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星火声称莫言的小说抹黑英雄先烈，美化日军侵略，不仅去北京法院递送起诉状，而且发起网络签名活动，要求封杀莫言，判令其向中国人道歉。目前，支持起诉的签名者已达上万人。

 

　　莫言的作品我读的不多，所读过的，仅仅是早期的小说《红高粱》，以及几个短篇和散文。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也不多说些什么。近些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偶尔也读过，花里胡哨玩弄文学手法的居多，实在是缺少对人类命运深刻悲悯而震撼灵魂的作品。

 

　　尽管不太喜欢莫言的小说，但在这场起诉和签名的闹剧面前，我毫不犹疑地站在莫言这边。

 

　　我看过毛星火指控莫言抹黑先烈、美化日军的理由，其中不过是一些人物对话或者肖像描写。

 

　　比如“土匪”骂八路军游击队的话：“妈的，我全不信你们。联合，联合，打鬼子汽车队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鬼子包围村庄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老子全军覆灭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们来讲联合啦！”

 

　　还有“土匪”不敬伟人的话：“某某某，老子不认识他。”

 

　　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特定语境下的虚构，只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并不能代表整部小说乃至作者自己的观点立场。把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当作作者言论来指控，不能不说是神经过敏，牵强附会。

 

　　关于人物描写，小说中写游击队因为天冷，身上穿着狗皮，就说这是污蔑八路军的形象。除此以外，小说中竟然有一处描写某个日本兵“容貌俊俏”“漂亮眼睛”。

 

　　凭着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外貌，就断定是美化和丑化，实在是陷入刻板的样板戏套路。人物真正的美丑，绝不该简单从外貌来判断的。比如说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夸西莫多，是一个外貌奇丑无比的人，而其内在的善良、淳朴、勇敢，却不知打动了世界各地多少读者。

 

　　如果单从人物外貌描写来判断作品有无问题，不知多少优秀的作家被起诉，又有多少优秀的作品被打入冷宫。按照这个标准，著名小品演员陈佩斯也该被起诉，因为在他的春晚小品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没想到你小子浓眉大眼的，竟然也叛变了g e命！”

 

　　文艺作品不同于新闻报道和法律文书，其中难免有夸张、变形、反讽之类的语言。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其小说中的确有不少魔幻的写法，在其多半生写的大量作品中，如果挑出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指责举报起诉批斗，对于文艺而言，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如果毛星火的这番操作达到目的，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的匣子，各路妖魔鬼怪会蜂拥而出，就像巴金批评文g e所言“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对文化的践踏和对作家的迫害，会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作家张生对此声明说：“我觉得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教授，都有必要为莫言一辩。因为这个时候不说话，那么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作家甚至包括我自己也会被起诉，也会有更多的教授甚至也包括我自己会因言获罪。”

 

　　不仅仅是作家或教授，我认为生活于这个社会的每个普通人都有必要为莫言一辩，不仅是为了捍卫莫言写作的权利，更是为了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

 

　　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65年，山东梁山县一个小学教师遭同事举报，说他在课堂上讲领袖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故意歪曲领袖的伟大形象。这个李姓老师因此以现行反g e命的罪名被抓。

 

　　李老师辩称这个故事是从书上看来的，却忘了书的名字，最终判了判了八年徒刑。

 

　　李老师的妻子捡破烂为生，为了还丈夫清白，她到处找李老师说的那本书。她不识字，背着孩子到处寻找，看到有字的纸就找人问上边有没有那段故事。

 

　　她因此变得有些疯癫，住的屋子里装满了捡来的各种废纸破书，里面寄托了她救丈夫的希望。然而，就当丈夫刑满出 y u前夕，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屋子里的废纸。女人和孩子都被烧死。

 

　　李老师出 y u后，找刚派驻到这个县的军代表喊冤。而这个军代表恰巧看过李老师讲的那个故事，知道这个故事是谢觉哉写的，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这本书里。

 

　　一个小学教师因为讲了一个故事，蹲了八年监狱，连妻子孩子的性命都丢了。你还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吗？

 

　　然而，我似乎看到一股蛮愚的力量，从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里借尸还魂，重返人间。在挥动铁索砸伤日系车车主的打工者蔡洋身上，在恶意举报导致店铺关门的网红身上，在威胁辱骂穿和服少女的群众身上，在以侮辱先烈、美化侵略为名起诉莫言并煽动签名的毛星火身上，我都看到这种横冲直撞的蛮愚力量。

 

　　正是在这种力量的冲击下，经济越来越萧条，文化越来越僵化，社会越来越封闭，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艰难。这股蛮愚力量如不拦阻遏止，势必会像疯狂肆虐的火灾一样，给这个民族造成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