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斯理的神学取向
卫斯理的神学取向
——卫斯理对当代中国教会的启迪
在今日再思卫斯理兄弟(约翰?卫斯理,1703-1791;查理?卫斯理,1707-1788)及其神学,是恰当而必要的,因其对当代中国教会有多重的鉴戒与启迪。
卫斯理兄弟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与今天的中国类似,都是社会飞速变革的时代。工业化和城镇化,一方面产生了拥有大量财富的新兴资本家族群,另一方面,也把大量矿工与农民,抛在贫困线上挣扎。社会两极分化,道德破产,酗酒、赌博泛滥,弃婴随处可见。底层民众感到绝望无助,怨戾之气浓郁,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然而,英国最终避免了法国大g e命暴力、流血的大破坏模式,和平实现了制度变革,平顺进入现代化。这种良性的制度变更,卫斯理兄弟功不可没。
法国历史哲学家埃利?阿莱维(ElieHalevy,1870-1937。编注),比较英、法两国从专制过渡到民zh u的过程,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相信经济状况决定人类的历史命运,那么几乎可以肯定,19世纪的英国,比起所有其他国家,更应该爆发政zh i和宗教g e命。”(注1)
当时,无论是英国宪法,还是作为国教的圣公会,都已无力挽回英国社会的暴力趋向。然而,当时一种“不从国教”的信仰力量(ReligiousNonconformity),挽救了英国,没有像法国一样,产生类似雅各宾主义的极端暴力专政。阿莱维所谓的非国教信仰力量,就是卫斯理兄弟领导的19世纪英国大复兴!
按照圣经“从果子辨认树之本质”的实效认识论,循道会领导的英国大复兴,既已产生如此宏大而正面的社会效果,必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借鉴。本文尝试先探讨卫斯理神学对当代中国教会的意义。
卫斯理与预定论
毋庸置疑,卫斯理遵循的是阿米念神学(Arminianism)。阿米念主义在神学系统的完整性方面,显然比不上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卫斯理也从不认为自己以系统神学见长。他侧重的是信仰的实践与经验。且在牧会、布道、宣教等事工中,对加尔文主义的逻辑体系提出了质疑。(参:方镇明,《在夹缝中,追求合一》,《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编注)
综观神学历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他力救赎理论。大公信仰大都侧重上帝在救赎过程中的全能与主动。人是处于堕落与被动境地的救赎对象。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等神学家们的观点,莫不如是。
只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把救恩论中的神性因素绝对化。作为被救赎的人,在救恩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自由与贡献,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力。人,在加尔文神学中,被物化为完全被动的救恩受体。卫斯理认为,这显然与人作为意识主体的存在特点,并不相符。
卫斯理试图修正加尔文主义的极端色彩,还原圣经阐明的、人作为救恩受体的责任与使命。他在《白白的救恩》的讲章中指出,预定论是危险的教义,损害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从根本上否认了救赎、宣道、圣洁、行为、德行、安慰、盼望等诸多信仰要义。他认为: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所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个信息:基于永恒、不变、不可抗拒的神圣旨意,特定的一部分人类总会得救,而特定的另一部分人类总会沉沦。前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失落救恩,后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得到救赎。”
“……对于那些预定得救的人,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讲道,他们总会得救的……对于那些预定被弃的灵魂,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如此看来,我们的讲道是多余的,你们的听道也是多余的。”(注2)
卫斯理看救恩
卫斯理毕生致力把信仰建造在圣经的基础上,他相信救恩完全是基于上帝的能力与恩典。他只是不被特定的神学理论所禁锢。
卫斯理在艾德门街的重生经历(AldersgateExperience),是因为有人在会上宣读了马丁·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言,使得卫斯理的内心,莫名其妙地温暖起来(strangelywarmed)。在那一刻,卫斯理确信“唯独基督,给了我得救的确据。基督带走了……我所有的罪,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注3)
从此以后,“因信称义”成为卫斯理毕生服膺并传扬的真理。他丝毫不怀疑上帝的全能与崇高。然而卫斯理认为,上帝的全能,必须与上帝的其他属性放在一起理解——尤其是上帝的慈爱与恩典。单单强调上帝的全能,往往会阻碍和损害我们对自身责任的理解。
卫斯理认为,上帝的意志自由,植根于上帝的慈爱属性。预定论片面强调了上帝的意志自由,得出的结论因而与上帝本性的慈爱、良善相互抵触。卫斯理相信,上帝的全能应当包容、允许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这样的神观,非但丝毫无损上帝的荣耀,反而“无限深化我们观念中的神圣智慧、公义和怜悯”(注4)。
透过卫斯理看加尔文主义
卫斯理对于加尔文预定论的质疑,对于中国教会有着现实借鉴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宗神学在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流行,不少教会面临神学甄别的挑战。这令人喜忧参半。
