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吗？这个问题对明白基要真理的基督徒来说，答案显而易见，但对那些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文化基督徒就不一定。长久以来，华人中间流传着一种谬误，认为中国古代典籍里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中国古籍里的“道”就是《约翰福音》里的“道”，甚至有人说“耶稣就是天”。

　　这种想法的始作俑者，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他通读儒家经典《诗经》、《礼记》、《尚书》以及历代中国史书，认为中国古籍里所记载的“上帝”、“天主”等至高神的概念，与古代犹太人所认识的宇宙主宰是同一位神，所以他把《圣经》中的上帝翻译为“上帝”、“天主”。1603年利玛窦在自己的作品《天主实义》中，认为原教旨主义儒家信仰“上帝”，只是后来这种信仰越来越衰败，被遗忘了。他感慨说：盖昭事上帝之学，久已陵夷！（侍奉上帝的学问，已衰败很久了！）

　　利玛窦试图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契合点，这样方便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开展福音工作，初心很好，不过他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谬的。事实上，本着知识上的诚实，稍一对比就会明白，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典籍里的“上帝”不是同一位。清代福建天主教徒严谟说：“敝中邦古书，惟《五经》《四书》其说可凭……以今考之，古中之上帝，即大西之称天主也……至三位一体，则万万不可及。”严谟更精细严谨一些，认为中国古人的上帝不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神，但他依然沿袭利玛窦的错误，认为中国古籍的“上帝”和西方传教士所说的天主是一回事。

　　利玛窦的思想，后来被一些新教传教士所继承，他们认为耶稣和孔子没什么矛盾，基督教可以和中国文化相融合，或补充儒家之不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提出“基督教本色化”的呼吁，很多学者试图将基督教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做，基督教就可以更好的被中国人接受。这一时期，涌现出好些基督教神学家和学者，如吴雷川、赵紫宸、刘廷芳、王治心等。重要著作有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学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等。有意思的是，这些人无一例外是自由派神学的代表。

　　到了最近几十年，沿袭利玛窦谬误的有，远牧师讲解老子和《圣经》；石衡潭讲解《论语》和《圣经》；杨鹏作品《“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最近看到范学德一篇文章，发出惊人之语——“耶稣就是天”。

　　以上这些人，都是被利玛窦误导了，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申4:24 ），不可能和异教的神混同，神的救赎计划全然记录在圣经里。我在这里不掉书袋引用太多资料，只需对这些人的思路稍作分析，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

　　天主教的神学传统有两点必须时刻警惕，第一、圣经-传统双源头的权威；第二、神圣启示-自然启示双重知识论，在这两大神学传统之下，福音很容易受到人类宗教和文化的玷污。明清传教士牵强附会，将华夏文化里的至高神“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强拉硬拽，主要是启示论上有极大问题，他们大大抬高了自然（普遍）启示的地位，后来的专家学者、文化基督教沿袭这条错误的路子，对真理毫无敬畏，大肆宣扬这一错谬的说法，甚至把前人的错误当成了自己继续犯错的论据，真是啼笑皆非。

　　根据《圣经》启示，我们知道罪不仅败坏了人的心灵和意志，而且也蒙蔽了人的理解力，人的理性受到罪的污染，马丁路德说，“理性是人尽可夫的娼妓”。按照人的理解能力，我们无法仅仅透过普遍启示认识上帝，我们对普遍启示的认识只能是扭曲的、错误的。自然（普遍）启示有两个范围，第一个范围叫做「外在的显明」，就是「借着所造之物」；第二个范围叫做「内在的显明」，就是「显明在人心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　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

　　这两样事都证明神是神，这两样都不是人想象出来的证明，而是神自己所显明出来的见证。神透过普遍启示，使人在普遍启示中听见了外在的声音，又听见了内在的声音，看见了外面的见证，也看见了里面的见证。「外面的见证」和「里面的见证」总合起来，就变成我们的文化性和宗教性生活的总合，这就是人类为什么会有各类宗教和文化的原因。然而，因为人的罪性，没有人能够从普遍启示中认识神。

