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碑历险记（上）

2013-11-24 作者：史红帅

来源：凡仆牧师博客我也要投稿

　　2010年7月25日、8月1日，《西安晚报》“文化周刊/西安地理”版先后以两个整版刊登了“撰文/供图史红帅董秦蜀”的《景教碑历险记（上）》和《景教碑历险记（下）》，并配有图片，后找到电子版，今复制转载，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景教碑及景教，并对研究其历史的人有所帮助。

　　在西安碑林的第二展室中，立着一通高279厘米、宽99厘米的巨大石碑，这通碑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通碑可以说是碑林中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石碑，每年都有无以计数的中外游客慕名前来参观。碑上刻有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它记载着唐代前中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教派（亦称景教）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史实，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这通碑中巨无霸现在十分知名，但鲜为人知的是，它在历史上曾经度过了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甚至艰难曲折的岁月，直到1907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来到西安企图把景教碑运往西方，并仿刻它之后，景教碑才声名鹊起，享誉世界。

　　景教碑曾被埋入地下700余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基督教）在唐代流传情况，现在被认为是基督教传教史上最为重要的石质文献之一。它刻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文记述了景教于唐朝贞观九年（635年）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传入西安，由唐太宗派高级官员携仪仗队去郊外“宾迎入内”，给予礼遇和支持，让阿罗本在宫殿中译经，在内廷中布道，并下诏准许他在京畿建造大秦寺。景教先后受到过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皇帝的青睐、支持，在唐代前中期的传播已蔚为兴盛，按照景教碑不无夸张的说法，已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称，它是景教在大唐疆域内200多年日渐兴旺的记录者。但在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诏灭佛，祸及景教，大量景教僧侣被迫还俗或被驱逐出境。遭此打击之后，景教一蹶不振，并渐渐销声匿迹。大概也正是在此期间，景教徒为了保存景教旧物，以图东山再起，遂将景教碑埋入地下。这一埋就过去了700余年的时间，之后景教碑几乎彻底被人们遗忘了。

　　直至明天启五年（1625年），一说为天启三年（1623年），几位西安府工匠在盖房屋发掘地基时，才从地下挖出了正面朝下、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景教碑。由于发现石碑上镌刻着从未见过的奇怪文字，工匠们迅即报告官府，地方官员遂将景教碑移置于西安城西郊的金胜寺（亦称崇仁寺、崇圣寺，约今丰镐东路空军某部院内）中，与其他几通该寺的维修记事碑并肩而立。发现景教碑的消息传开后，凤翔府举人张赓虞认为碑文与天主教有关，于是将拓片送交明末著名学者、天主教徒李之藻鉴定，被确认为珍贵的中国古代天主教历史文献。这对于明末清初热衷于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和“上帝”等字眼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说，景教碑的重见天日，无疑是个绝好的消息。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天主之教在中国古已有之的佐证，而且现在有了确确凿凿的物证。

　　景教碑的出土地点，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出自西安城附近，一说出自周至县终南山麓唐大秦寺所在地。虽然景教碑出土地点的争议尚难骤下结论，但是景教碑在出土后不久即被移置西安城西郊规模浩大的金胜寺却是不争的事实。从1625年起，就陆续有西方传教士和游历者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前往西安金胜寺察看景教碑，虽然人数寥寥，但却向西方世界传递了景教碑状况的第一手信息。

　　金胜寺作为明清西安城西郊规模最大、建筑最为宏伟的佛寺之一，曾以“五百罗汉塑像”享有盛名，原本作为景教碑的栖身之地也颇为相宜。有资料显示，明清之际景教碑还一度被镶嵌在砖龛中加以保护。1859年前后还曾建有碑亭。但至清代同治年间，由于社会动荡，金胜寺被付之一炬，景教碑也就随之暴露在田野之中，与城郊的大量散见碑刻一样无人顾及，任其经风沐雨。

　　西方人渴望“获取”景教碑

　　1907年时，景教碑的命运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缘于西方人对它的重视，尤其是这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从欧洲来到西安，企图将景教碑运往西方，在一系列的历险活动后，景教碑不再默默无闻，并广为世人所知。?

