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原盼着我走出那“无奈”的地方，到外面的世界找“精彩”。我却发现，外面的世界更无奈。 我不仅从《大风歌》明白了汉高祖心中深深的无奈--大经历和大成就并不能改变人的这个命运;而且自己身边的事活生生地证明了这一点。那时候(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大学生可算“天之骄子”，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大都能留在大城市;但大学校园里居然时有自杀的事发生，其它颓废、堕落的事更是不新鲜!当我第一个寒假就把这样负面的消息带回家时，爹久久没说话，娘则为十八岁的我揪紧了心。

　　我明知读书没有太多的“意思”，还是被教导着做一个有“理想”的人，按着当时的时尚，试图用知识“充实”自己。虽然我并没有在书中找到黄金屋，却也多少找到了一些兴趣和暂时的慰籍。回头想来，我庆幸自己没有找到黄金屋(不要说黄金屋，实际上，出国之前连一间筒子楼也没有属于过自己)。我这样一个懒惰的白日梦者，如果不是生计的驱使，很可能会相当颓废。生活逼着我在无奈中挣扎，我却没想到，挣扎居然冲淡了无奈——最能在虚空无聊的人生中留下实在烙印的居然是苦难。记得1996年在北京读博士，我和妻子、三岁的儿子，一年之内般了三次家，最后落脚在骚子营一户农民的平房里。这种生活，把我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冲刷得干干净净;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最终把我赶到了大洋这边儿的这个国家，时间同时进入新的千年。

　　在美国一流的大学做研究，和“诺贝尔”获得者一起开组会，也许并不比在中国人的午餐盒中发现三明治更稀奇(也许现在国内的同胞反而更多吃西餐;前年回国才发现，自己太土了)。尽管我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与那些“须仰视才见”的大人物在一起却可以没有顾忌地发言，是这里的文化所鼓励的。然而，也正是因为与大师近距离接触，我彻底认识到，知识本身并不能给人带来实在的满足。研究中心的头就是一个“诺贝尔”，经费很多，却不幸得了癌症。当地有全世界最好的肿瘤中心，学校也愿意花任何代价给他治病。医生说：“您只要注意休息，就有很大希望治好。”可是，他根本无法休息，稍稍好一点儿，就玩命地工作。结果，六十岁就去世了，全世界的重要学术会议和刊物当年都发表记念文章——他死得似乎也很精彩。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去世的前几个月，他刚刚迎娶了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姑娘，是第四任太太!

　　这几年，学术界因为几位物理大师变得很“精彩”。其中，比较喜剧的是82岁的华裔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迎娶了28岁的新娘;悲剧一点儿的是，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加州高速公路上因疯狂驾驶而撞死人，被定二级谋杀罪。就连蜚声世界的物理学家霍金教授也不断爆料：一年多前，他接受采访，声称根据宇宙学可以断定“没有神”;最近他又声称，宇宙中最大的奥秘是女人!霍金没出名的时候(甚至刚出名时)，还言必称上帝!其实，霍金的研究，主要是“宇宙观”，不是真正的硬科学，更像形而上学，无法获诺贝尔奖。当然，这些看似滑稽的事并不损害我们对大师应有的尊重，但它们的确告诉我：科学里面没有为科学家预备“救赎”;所有的“精彩”都是“无奈”的伪装。人们拼命制造“精彩”，仅仅是为了逃避被“无奈”吞噬的命运。

　　亚历山大是一个哲人型的军事家和政zh i家，三十多岁就征服了世界，将希腊文化和哲学的影响推及世界。他看不起那些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将军，因为他们只知道购置地产;相反，他最佩服的是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因为这老先生从来都不干“正经事”，住在街头的管道里，与丧家犬一起生活，从垃圾中拣食物充饥。说起来，亚历山大比汉高祖刘邦所立的功业要大，但亚历山大死的时候，吩咐人在棺材两侧留出洞，使他可以把空空的双手伸出来，让世人看他的无奈。

　　圣经《传道书》2：12-17

　　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作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记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无奈黄金屋

　　本来，爹和娘为我这个长子预备了一间屋。那是我家第一间所谓的瓦房(砖基、土墙、瓦盖顶)，以前都是浑土房;多年后村里才开始有人盖砖房。自从我进了城，这屋子就不是我的了，好像我这个读书跳出龙门的儿子自然会有“颜如玉、黄金屋”似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要在大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谈何容易——有人愿意嫁给我这穷光蛋实在需要一点勇气。

　　1991年硕士毕业时，我除了有一个“颜如玉”，什么都没有：不但没有钱、没有住房，甚至也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因为我的专业太不实用)。尽管没有“黄金屋”，我的“颜如玉”还是嫁给了我;是真正的裸婚，比现在的小夫妻裸得彻底的多。靠打工买房显然不可能，就萌生“下海”的念头。有过几次作买卖的经历，情节大同小异。典型的一次是去白沟批发市场，看到洁白的袜子，五毛钱一双，以为自己赶上了发财的机会，就倾囊吃进，扛着回北京，准备在夜市上摆摊儿零售。从长途汽车下来，要换地铁的时候，发现连买地铁票的五毛钱都没有了。于是，拿出一双洁白的袜子，对旁边一个人说：“大哥，给我买个票吧，我给您一双袜子。”那人给我一张票，瞥了袜子一眼，却没接。我感觉不妙，拿到公主坟夜市去卖的时候，才发现那袜子根本没人要。我只好留给自己穿，一天穿两双，个个穿露底儿。

　　四年后的一天，妻子对我说：“咱别折腾了，住筒子楼我也认了;我看准了，你只有一样事做得来 。”我却犹豫不定，最后，禁不住她连哄带拉扯，我跟着她去了科学院与北大的联合招生洽谈会。于是，1995年开始读博士，又回到学术这个无奈的象牙塔。1998年从北大毕业，暂时进了中科院的博士后流动站，一家三口才有了一个临时住处。2000年出站的时候，按规定本应该从博士后公寓搬进筒子楼，命运却把我带到国外。后来才知道，北京的房屋从那时年年窜升，如果不出来，我就只能望屋兴叹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