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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博士:如何帮助中国才好?

2009-05-16 作者:Dr. Ralph D. Winter(美 USCWM  
来源:来自网络我也要投稿

 » 李提摩太。
作者:Dr. Ralph D. Winter(美 USCWM)
编译:《恩福杂志》编辑室

《宣教前线》杂志(Mission Frontiers)主编温德博士(Dr. Ralph D. Winter ),2008年11月发表一篇短文,比较两位来华宣教士:戴德生和李提摩太。他的数据大部分取自基督教宣教史学家来德理(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于1950年所撰《寻找家乡的人》(These Sought a Country)。1

这两位十九世纪中国疆场上的宣教巨人,都有广传福音的心志,穿上中装,深入人群,恒久忍耐,不畏异象路上的重重阻挠,坚持执着呼召,寸步不让。但两人的宣教路线南辕北辙。而他们对中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无法评断孰轻孰重。

心系普罗大众的戴德生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最初赶往中国,是因当时太平天国兴起,无数的人自称成了“基督徒”,然而却未脱离异教行径,他希望能帮助这些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起初他加入福汉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这个差会的开办人是极富创意的宣教先驱郭实猎(Karl Gutzlaff, 1803-1851),他曾登高一呼,召聚许多宣教士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成中文,也开启了宣教士穿着中装的先例。福汉会的理想,是用中国人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可惜受到假冒者的欺骗而致失败。

因此,戴德生最初在中国的事工万般艰辛,且前途茫茫。不过他却得到了一位贤妻玛丽亚,她已故的父母都是宣教士。婚后不久,他带着憔悴的身心回英国休养。健 康稍微恢复,他便开创了自己的差会──中国内地会(现称“海外基督使团”),带领一批宣教士重返中国。不幸,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他四个子女中三个先后夭 折,爱妻也因病亡故。

即使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依然马不停蹄地补充兵员,差派他们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内地会招募的人数总是众差会之冠。他们最看重的,不是宣教士的资质,乃是品格的正直与灵命的兴旺。

戴德生早期的策略仅重布道。因他深受前千禧年派理念的影响,2  认为世界只会日益败坏,直到主再来。既然看不到世界有任何盼望,力图改造毫无意义,所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抢救灵魂。

戴氏依据这样的逻辑,推动普罗大众路线:如果一千位宣教士,每位每天向50个中国人传福音,连续一千天之后,福音就传遍了整个中国(其实只能接触到五千万人,而当时的中国人口是四亿。)

戴氏早期不准同工设立教堂,如此才能催促同工整天在外,不停地传扬福音。他也较少做培训工作。来德理如此形容戴氏的做法:

宣教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尽量传给中国人,愈多愈好。重点在实现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的大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相对而言,他不那么重视马太福音“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并不强调信徒团体的成长成熟,更不会考虑整个中国的改变与更新。(76页)

得着精英改变中国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同样怀着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炽热,亦深信个人必须蒙恩得救,对基督委身。内地会成立的第三年,他曾经申请加入,但是戴氏原则上赞同宣教士受自己教会的差派,因此鼓励他加入大英浸信差会(Baptist Mission Society)。

当时的中国充满各种挑战,李提摩太深深感觉到,一个宣教士的天职,乃是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彰显神的荣耀,因此面对中国缠足、文盲等种种文化劣象,他觉得需要大事改革,也需要在全国普及教育。

李氏至终走上精英路线,他认为必须与地方乡绅、朝廷高官合作互动,力倡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不幸的是,他所采取的这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使得戴氏对他相当不满。在一些双方事工重迭的地区,戴氏甚至不准他的同工和李提摩太合作。
李氏坚信,西方人已拥有了解大自然的恩赐,而中国人在这方面还一无所知;倘若能发展机械和科学,中国的贫困问题便能迎刃而解。这种看法很快就赢得中国高层人士的信任,进而影响全国。他不惜倾囊购买科学仪器和书本,还亲身讲授科学,并且编撰科学课本。 

最后,连他自己所属的大英浸信差会都认为他做得太过份。于是他就脱离该差会,而加入与他理念较相投的圣公会差会(Anglican Society)。他和戴德生一样,都是以全中国为念;后来经由他的建议,组成了全球性的机构来帮助中国。
他(李提摩太)坚信,基督信仰的呈现,应该是“神国度的彰显,不单单在每个人的心中,更要在全地所有的制度中,使人全然得救,包括身体和灵魂,今生与来 世。……倘若轻看在物质、学识、社会以及政zh i等方面的努力,称之为俗世而非属神,那就是对神最可耻的背叛。”(89页)

“……不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向不懂思想的群众传道,或者去向那些自私自利的官员传道,……应当竭力把时间用在虔诚人身上,就是那些配得的人,……他们 生来就是神的使者,……千万人必会追随他们,就像蜂群会追随蜂皇一样。……”他也坚信,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办法来取得儒、佛、道教人士对基督教的同情,并 且愿意合作。……他更坚信,神已经在这些宗教里面动工,只要指明他们和基督教的相同之处,就能建立互动,得着他们门下的人归信基督。(89、90页)