　　当时西方世界渴望获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欧美基督教界、博物馆界和地理学界等机构为代表，主张通过各种手段将原始景教碑运往欧美国家的博物馆中陈列展出，对获取景教碑表现出强烈愿望，如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学者巴鲁复、拉库伯雷等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1886年，来华传教士史蒂文森在实地探访景教碑后，亦在《泰晤士报》撰文宣称：?“闻名世界之景教碑，时至今日，任凭自然破坏、人为摧损而无半点保护措施。此碑弃置暴露于荒野，实乃十九世纪一大耻辱。衷心希望我当局派有能力之人，游说北京官僚，力求使之同意将此贵重景教碑转交大英博物馆，期得妥善保护。若此计划难以实施，务请北京外交使团诸君努力，劝求中国官员至少建一碑亭，使之保护景教碑。若不采取适当办法，如此贵重之景教碑，恐早晚会荡然无存”。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和在华传教士也纷纷呼吁、敦促清z /-府尽快切实可行地对景教碑加以保护。设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也作出了保护景教碑的决议，并于1890年2月，由该会会长休斯和驻京外国公使团主席德国公使巴兰德等人敦促总理衙门和各军机大臣切实保护景教碑。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回应。1891年，清廷拨款100两白银命陕西官府为景教碑建造碑亭，但由于在层层拨付交接的过程中，官吏吸榨盘剥，以至于这笔经费送至西安时，仅余5两。用5两白银建造的碑亭只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建筑，没用多久就塌毁无存了，景教碑又重新落得风吹雨淋的窘状。

　　正是在西方世界强烈希望获取景教碑而未能如愿，清廷和地方官府对景教碑又保护不力的大背景下，才发生了1907~1908年何乐模欲得原始景教碑不遂，而仿刻景教碑并将之运往纽约的事件。

　　觊觎景教碑煞费苦心

　　丹麦探险家何乐模之所以会在1907年不远万里来到西安觊觎景教碑，与他此前的个人经历也有着紧密关系。在民国年间编修的《续修陕西通志稿》《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以及相关论著当中，往往含混地给何乐模冠以“西人”、“丹麦人”“古董商”、“新闻记者”等身份，但均不能准确反映何乐模来华之前、在华期间以及返回欧洲之后的复杂经历。

　　综合各类英、法、日文文献的记述可知，何乐模（Frits?von?Holm，一作Fritz?von?Holm）于1881年6月23日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其父曾任丹麦驻外总领事；作为丹麦皇室的亲戚，何乐模在幼年时期还曾得到过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的关注。他于1887~1895年间在丹麦的私立和公立学校上学，1895~1900年加入丹麦皇家海军，接受作为海军军官的训练；在海军服役的经历磨炼了何乐模的意志，也使他原本就敢于冒险的精神更加张扬。1901年何乐模来到远东地区，在上海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同时担任英国《伦敦论坛报》和丹麦报刊的特约驻华通讯记者。在华期间，他不仅在长江流域进行过广泛游历，而且当时就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产生了浓厚兴趣。1904~1905年他前往日本，任《横滨广告日报》记者。1905年返回欧洲，他因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并通晓汉语而成为丹麦皇室认可的译员。1906年起前往英国任美联社驻伦敦新闻记者。何乐模在丹麦海军服役和欧美跨国企业、著名媒体从业的经历，以及在远东地区的广泛交往和对中国各种情况的了解，都为他1907年前往西安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一通精准的仿刻碑的活动打下了扎实基础。

　　1905~1906年何乐模在英国担任记者期间，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潜心研读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为获取景教碑做着积极的前期准备。同时，在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期，大量西方探险家、学者，如德国的李希霍芬、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英国的斯坦因、荣赫鹏、法国的沙畹、美国的尼科尔斯等，在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从事各类探险、考察活动，并因此在西方社会和科学界获得崇高荣誉与巨大成就，这些人的种种事迹对于渴望荣誉和成功的丹麦前军官何乐模前往西安的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07年1月12日晚，何乐模在伦敦女王大厅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威尔士王子以及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一起听取了意大利著名航海家、登山家阿布鲁兹公爵发表的题为《尼罗河之源》的演讲，这次演讲也触动他尽快起程前往中国西北内陆的西安，进行所谓的“景教碑历险”活动。

