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困境

　　十九世纪末，北京大学有位对文化界极具影响力的教授，梁济先生。他在六十大寿之日，留下遗书，投湖自尽。遗书中指出，中国文化走到二十世纪，已经来到绝境，若不尽全力挽救，中国文化便完了。他情愿以自杀来唤醒国人。

　　梁济之子梁漱溟先生，深受父亲之死的刺激，乃穷毕生之力探求中国文化的前途。他于1922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讨论世界文化的三大主流。

　　他有个强烈的信念：世界文化不久将达一融和境界，所以中国文化不能孤立来谈。他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有无贡献？应扮演何角色？若一个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对将来整个世界文化没有贡献，即使本国保留此文化，也没有价值。而他探讨世界文化之后，产生一坚定的信念，认为儒家的人文精神有其重要的意义。

　　他最不满印度文化，觉得它太内向，对外在观感世界的存在采否定态度，这种看法过于浮面，不能丰富人的生命。

　　他认为西方文化虽肯定并尊重外在世界，但采过份对立的态度，且企图利用，因此与外在世界缺乏互通、契合的关系。他指出，西方如此利用外在自然界，至终会自食苦果。虽然梁先生所用的不是“污染”等现代用语，但当前环境与生态种种严重问题的出现，证明他的确有先见之明。

　　他运用Eucken（191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日内瓦大学哲学教授）等人批判当时西方文化的观点，警告国人勿对西方文化一面倒。因为西方文化对外在世界存利用、控制的态度，会影响内在的人，有使人趋向物化的危机—把人当作物。如果要纠正这观念，儒家所讲的“仁”便十分重要。

　　“仁”的要点便是“感通”：人与外在世界互相感通，在感通之中彼此成全。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曾说：“仁者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如此，人与外在世界互相丰富。

　　梁先生指出：西方必须回到儒家的“仁”，若不然，西方便非常危险。他从西方文化的缺失来肯定儒家的人文精神，眼光实在独到。

　　新儒家的提倡者，如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等，看出西方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的困难，指出其原因，并将西方可能有的突破与中国固有人文精神来互通。

　　峰回路转看西哲

　　自康德以来，西方文化便很注重人的自我意识（“I”consciousness）。结果产生一重要问题：外在世界是否只存在于我的意识里？若是如此，我如何能跳出自我意识来肯定世界的存在？同时，人与人之间也产生严重问题。我如何能有同情心（Sympathy）——这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人既困于自己的意识之内，怎能体会别人所经历的感觉，然后互相感应？如此就产生“爱怎么可能？”的大问题。

　　康德写了三本书：《纯理性的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应用理性的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判断的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综合起来可说是意识的批判（Critique of Consciousness）。他认为人只能在自己的意识范围里知道事物，却无法知道事物本身的真实性。但这困难在做道德抉择时，得到解决，因为人在作道德抉择时，可以把握住此“道德抉择”行动本身的真实性：人面对自己，“我”成为被认识的对象，同时“我”又是认识的主体；这时，“知”的行动成为主体与客体互相结合的焦点，而在此，我可以把握到“我”的“真实性”。如此一来，认知事物真相的惟一办法，就是透过行动，亦即是道德行为。

　　所以，康德后期的哲学思想，非常注重道德理性与道德感情。因为透过道德行为可以建立主体（人）的真实性，再由主题（人）进入道德主题，而道德主题本身必有客观的对象，（如：“打”必须要有对象）；因此，人透过道德主题便可通向外在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哲学就很重要，因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道德主体。向来中国人讲“本体”并不是讲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是讲本体如何经验自己。本体是由人的“心”、“性”来体验；而本体的真相在道德责任、道德行动中能完全呈现自己。换言之，“仁”就是本体启示他自己的焦点。所以道德主体，对我们认识真理、体会真理是非常重要的，这点与康德的哲学互通。

