急于布道，由于对于基督教神学“入迷”导致了过强的“价值热情”以至于淹没了鲜明的问题意识。信仰如果主要视为知识的占有而不是生命的重建，就难免造成知识上的骄傲。

 

　　实际上这已经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比较宗教学（佛教和基督教），还有基督教文化如何与中国文化对话。基督徒的谦卑，不仅要表现在信仰上，也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尊重上面。但无论如何，齐宏伟引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这是一个宁静的傍晚，幽深的湖面上是垂柳优雅的剪影，夜辉、烛火、稀星。我体会到鲁迅《三闲集·怎么写》中的一段文字：“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文中充满了一种宁静的哲思。沉静却又不显凝滞，在巨大的静态背景下，鲁迅的幽思如纤细的羽翼，缓缓游曳……很多人学鲁迅，很少能体悟到他本心的大光亮。有了这大光亮，灵魂就不会沉沦于黑暗。在冷漠、孤寂的冰湖中，鲁迅的心魂就似不死的火焰在跳动，并且越是在寂静的月夜里，越是绽放静洁的光辉。齐宏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总的基调上是内敛，温柔，静穆，贞洁，博爱，读他的文字可以体会他内心的温暖，也因此在他的心魂里，鲁迅内心深藏的幽暗一一去蔽澄明。是的，只有内心温暖的人们才格外感到世界的寒冷，而一个内心冰冷的人，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也就是冰冷的。

 

　　的确，我们不能盲目自大，仍然要反思，以基督教文化资源为参照，深入反思中国文化的内省超越圆润通融、高明中庸、美妙完美的“内向超越”模式，彻底反思人性幽暗，或许为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提供新的契机。基督教文化中有一种异质于我的绝对真理存在，这种“对话式超越”的模式，就是使人们不再在自傲和自卑的两极中打转，而是真让人对真理产生敬重，通过与真理对话得到一种因着规矩而来的自由，而不是没有规矩的自由。这样，才让人带着神圣情怀进入世俗世界。绝望以后的鲁迅，到底选择何种超越模式安身立命，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无意在中西两种超越模式中站队，倾向于在一种张力中思考。我想，从鲁迅那里可以获得启示，将“立人”推向本体“宗”的高度，这其中佛教和基督教两种文化资源是最重要的。《圣经》的启示真理，关注的是人的灵魂归宿问题，佛教圆融无碍的大智慧，关注的是人的解脱归宿问题，两者都不关注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制度形态，都可以帮助我们来透视鲁迅的精神困境并超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