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作者：未知
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作家就在文学作品中尝试采用基督教观念为其输入新的意识与内涵，结合不同时期基督教被中国作家接受的情况，主要从博爱精神、忏悔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表达，并分析了由此而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新维度及其具有的意义。五四时期，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之一，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念得到了新文化运动先驱的认可和推崇。从启蒙大众，重铸国民性的角度，基督教的“信、望、爱”被赋予塑造民族精神、建构新民道德的使命。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都曾撰文考察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纯情感”呼吁中国新文化建设应该吸收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观念，主张人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浓厚的情感与我合一”；出于对基督教宽恕、不争、仁爱等思想价值的认同，胡适主张对基督教采取容忍和了解的态度，希望借此建立尽力于社会，谋人群的幸福的“真宗教”；周作人“人的文学”所主张的“人道主义”以“爱人类”为基本内容，就是基督教“爱邻如已”观念的体现，表明了重视基督教思想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启示意义。可见，在五四时期，基督教精神成为了文化先驱思考建构现代人格和新文学精神的一个价值基础。
基督教是一种宣扬爱的宗教。“在源初基督教的意义上，上帝乃是出于爱才创造了世界”，这种爱不是狭窄的爱和相对的爱，而是普世的爱、超越的爱和博爱。基督教爱的内涵在上帝之爱中得到完美体现。上帝不仅创造了自然万物和人类，而且为了拯救堕落的人类，不惜派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领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所以《圣经》说：“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在这种爱的光环之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谁，无论他或她曾经是一只多么污秽、不洁的迷羊，上帝都要使其得到救赎。上帝不仅以自己的爱唤起世人对他的爱，更以爱将世人连接在一起。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通过爱发生联系，人的生存不再孤独、空虚，人在爱的交流中获得生命价值和意义，爱为人生提供了价值和意义。
基督教对爱的超越性影响到一些中国现代作家，冰心是五四时期具有明确基督教信仰的诗人，早年她曾写下很多表达自己宗教情感的诗歌。比如《傍晚》、《夜半》、《黎明》、《清晨》等，作为宗教诗歌，这些作品表达的是诗人对上帝崇高的爱与赞美。冰心从自然宇宙的完美和谐中感受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奇，在神秘的宗教氛围中领悟上帝充满宇宙的爱：“上帝啊！你安排了这严寂无声的世界，从星光里，树叶的声音里，我听见了你的言词。你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人又在哪里？上帝是爱的上帝，宇宙是爱的宇宙。”（《夜半》）。冰心对上帝的崇爱不仅表现在对其创造自然万物的感恩，也体现在她对基督耶稣受难意义的理解上。在《客西马尼花园》、《髑髅地》、《他是谁》中，她描写耶稣受难突出耶稣对上帝的忠诚，最终颂扬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之爱：“上帝啊！因你爱我们——父啊，只照着你的意思行，阿们。”在感悟上帝之爱和表白自己对上帝的崇爱时，冰心体会到上帝就是爱，爱上帝所爱的就是爱，这样爱上帝与爱邻人就结合起来：“我和万物，完全是用爱濡浸调和起来的，用爱贯穿连结起来的，只因充满了爱，所以我对于宇宙万物所出的意念、言语、行为一切从心所欲，又无一不合于爱，这就是自由。”这样，爱就不仅仅是某种具体的心理感情，而且也是一种基本的生命态度和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尺。
忏悔来自基督教的“原罪观”。基督教文化认为“原罪”与生俱来，是全人类共同的罪性，人类只有认识自己的罪性并忏悔，才能走向回归上帝之路，最终获得救赎。忏悔一直是西方文学中一个持续不衰的重要主题，五四时期，基督教的忏悔精神为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纳入他们自觉的人格建构活动。陈独秀号召国人忏悔全民族自己所造之罪孽，以便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李大钊也对忏悔思想非常欣赏，对用文字表达忏悔意识尤其关注：“我们对于忏悔的人十分可敬，我们觉得忏悔文字，十分沉重，严肃，有光华，有声响，实在是一种神圣的人生福音。”
作为新文学抒情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庐隐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接受启蒙最早觉醒的现代“精神之女”。她以敏锐的思维、倔强的性格、清醒的意识和自身的生命体验，在感伤衰怨的基调中，庐隐以一颗充满爱和同情的心写出悲惨世界中下层人们的苦难遭遇。她真切地描绘不幸社会的悲苦人生，表达对不幸者的深深同情。抒写对黑暗世界的强烈愤感与不平，在她的眼中看到的多是世界的恶劣。她的作品充满了的色彩。不难看出，庐隐更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罪感内涵。庐隐真诚地相信，“我们这些人生焉也都有罪，除了信耶稣，不能逃出地狱，”
基督走上十字架是为了救赎世人。基督教强调人的罪性与罪身，而这一些都不能实现自我救赎。正因为人类不能实现自我救赎，基督才必须为人类而死，成为人类赎罪的羔羊。这也影响到中国人对于救赎的认识。
从20年代到40年代，作为西方文化思想两大源头之一的基督教思想逐渐渗透进中国作家的知识和精神结构之中，五四时期中国知识份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解读，可以看出他们对待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复杂心态。在当时独特的历史语境中，知识份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推崇，民族主义意识下知识份子的基督教的倾向，或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弘扬，或对有关基督教问题的思考，促进了中国社会对于救国救民问题的深刻反思，这不仅使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得到拓展，而且丰富了作品的意义内涵。在基督教文化的思考中包含着强烈的人性化追求，在深入思考宗教文化本质内涵的同时，更积极地思考着人性的本质内涵，提升了中国文学的精神维度，记录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印迹。
【来源】麦田福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