令人喜的是,当代中国教会开始认真思考神学取向,许多教会选择博大高深、体系完备的加尔文主义作为信仰传承。令人忧的是,加尔文主义的抽象性与复杂性,导致一些教会陷溺于教义争论,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和外宣热情。还有些人标榜自己为纯正加尔文主义者,对教会牧长指责、非难,对弟兄姐妹批评、论断,对非改革宗教会诋毁、非议,在教会内外分门别类,结党自义,破坏教会合一,使得本已外患重重的新兴城市教会,更加举步维艰。
如何正确评估加尔文主义,汲取精华,淡化其僵硬教条色彩,使其成为切合时代及本土需要的理论资源,这是当代中国城市教会面对的紧要课题。卫斯理的思考和实践,正提供了极佳的视角和切入点。把卫斯理神学介绍给当代中国教会,有助于当代中国教会建立平衡、注重实践的信仰传统。
笔者毕业于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TheologicalSeminary),深受加尔文神学传统的恩泽,也很庆幸自己在这样一个持守圣约传统的学院里,打下纯正的信仰根基。迄今为止,加尔文仍是我最认同的神学家之一。同时,我也理解卫斯理对加尔文主义的批判。我相信,批判性地继承,是对优秀理论体系最合宜的态度。
故此,我不揣冒昧,对加尔文主义所呈现的绝对和极端倾向,作出如下几点批判,供所有热爱加尔文神学的朋友参考:
一、违背悖论性的神学思考模式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违背了悖论性的神学思考模式。
对基督教神学稍有认识的人,都不难发现神学命题的悖论性特征。比如,上帝三位一体论、基督神人二性论、圣经的双重作者论。这些“两者兼是”(Both/And)的命题模式,超越了非此即彼(Either/Or)的逻辑排他性,因为,上帝的神性超越逻辑、道德等人脑思维范畴。
在救恩论问题上,加尔文双重预定论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牺牲人的能动性为代价,追求逻辑思维的严密与完整,打破了“两者皆是”的悖论性神学命题模式。倒是卫斯理神学保留了救恩论的内在悖论性张力。故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方法论方面,卫斯理比加尔文更符合神学思维和圣经教导。
这一点,在释经实践中可以得到印证。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常常需要强解某些圣经章节,来维护其教义体系的逻辑完整性。而卫斯理神学则可以从容面对同样章节,并从这些章节中找到践行信仰的动力。
二、视角错位
预定论者假想自己处在上帝的位置,用神性超越的眼光,洞悉历史过程。
如果能从超越、永恒的角度俯视历史,世间一切确实洞若观火,赤露敞开,透明澄澈。但问题是,谁胆敢宣称自己具备这样的眼光和视角呢?要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29:29)。
人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无可避免地裹挟在历史过程之中,并不具备那永恒、超越的观测角度。即便是基督徒,拥有上帝的圣言启示,但上帝的拣选仍然奥秘,无人能尽数析透。
再者,历史尚在展开过程之中,没有人配充当末世终点的审判者,对救赎与灭亡这种生死大事,作出任意而抽象的判断。
总而言之,预定论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安置在永恒、绝对的角度,评判时间过程中的历史现实——那是上帝才具备的视角,任何人以这样的立场自居,都是僭越。
三、判断标准误置
预定论者力图绕过表像抓住本质,绕过行为直指人心。然而,这并非圣经启示的认知途径。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认知方式,乃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6,20)。因为,“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路》6:44),“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太》7:18)。
“果子”在圣经里,通常喻指行为、效果、性格、生命。为何不能从“根”判断树的好坏?因为根代表本质。上帝并未赋予我们绕过表像、直接认知本质的能力。
倘若我们无视人的行为特点或生命特质,凭空妄断这个人被拣选、那个人被弃绝,显然不仅有悖常理,且不符合圣经教导。
“根”代表的是可能性,“果子”所代表的是现实性。并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必然转化为现实性——举例说,并不是所有无花果树,都结无花果。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咒诅那棵光长叶、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可》11:12-14,20-26;《太》21:18-22)。果树要多结果,“根”固然重要,“树”本身的生长、发展过程也很重要。这个生发过程,包含了果树本身的创造性参与。因此,卫斯理恩典理论,既包含先在恩典(PrevenientGrace),也包含责任性恩典(ResponsibleGrace)。
注:
1.ElieHalevy,HistoryoftheEnglishPeopleintheNineteenthCentury.TranslatedbyE.I.Watkin(London:ErnestBenn,Ltd.1949-52).J.B.Brebner,“Halevy:DiagnosticianofModernBritain,”Thought23(88),pp.101-113.
2.JohnWesley,JohnWesley’sSermon:AnAnthology,editedbyAlbertOutlerandHeitzenrater(Nashville,Tennessee:AbingdonPress,1987),52.
3.HenryRack,ReasonableEnthusiast:JohnWesleyandtheRiseofBritishMethodism(Nashville:AbingdonPress,1993),144.
4.JohnWesley,TheWorksoftheRev.Mr.JohnWesley,A.M.withtheLastCorrectionsoftheAuthor,EditedbyThomasJackson.3rdEdition.14volumes(London:Wesleyan-MethodistBook-Room),X:230-4;VI:317-18.
作者来自江苏,西敏神学院毕业,目前在美国麻州某教会任牧师。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67期