尽管他对宣教士的职责有恢宏的远见,但他亦从来不因此而小看传福音和植堂的重要性。

李提摩太在离开山东之前,得知青州府的一间教会有七百名信众,还有二千多位慕道友,府外的基督徒也有数百。这样的成果可以追溯自他当年在该城两年左右的辛勤工作,所以他心中甚感满足。能有这样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他培训了很多中国同工。他的方式带给一位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很大的启发。(93、94页)

后来倪维思发展出“倪氏自养模式”(Nevius Method)。据称今日韩国教会所以能有惊人的成长,这个模式的贡献不小。(93、94页)

与此同时,李提摩太也关注诸多中国的问题。

眼前的饥荒、广大百姓长久的贫穷、在地上建立神国度的异象,催使他承担起向中国高官和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科学的重任。他认为,在“探讨神在自然界的作为”以及“把大自然的法则用来服务人群”这两方面,西方文明远远优于中国。他深信,如果能够说服知识分子和高官,“他们可以运用神在自然界的力量来造福百姓”, 就能够游说他们“兴建铁路、开采矿产,避免周而复始的饥荒,拯救百姓脱离贫困。”(95、96页)

同时,他不认为自己到宣教工场之前所受的教育已经足够。

为了事工的扩展,李氏在个人的费用上克勤克俭,并且把从亲人那里继承的一笔财产,作为购买书籍和科学仪器的专款。他甚至去研究飞行的可能性,认为如果兴建铁路耗时太久,飞行或许可以解决运输问题──这比莱特兄弟整整早了一代!有了书本和仪器,李氏便向朝廷高官和精英分子讲课,传授天文、化学、机械、蒸汽的应用(特别用于铁路和船舶)、电力、摄影、医学和外科手术等。这些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实属新颖,令我们不得不感佩李氏为了开拓所作的牺牲。

他关注虔诚人,特别是精英份子。

透过这些做法,李氏不仅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也使得中国极具有影响力的高官与宣教士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其中,李提摩太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关系别具价值。几年之后,张之洞因着引入西方科学和教育,而成为中国“革新”的领导人物。(96页)

他这种长伸双臂的作法,并非为人人称许。新一代的宣教士中,不少人反对他的路线。

差会中年轻一代的宣教士来到山西,他们认为李氏的神学有偏差,对中国其它宗教的处理方法不正确。他只是指出这些宗教里有哪些与基督教相合,并指出基督教更 为超越,但他们嫌他包容度太大。他们盼望他能修改路线,顺服整体的指导原则。但李氏实在感到他无法照办。何况他确信,他到中国比他们都早得多,经验更丰 富,在宣教路线上自然比他们更有智慧。(99页)

对他而言,避开冲突似乎是最佳途径。

李氏体认到,他的宣教生涯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很想为大英浸信差会的未来奠定一个新的计划。虽然他拒绝到z /-府工作,但却认为,身为宣教士,他应该关怀全中 国人的福祉,包括身体与才智,道德和灵魂。他曾向中国的高官建言,倡议兴建铁路、开采矿产、设立纺织厂。他曾建议中国差派人员赴国外,观摩世界各国的教育 制度,研究各地的宗教实况,然后回国禀报所考察的工商企业、交通运输等等。他亦建议在北京设立一个部门,把这些见闻向全国公布。回到英国,他向大英浸信差会提出建议,与其它差会携手合作,在各省省会设立高等基督教大学,课程包含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如此一来,中国未来的领袖就可以接受基督信仰,并且献身 带领百姓,运用西方的知识和工具造福这块土地,建立神的国度。(98页)

虽然大英浸信差会以“财源短缺”为由,没有支持他的议案,但李氏并未灰心。他退出服事长达二十寒暑的差会后,依然继续推动各种影响深远的理念,执着了二十五年。来德理总结如下:

成百上千的人体认了福音的改变大能;而倘若不是因为李提摩太,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碰到福音。

李提摩太当日把差会的棒子交给与他理念不同的年青一代宣教士,然后自己继续向前行。我们不禁揣测,倘若当时反对的声浪不如此之强,大家能一起合作,又会成就什么样的局面?

结语:两条路线依然并存

李提摩太辞世之后,整个世局看似日趋恶化,悲观的论调又占上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让人气馁。李氏没有见到世界经济大萧条(1930-40),亦没有见到二次大战的惨况;而因着这些历史的悲剧,保守派的路线日后成为大势所趋。

不过,来德理认为,虽然戴、李两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但其贡献都不可磨灭:

这两位巨人各自代表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盛行的两条路线;而直到今日,这两条路线依然并存。(90页)

注:1.本文主要取材自Ralph D. Winter, “How To Best Help China? The Story of Two Very Different Missionaries to China,” Mission Frontiers, Nov.–Dec., 2008, 12-14页。
 2. 前千禧派 (Premillennialism) 是一种神学派别,主要以字面解释启示文学。相信世界将日益败坏,最后发生哈米吉多顿大战,那时主会再来,在地上将有一千年的基督政权。

蒙允编辑自《恩福杂志》所作的中文翻译:如何帮助中国才好?

《宣教前线》杂志(Mission Frontiers)原文: How Best to Help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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