　　道德主体的探究

　　西方自康德以来的哲学家，如Maxscheller等人，也是提倡透过道德主体来体验真理。此外，海德格（Heidegger）研究本体论也从Dasein（指人，being there）开始。他认为一个“存在”，必须“存在于某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存在。为何本体论必须由人开始？他认为理由很简单。历代以来，是谁问本体的问题？“Whatis being？”此问题由何处出现？是由“人的存在”里发生出来的问题。惟有透过了解人，了解人为何问此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这问题的真正意义，然后才能找答案。

　　海德格写的《Being and Time》一书，其中大部份就是分析人的存在真实性、存在的实情；他想透过研究存在的实情，来了解人的being。他的重要假设就是人是在Dasein中呈现自己。问“What is being？”，其实是being自我彰显的一部份。藉这问题，being表明自己是什么，也透过历代以来人对此问题所提出的答案，来彰显他自己是什么。

　　所以，现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从完全客观的认知，发展到主体行动的角度，了解人是个agent，而非一个客观的知识论者（objective knower）。

　　新儒家致力打通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我觉得这条路很值得探索。如牟宗三先生，能把握住康德最有潜力的“道德主题”；西方反而有许多人不够了解康德，只知由他的知识论来看，殊为可惜。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一方面讲人与宇宙感通的关系；一方面从宇宙整体来看，视宇宙为一谐和的整体，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分割，而是互相渗透的体验——主体渗入客体，将生命一部分流露于客体中，然后让客体进入生命中，丰富生命；形成一种活泼的相互交流。这与现在英美流行的进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在意义上有共通之处。基督徒也可以欣赏这种思想。

　　传统西哲的困境

　　但西方传统的思想并非如此。他们视“实有”为“自足自存的个体”，宇宙为无数自足自存个体的总和。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中个体的会运动，一方面是有一“美好”（The Good）吸引万物，另一方面，个体内在有一动力，将个体推向终极目标。后来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就推翻了这种说法。依照万有引力，宇宙间个体所以会动，乃完全取决于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如此，就形成机械性的宇宙观。

　　笛卡尔自认推翻了亚氏的哲学，但从他的基本哲理“我思故我在”一说，可看出他仍承袭了亚氏的观念，即认为个体是自足的，有属性即有本体，有本体即有属性。这种“自足自存的个性”观用于了解人的时候，就造成了个人主义。社会是一群独立主体的集合。如此，人就要问，我这个孤立的主体，如何与另一主体建立关系？社会怎能产生成社会？这是近几百年来西方极其严重的问题。他们用理性主义来解释：我与你虽无关系，但可以用理性来建立契约，于是成为契约社会。

　　这种宇宙观、人观与社会观造成现代西方的问题。

　　圣经融贯万理

　　中国哲学除了可以批判、纠正西方传统哲学的这种发展，也与圣经中对本位的了解有共通之处。圣经也是先讲到宇宙的和谐关系，再从此关系中体会事物的真相（reality）。

　　西方一想到reality，就想到一件东西，因为reality之字源是“re”，原意是thing。所以讲到reality，就想到一件东西的结构、内容等，而不包括它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圣经就很不一样，是由相遇（encounter）来体会reality。当神用爱来创造时，reality就存在了。reality是由关系来实现的，就是“爱”的实现。而reality的成全，（即事物之所以实现其本相），相互参与（participation）是绝对重要的。

　　耶稣的“道成肉身”即是一例。如何能绝对把握最真实的人性？不是将人与神的关系抽离之后，再将人分析，以求得人的真相；而是由人与神的关系中，经历何为人。道成肉身使我们认识：人与神是不能分割的；惟有在人与神深相契合之中，人才能认识自我（Manrealized himself）。

　　所以由此看来，圣经的观点与中国的本体论有许多共通之处。

　　我的信念就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实在有长处，值得尊重。然而它不是没有缺陷（在本文中我不欲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圣经则不仅能够与中国文化会通，而且可以补足其缺陷；不单补足，并可成全。对于西方文化也是相同。基督教对中西文化的贡献，是绝对肯定的。若要具体提出，基督徒思想家必须作很多的努力。以上是我简单指出的一些路向。

　　“圣经是维系西洋文明经纬线的书。它是千千万万男女的生活手册，没有它，我们的文明不能存在也不能维持。”——英国历史学家H.G.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