　　以上的观点出自唐崇荣牧师的《启示与真理》，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在圣经特殊启示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宗教和文化能够认识神，人类走出伊甸园的那一刻，就注定和神隔绝。除非神亲自将祂自己启示给我们，否则没有人能够认识神。所以，中国古代典籍里的“上帝”怎么可能是基督教的上帝呢？事实上，那只是中国古人对普遍启示的错误认识罢了，就像其他文明的宗教和文化一样。

　　世俗学者们的知识论是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的混合物，他们往往使用宗教-历史方法，对各类宗教和文化进行比较，因为某些共同点，就认为彼此等同、有关联，然后得出令人咋舌的结论，这等于否定了基督教启示真理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区别。 在宗教-历史的研究中，泛巴比伦文化研究是典型，挖出一大批巴比伦史料，和《圣经》一对比，发现有一点点像，于是就认为圣经是摩西收集了当时的传说自己创作出来的。请问，您的逻辑在哪里？最起码应该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吧。

　　我们可以推测，从创世源头来说，整个人类都对上帝有原始的记忆，在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之前，人类共享着这些原始记忆，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无法真正认识上帝，所以才有了各种错谬的偶像崇拜宗教以及异教文化，中国古代典籍里的宗教正属此类。

　　事实上，在很多古代文明里都有至高神的概念，非洲、美洲、蒙古、澳洲等地，人们相信一位超越、良善的至高神，与此同时充满了迷信和巫术的宗教实践（《启示的哲学》巴文克），这和中国古代类似，除了祭拜至高神“上帝”之外，还会祭拜各种河神、山神，以及祭拜自己的祖先。我们能说其他文明中的至高神，也是《圣经》中的上帝吗？

　　利玛窦的时代，还没有古近东考古学，他不见得有现代学者这么无知无畏，他当初与儒家士大夫论战，传福音的动机更大一些。然而，到了中国的专家学者、文化基督徒这里，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读过几本书的人，往往很容易有知识上的偏见和自负，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不是“因信求知”，更无视《圣经》的权威和大公教会的属灵遗产。他们使用研究世俗学问的方式，对《圣经》随意发挥和解说，真是极大的亵渎。

　　前面提到的重要学者，吴雷川、赵紫宸、刘廷芳、王治心等这些人，在神学上都是自由派，用王明道的话说更直接，他们都是“不信派”。这些人顶着学者、博士的头衔，到处胡说八道，我在信主之前看过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大跌眼镜，这个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水平还不如一个勤快的慕道友。

　　当下，“基督教中国化”的口号越来越响，好些专家学者、文化基督徒有意无意都参与进来了。是传统文化情结作祟？是民族主义情绪？是理性的自负？我们必须说，基督教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基督教是上帝的。作为跟随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警惕这些声音，这些声音要么温文尔雅，要么激动人心，往往打着沟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甚至用更加属灵正确的言辞说什么有益于传福音。然而，真理就是真理，是绝对的、排外的，不是相对的、混合的。

　　东亚文化圈最容易敌基督，天主教进入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电影《沉默》里有体现，天主教最终和日本本地的神道教、佛教混合起来，变得模糊不清。唐代景教也是类似，借用了很多佛教和道教的文化元素，经过两百年的流传，最后完全被中国文化同化，消失殆尽，无法辨认。这样惨痛的教训，我们不得不警惕呀！

　　基督教入华几百年，当初翻译《圣经》使用中文“上帝”一词，但如今这个词已有了新的内涵，完全和中国古籍的“上帝”没有关系，专家学者、文化基督徒们要谨慎一些，因为当我们在谈论上帝的时候，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本文来自《麦琪的礼物》微信公众号，作者：丁书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