　　为了获得景教碑不惜变卖家产

　　1907年1月31日，何乐模离开伦敦，开始了不远万里前往西安的行程。虽然才年仅26岁，但这已是他的第二次环球航行（1901~1905年完成首次环球航行）。

　　起程之前，何乐模与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权威学者商讨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仿刻碑的计划，但却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资金支持和响应。于是何乐模不得不变卖自己的书籍、珠宝、衣物，筹措启动资金。他乘船途经家乡哥本哈根，从亲友处又筹措了一部分经费。随后乘坐往返于北欧至美国的皇家邮轮“赫林格·奥拉夫号”横渡大西洋，2月20日抵达纽约。

　　在纽约，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达文波特·惠尔普利帮助何乐模又获得了一部分资金支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珀登·克拉克爵士对于何乐模获取景教碑的计划怀有浓厚兴趣，两人也详细讨论了实施计划的细节。由于此前伦敦的学者们对何乐模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不看好，而纽约人却给予何乐模经费支持和精神鼓励，这就为后来仿刻的景教碑并没有运往大英博物馆，而是存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埋下了伏笔。

　　从何乐模前期筹措经费和与各界人士的接触、商讨过程来看，他实际上是怀着一种做买卖的生意人心态，先筹募“历险”的本钱，期待着获得景教碑或者仿刻碑之后，再以高价出售给某个西方博物馆，从而谋取较高的利润，实现“名利双收”的目的。

　　1907年3月12日，何乐模从纽约中央车站乘火车北上，首先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再换乘横跨加拿大的长途列车奔赴太平洋东岸的温哥华，由此搭乘“印度皇后号”邮轮横渡太平洋，抵达日本横滨港，由此乘火车前往神户，再换乘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芝罘号”邮轮，经长崎，在绕行了大半个地球后，于4月10日抵达天津。何乐模这次入华的万里行程，先后途经欧洲、北美和东亚，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历时60余天。

　　何乐模入住天津著名的利顺德饭店后，随即为前往西北内陆的西安城做各项准备工作。他首先前往北京外务部办理前往内地游历的护照等手续，在当时代管丹麦国民在华事务的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护照。曾在西北内陆和蒙藏地区进行过深入考察的美国驻华公使、大名鼎鼎的探险家柔克义还向何乐模传授了在内地旅行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何乐模”这一中文名字的来历。在众多中文史志、论著中，往往将Holm音译为赫尔姆、霍尔默、何尔谟、荷尔谟、好尔姆、呼伦等多个名字，容易令人混淆。而事实上，何乐模于1907年从伦敦经哥本哈根、纽约、温哥华等地来华后，北京的清廷外务部颁发给他的护照与其个人使用的名帖上均标有中文姓名“何乐模”。根据他在1909年《帕特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记述，这一名字是由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他的英文姓氏雅化后所取，意指“何等悠乐之楷模”，令他大为满意。

　　从北京回到天津后，何乐模经人介绍雇用了一名祖籍宁波的翻译方贤昌，此人曾供职于京奉铁路，会讲英语和法语；另外还雇了一名略通德语的仆从马四。何乐模为了防止两名随员互相串通欺骗自己，就分别用法语和德语与两人交流，这样一来，交流的内容也就不会被另外一人知晓。而一路上方贤昌和马四两人关系并不融洽，这反倒免却了何乐模的所谓“担忧”。但后来也正是方翻译在敦促陕西地方官府把景教碑移入碑林，防止外国人破坏或者盗运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

　　“掩耳盗铃”的隐秘活动

　　1907年5月2日，何乐模一行三人坐船离开天津。与以往从京、津前往西北内陆的大多数西方人走保定、太原、潼关、西安的传统大道不同，何乐模为深入考察华北、西北各地自然与人文景观，选择了先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过直隶静海县、唐官屯、流河镇、新河县、东泊头等地；5月7日入山东境，经桑家园、德州、武城、临清州；由此从卫河航道上行入河南境，经高地镇、五陵、三官庙、浚县，终抵道口火车站。此后何乐模一行从道口乘火车南下至铁路终点站清化镇。再租雇大车，经怀庆府，过黄河抵达洛阳，而后从洛阳向西安进发。5月29日入潼关，6月3日进入西安城。此行途经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四省区，交通工具包括船只、火车、大车、骑骡等，也颇为多样化。

