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得对中国哲理及由此衍生的伦理道德、经济和政冶体制的精华与粗陋处身历三省。“天人合一”这种一元论的宇宙观，是中国历代思想家的传统习惯。其间有直觉、感应、神秘主义与积极的元素，是先民质朴与直接的思维方式，也许在文明过于繁复之后，这种思维方式和对生活的简单淳朴在一定程度上会重新被认识。它有助于个人精神层面的提升，因宇宙之完美，无须精于分析，就可以在个体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忧虑，心灵上达到澄澈超然。

　　但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是将具体与抽象混为一谈，势必导致诸多具象的无法解释，技术层面的难以操作。将之推广及生活，冶学，经世，持家等实在过于偷懒，它以表面的圆融来消解内在的诸多矛盾，必然引发更深的分裂和精神挣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人，尤其是“文官”都履临阴奉阳违的尴尬而又可怜可卑之局面。处处以圣人言，做圣事，成仁德为标范，却无法面对自己，尤其是一已之性情，一已之欲念。由此身心的安妥成为大问题，何谈精神之自由，创造之勃发。

　　问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孔子及弟子提出性善或性恶。这让中国在对人性的思辨上先天不足。基督教提出“原罪”，为后世解决人性问题留下了通道。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可以为善，一个君子生活的全部目的就在于合符“仁”的要求。

　　那究竟什么是“仁”呢？孔子没有明确直接的定义。或许他本身就有迷惑处，历史上常见一个大思想家自相矛盾的地方。《论语》其书，“仁”字分六十处见，但从来没有两处的解释相同。“仁”与慈爱、温和、恻隐、以天下为已任等观念相通。综合起来，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步阶段。在向理想的阶段迈进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地积累而可以去旧迎新，最终到达元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就是生活惟一意义之所在，简直与道家的“道”殊途同归。

　　这种“仁”的学说成为儒家宇宙一元论的基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说自我不好，但已不言而喻。其所谓的“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物质来囤然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对社会的责任。

　　这种学说在汉代开始得以尊扬，根源在于中国大一统的必须。偌大的一个国家要管理，要整齐划一，方便通达，安定团结，必须“克已”“成仁”。当然，在历史的选择中，得以尊扬的绝非单纯的儒家，而是糅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和孝家等因素而成的王室巩固的金言。史学上对“孝”研究得不够，认为它是儒家的构成部分，其实它在诸子的家中是独成一体的，并在以后的冶国方略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样一种利于休养生息、伦理天下的学说占据统冶地位近二千年，这种学说从一开始就轻各人而重群体，然一国一家，没有个体的安顿绝无群体的和谐。这种学说从根源上就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而是虚空高蹈的一种理想。

　　但时代愈发展，集权国家对它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尤其唐宋以后，中国变化巨大，经济重心南移，内部复杂性增加，官缭与绅士互为表里，文官政冶成为大帝国的主要原则。多方的改变使中央z /-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因为儒家的伦理性格无法完全全适应时代之需，由此很多学者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最终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成一种新的思想系统的是宋代朱熹，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朱熹创立的是理学，绝非儒家，它的某些精神与儒家背道而驰；有的学者认为朱熹是孔孟之后儒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四书集注》是明清两代士人规定的教科书，也是科举考试的标准参教。

　　不管何种分辨论争，朱熹仍沿用了祖宗的思维方式和技术规范来解决矛盾，尽管提出一些理念，还是无法安顿个体的身心。朱熹认为，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这所谓的“物”，包括具体的事物，也包括抽象的伦理，一件事物具有特性，就是因为它和其他事物发生了关系，凡“物”皆有动作，光线的反射见于人是一种动作，为人忠孝也是一种动作。儒家的思想，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的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但人会违反天理，因为各人的气不同，有清有浊，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取代，所以要存天理，去人欲，其补救解决办法就是“格物”，也就是接受事物的观察，研究事物。

　　这种学说最大的漏洞在于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根本就缺乏科学性，用类比来说明推理，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政冶家常用的方法，但类比法仅是类比，绝不能以类似之处来代替逻辑，如果生硬代替，事物必失个性而求共性。其实自然物理、科学原理、孔孟伦理的“理”实际上是不同的类和项，是不同的个体，皆有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只有遵循其固有的逻辑，才可能正本清源，从而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所以朱熹的“理学”从酝酿产生之初，就有与之相对的“心学”。心学派反对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这种自然自在所获得的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就不再会有责任，如此一来“士“必然失控。王朝的安全就受到威胁。由此”心学派“备受打击，”理学派“一再被强调，两种力量冲突消长，并没有使中国的思考开启新曙光，反而更加迷惘而不可收拾。

　　原因何在呢？心学派代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他所谓的“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但良知并不能详尽知会各种事物的心志功用，具有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近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做出是非善恶的评判。相应的知识是一经决断，必然引起一种行动。因为因果始终存在，物体本身是因，在观察者心中产生感觉才是果，所以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随时而自然地“致良知”，人虽然可以随时而自然地“致良知”，但不断地按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种理论潜伏的最大危险就是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成为真理的主宰。后果必然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的不同而滑向冷漠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z /-府主义和实用主义等。

　　而在社会中，道德是不可能摒弃的。明清诸多学者力图建立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的伦理和思想的山穷水尽。山穷水尽在于z /-府的施政方针完全凭借个人道德，但这种道德标准过于僵化保守，过于简单肤浅，从而就很难在个体和群体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没有平衡点势必引发冲突的危机，如果在冲突危机燃发前有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多表现为社会契约的立法，那么社会维持还有调节的余地，还能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开放的机能。

　　这基本上就是中国自诸子百家以来的思想交替史，这就是国人在饱经挨打之痛,家国沦丧之悲后的挣扎与反省,原来我们缺少法,我们要实行法冶。五四g e命以来,从西方来的民zh u,自由,科学三大口号,其实都是对自身千年文化的反戈一击，感到它的不足了，恨其弊端了。近一个世纪,中国努力在做的两件文化建设上的事：一是不断赶英超美的学法,立法,推行法冶；二是对奴性做清算,强调个体独立，宣传自由博爱,两者的成长推进还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大多有了法律意识，或多或少算了有一点,也不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了而言我了。

　　但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妙，从人们卑微劳碌的生活，到思想家们的痛心疾首，政冶家的狠下快刀，手术一次又一次，但似乎未能除具腐肉白骨，反伴随愈合不良而生的新疽旧虫。

　　原因何在？法冶力度不够么，中国需要法制，但法制从来就不是万能，它从诞生之初就是契约性的，就是补救性的，为解决个体与他者及群体的矛盾而存在的。矛盾在，它即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也难切中肯綮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扮演的是消防队队员的角色，应急而生，应需而起，但火越多，消防队员作用并非越大，破坏早已产生。故有些所谓先进国家的立法速度总比上犯罪高攀升的速度，更何况从来缺少法冶的中国。从千年历史包袱中来的国家机构显然缺乏经验，立法上缺乏前瞻性，并因我国人为的惯性的权势的因素而影响执法的公正，所以法冶并不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当然有法比无法好，执法比废弃好。

　　那么是民zh u，自由得不够？这也不是问题所在。首先民zh u，自由这些舶来词，之所以得以一用再用，是针对尤其是宋以后的理学的横行禁锢，恢复人之尊严着手做的铺垫。理学已渐退出了历史主要舞台，民zh u，自由的枪应主要对准什么？有人以骂z /-府，从而标榜自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创造。这多少有点史家言官宁死也要进谏之风，但其间也不乏为一已之名利的私心。试想这以高呼天意为准的民zh u，自由。为已，还是为大众？诚为大众，大众皆民zh u，自由又如何？是不是就天下大冶了呢，很值得高榷并践证。

　　（接上）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民zh u和自由究竟对内，还是对外，对个体还是对群体？对内指主要用于个体的意识与修养，对外指社会群体的参与意愿和管理策略。许多知识分子对此自己都模糊不清，而任意把它用在需要之时，并且更多的用在对付当权的一种武器。

　　一家之冶尚且复杂，一国之冶更是千头万绪，恐非民zh u，自由就可一药医之，一言蔽之，若那么简单，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古罗马的哲思先贤远远用不着殚思竭虑，煌煌大方，努力拼命了。所以，民zh u和自由还是应该更多地偏听、偏向于和启蒙思想相连的一种文化意识，一种精神培育。

　　并非培育出造反派就是启蒙有功，造反，造什么反？造愚昧的奴性的，甚至懒惰的不肯自己思考，正确行动的反，这才是根本！而非社会精英，民zh u斗士们在非体制深处唱反调才是独立自由，自由是周正了，心理健全了，再做出一些判断，一些行动恐怕更接近科学。便有人要斥之为犬儒，但是否犬儒关键在于能否健康地进行精神生产，而不应以一种思维横式，一种道德标准，一种官方或民间的声音作为评判范式。如果这样，那是永远没有好坏得失之分，而陷于无休止的口舌之争。

　　健康的精神生产！人类生产方式由三个方面组成：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其中精神生产一直没有被明确提出，系统和归纳，但它从来都是存在的，宗教，哲学，文艺等都是精神生产的产物，而且这些产物都有自身的规律，存在方式，发展浪潮，所谓信仰危机实质上是精神生产的萎顿状态所致。

　　人类要继续走下去，现在已必须有能力来解决三项生产的平衡状态，人口爆炸，物质过剩或匮乏，精神疲软与迷惘，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目的只能是这个，让这三项生产协调共生。而这三项生产的协调其本质在于人的协调，而且必须首先是个体的协调，才有群体的协调。

　　这就得从东西方文化源头探底，理出其策略，鉴别其长短优劣，再对目前之病症下药。具体所做的针砭工作绝不能就文化论文化，那是在一堆废纸中做文章；绝不能就价值论价值，那是在无中生无；绝不能就思想论思想，那是在沙滩建楼。健康的精神生产，和三项生产的协调必须从本源开始，从个体的内部开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