　　何乐模从1907年6月3日进入西安城，至6月29日离开，第一次驻留西安城为期26天。

　　何乐模在到达西安城之初，即依照惯例接受陕西省洋务局等机构查验护照，并向陕西巡抚曹鸿勋以及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递交名帖，登门拜会，但始终没有透露此行的真实目的，而是扮做普通西方记者（名帖上标明为“大丹国文士”）四处游览，先后参观了大雁塔、碑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行宫、临潼华清池等地。他假装采集素材，实则暗中了解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仿刻碑的可行性。同时，他还与当时居住西安的西方人积极接洽，希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帮助。他和两名随员不仅入住西安邮政局德国籍局长邵穆劳菲尔位于西北城区的阔大宅邸之中，还与天主教会、英国浸礼会、中国内地会系的北美瑞挪会等传教士密切接触，多有往来。在抵达西安之初，何乐模就在五星街天主教堂的主教和神父们陪同下前往高陵通远坊教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徒纪念日活动。

　　在与当时西安城的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何乐模向他们隐约透露出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一通精准的仿刻碑的计划，但这些西方人实际上对他的计划并不支持，甚至有反对的声音。这是由于天主教会也曾有将景教碑运往罗马的计划，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出于景教碑碑文与基督教相关，认为新教教会对该碑至少应有部分的所有权，对何乐模以私人身份获取原碑的目的有所诟病，这从后来新教传教士在汉口、上海、天津等地报刊上发表的揭露何乐模隐秘行径的文章中也可看出。

　　1907年6月10日，何乐模骑马出城，首次前往金胜寺实地考察了景教碑。当时正是关中麦收时节，何乐模在围绕着景教碑来回踏勘、拍照、绘图、留影之际，金胜寺的僧人和周边农民们依然在地里忙着收割小麦，并没有在他做这些事情时加以干涉，但何乐模也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景教碑就是一通无主之物，可以任由搬运。由于在较早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已经有关于景教碑地点的详细位置记述和草图，因而何乐模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了矗立在金胜寺麦地中的景教碑。

　　“贿赂”中国和尚

　　为了找到获取景教碑原碑的捷径，何乐模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与金胜寺住持、74岁的玉秀和尚建立了联系，先后向玉秀赠送丝绸、放大镜等小礼物。当然，何乐模自己都承认用“贿赂”一词形容送小礼品的行为未免有些名不符实。从何乐模本人的记述中看，他虽然提出过把景教碑原碑搬走的要求，但玉秀坚持认为景教碑属于金胜寺和他个人，从来没有与何乐模签订坊间传言甚广的所谓“秘密契约”出卖景教碑。关于何乐模与玉秀之间的交往，1935年刊行的《续修陕西通志稿》载何乐模“以重（金）贿赂僧”，1936年刊行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更具体载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麦人何尔谟出三千金购之”，后来的论著往往就笼而统之地称何乐模向玉秀出3000两白银，想购买景教碑。虽然从现有资料和照片来看，玉秀和尚与何乐模的关系较为融洽，何乐模还为玉秀在金胜寺和景教碑附近拍摄了多帧照片，但却远不能说明两人之间订立有出售景教碑的契约。这一说法大概是受到了斯坦因在敦煌向王道士低价购买敦煌经卷一事的影响，殊不知人烟稠密的西安并非僻远闭塞的敦煌，而坚守金胜寺50余年的玉秀和尚也并非愚昧贪财的王道士。

　　从何乐模本人撰写的大量文章、著作，以及当时英、法文报刊记述的情况分析，玉秀与何乐模签订的唯一“契约”是出租寺庙中两间房屋的约定，其中一间用于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间供翻译方贤昌居住，以便就近监督工匠的工作。两间屋子四个月的租金为50两银子（约35美元）。对于何乐模这样一个“中国通”来说，他不会不知道住持和尚实际上并非阻止他获取景教碑的最大障碍，即使用3000两银子买通了住持，要想从位于西安前往咸阳、户县的两条东西大道旁边的金胜寺运走2吨重的石碑，而不被官府和民众发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自从何乐模抵达西安，他自认为行踪秘密，实际上由于当时往来西安城的西方人较少，他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处于陕西洋务局官员的视线之内。何乐模灰心丧气地称，要想从西安把原始的景教碑不为人知地运走，就好像从大英博物馆运走罗塞塔石碑，或者从卢浮宫运走摩押碑一样，比登天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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